中國人是聰明的，增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心，還證明了中國在科研領域可以和西方發達國家相競爭，甚至在壹窮二白的基礎上做出世界壹流的成果。
40年來，圍繞這項工作，已經出現過數以千計的各種形式的報道。但是，在這個為期六七年的研究中，還有壹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其中，被探究得最少的可能是1960年前後的“大兵團作戰”。
以科學家為中心
人工合成胰島素課題於1958年12月底正式啟動。由於工作非常艱難、工作量非常大，而自己既缺乏有機合成經驗，人手又不夠，所以剛壹開始，課題的首倡者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就先後請求與中國科學院有機化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化學系有機教研室合作。有機所不肯加入，而北京大學很快就同意了。經過幾輪磋商，1959年3月，生化所和北大化學系簽定了合作協議。剛剛於1958年由生化所協助建立的復旦大學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參加胰島素合成工作。生化所不太願意，只同意讓它參與做壹點天然胰島素的制備工作，沒把它列為正式的協作單位。
北京大學的相關工作由有機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研究組組長張滂教授領導。他們和陸德培等4位青年教師、季愛雪等4位研究生壹道，帶領有機專業的十多名應屆畢業生以畢業論文的方式開展合成研究。而生化所則建立了由鄒承魯、鈕經義、曹天欽、沈昭文等人分別負責的5個研究小組，他們各帶了壹批年輕的科研人員，分頭探路———因探路成功而壹直延續下來了的只有由鄒承魯負責的天然胰島素拆、合小組和由鈕經義負責的胰島素肽鏈有機合成小組。
經過壹年的探索，到1959年底時，他們雖然未能像早期計劃的那樣完成胰島素工作，但也已獲得拆、合天然胰島素等幾項重要的成果。這不但基本解決了合成工作大的路徑問題，還給壹些領導幹部造成了該研究只剩了“堆肽”技術活的印象。
北京大學開展群眾運動
就在這時，“反右傾”運動迎面撲了過來。就像“大躍進”運動導致了胰島素人工合成課題的提出壹樣，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也影響了胰島素工作的研究方式。作為直接的導火索，它給胰島素工作帶來了壹種富有時代特點的科研方式———“大兵團作戰”。
很多年以來，北京大學壹直處於時代的漩渦中心，這壹次，又率先響應了上級的號召，最早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1959年底，在新調來的系黨總支書記的領導下，化學系的學生對自己的老師展開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們信心不足、固步自封、按部就班、有名利思想、走白專道路、奉行“爬行主義”、小團體主義和本位主義，在科學研究方面搞神秘論，把科研工作進行得“沈沈悶悶”、“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結果之壹是胰島素合成工作的領導班子被徹底改組：原來的領導人中，張滂被開除出胰島素合成隊伍，留下來的邢其毅也因為“對合成胰島素不積極”而不再對這項工作具備發言權。改由1958年才畢業留校的壹位青年教師負責業務工作；1960年4月時，又有十多位同學提前3個月畢業，作為“會戰組”黨支部委員加入了領導班子；新來的系黨總支書記直接領導他們。在這些缺乏科研經驗的新班子的指揮下，北大化學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師生”***約300人“參加了這場科研大戰”，壹大批“連氨基酸符號還不認識”的青年教員和三、四、五年級學生成了胰島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軍”。他們“從無到有，從不會到會”，“不懂就學，遇到困難就學毛主席著作”。
在這些人看來，合成多肽是壹件非常簡單的事：“把兩段多肽倒到壹起，就叫合成了壹個新的多肽———也沒問是否發生了反應，具體產物是什麽東西。”邢其毅等“老”科學家和原來那些比較“右”的青年教師當然不太認同那些做法，但他們不敢說，只能根據組長、小組長等人的指示執行屬於自己的工作。於是，北京大學的進展奇快，“僅用兩個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個肽段”；再花兩個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就“用兩種方法同時合成了胰島素A鏈上的12肽”；隨後，於“4月22日合成了A鏈”。
受北大化學系群眾運動的激發，1960年1月下旬，“在整風反右傾的基礎上”，生化所也開始大量抽調工作人員支援原有的兩個研究小組。經過幾次“苦戰十晝夜”，他們也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鏈30肽”。
復旦大學加入競爭
正當北大化學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競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復旦大學生物系橫空殺了進來。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復旦大學黨委的支持下，復旦大學生物系某黨支部委員組織了六七十位師生(其中2／3是壹至三年級的學生)，開始另起爐竈，單獨籌劃胰島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為了迎接市工業會議的召開”，他們“進壹步大搞群眾運動”，組織了120名師生——包括復旦大學生物系生化專業四個年級所有的大約80名學生——“邊幹邊學”，熱火朝天、不分晝夜地進行胰島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學生所做的類似，都不對中間產物作分離和鑒定，只是拼命往後趕。當時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權副教授比較內行，但她被擱到了壹邊，對這項工作沒有發言權。於是，復旦大學所報出來的進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鏈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穩定基礎研究工作為重要主題的中國科學院第三次學部會議在上海舉行。在這個會議上，由中科院生化所、北京大學化學系、復旦大學生物系三個單位所主演的胰島素合成戲劇達到了高潮：它們先後向學部大會獻了禮，分別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島素B鏈、A鏈以及B、A二鏈！北大的代表還乘飛機把自己合成的A鏈帶了過來。聽到這些振奮人心的消息，聶榮臻、郭沫若等領導興奮異常，他們不但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還於當天晚上在中蘇友好大廈為全體相關人員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宴，只留了拆、合小組的杜雨蒼和張友尚在實驗室裏進行人工胰島素A鏈和人工胰島素B鏈的全合成工作。聶榮臻和大家壹道都在那兒等著，要求他們壹出成果，馬上敲鑼打鼓過去報喜。新華社也已經寫好了報道稿———標題為“揭開生命現象的神秘面紗我國對人工合成蛋白質已建功勛”。壹切都只等他們的好消息。但直到宴會結束，垂涎欲滴的他們也沒有離開實驗室。
4天之後，拆、合小組仍沒能合成人工胰島素。這時，復旦大學又爆出喜訊：他們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島素！上海市長隨即在人民廣場宣布了這件大喜事。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們給北大發指示，說：咱們搞北京牌的胰島素；中國那麽大，搞兩個胰島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驗證。要求北大也進行B鏈合成，也單獨合成胰島素。於是，北京大學只好於1960年5月1日“又開辟了第二個戰場”，成立了新的B鏈組，大搞B鏈的合成。
科學院開展“特大兵團作戰”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競爭也給中國科學院黨組帶來了很大壓力。為了在競賽中勝過高等教育部，在院黨組正、副書記張勁夫、杜潤生的親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黨委書記王仲良決定親自掛帥任總指揮，組織了由有機所黨總支書記邊伯明任副總指揮，生化所所長王應睞、有機所代所長汪猷、生化所副所長曹天欽任正副參謀長，生化所青年科技工作者李載平任具體指揮，生化所黨支部書記王芷涯負責後勤保障工作的指揮部，指揮生物化學所、有機化學所、藥物所、細胞生物學所、生理研究所等五個研究所進行“特大兵團作戰”。在當晚舉行的“第壹次司令部會議”上，生化所黨支部提出，“要以20天時間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搶時間，在“半個月內完成全合成”。最初不肯參加這項工作的汪猷接著表態：“既然分院黨委決定，我們立即上馬……半個月太長，要在壹個星期內完成。”就這樣，在有關領導“這是壹個重大的政治任務”、“拿不下來就摘牌子”的敦促下，科學院上海分院開始了風風火火的群眾運動。
5月5日，相關研究所***派出344人參加這項工作。他們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組的正常建制，組成了壹個混合編隊，下屬多個“戰鬥組”，統壹安排。戰鬥組組長壹律由青年人擔任，原來擔任組長的研究員改當組員；生化所壹個肽組的組長甚至是壹位連多肽都未見過、新近從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過去的進修生。他們“采取了壹日二班制的辦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線。雖然有很多人並不願意放下自己手頭原有的研究轉到這項工作中來，但既然黨的領導幹部在親自指揮這項工作，他們也普遍表現得很積極。很多人“每天除了幾小時的睡眠，其他的時間都在試驗臺旁度過”；“有人甚至把鋪蓋搬進實驗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藥品，根本不顧及自己的身體健康。還有些工作骨幹“甚至兩天不睡”，以至於領導下決定“必須……安排骨幹分子的休息睡眠”。
可胰島素人工合成畢竟是基礎科學研究，和軍事鬥爭、工農業生產有壹定區別。在這裏，“壹個人卅天的工作等於卅個人壹天的工作”並不成立。這麽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壹個月，依然沒有實現最初的目標。50天後，人工合成的A、B鏈終於“正式進行會師”，可非常令人遺憾，“總的情況是人A人B(編者註：人工合成胰島素A鏈、B鏈)全合成沒有出現活力”。不但如此，在隨後的20天內，“合成A鏈進行三次人A天B(編者註：人工合成胰島素A鏈、天然胰島素B鏈)測定，結果均無活力”。
王應睞壹直心懷整個國家的生化事業，對這種費錢、費力而不討好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將其停下來。1960年7月底，他終於鼓起勇氣向中國科學院黨組的領導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強調人太多沒有好處，專業不對口的在裏面起不到什麽作用，還是應該減少壹點，讓隊伍精幹壹點，都是熟悉業務的人，這樣進展會更快。張勁夫和杜潤生與科學工作者是比較貼心的，發動大兵團作戰壹段時間後，見效果不明顯，就認真考慮了王應睞的建議。
於是，“1960年7月，杜潤生同誌指示說，大兵團作戰，搞長了不行，應精幹隊伍”。隨後，“經過三天大會，總結辯論，生理、實生、藥物三個所下馬，留下生化、有機兩個所”。剩下兩所的參與人數也逐漸減少，到年底時，生化所只剩了“精幹隊伍近20人”，“有機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萬元的昂貴學費後，科學院的大兵團作戰就這樣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學化學系、生物系參加胰島素工作的學生沒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們還在繼續工作。終於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鏈，自己測試有活力，於是把它們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兒之後，它們又失活了！10月下旬，生化所決定派杜雨蒼和張友尚過去“學習”。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學所用的測試方法是不規範的！誰也不知道他們“合成”的究竟是什麽，惟壹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島素A鏈！60萬元的巨額經費已經用盡，結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員傷病還相當嚴重———其中，有3個學生被嚴重燒傷；有60多個學生得了肺結核———工作當然無法進行下去了。連總結都沒做，北京大學化學系的大兵團作戰就這樣鳴金收兵。
復旦大學生物系的情況與北京大學的類似，也是因為經費等問題而於1960年下半年停止。
“大兵團作戰”階段所獲得的產物，除有機所還留了壹點用於繼續提純和分析，後來還陸續整理出了幾篇論文外，其他單位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學生轟轟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幾個月，所收獲的恐怕就是失敗的教訓了。
作為那個時代所獨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團作戰”本身是很值得關註的。輕視原本就非常少的專家，由領導幹部直接指揮不懂行的群眾用搞運動方式做研究，這是中國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獨特創造，也確實實踐了當時壹些領導所設想的“無產階級的科學道路”。但遺憾的是，在胰島素工作中，這條研究道路行不通。
腳踏實地終獲成功
“大兵團夾擊胰島素”遇挫之後，國家也已進入調整時期。在“調整、充實、鞏固、提高”八字方針的指導下，開始允許科研人員和教師做自己感興趣的工作。於是，有機所的壹些研究人員表示要再次“敲鑼打鼓”把這個課題“送還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絕大部分參與者也心灰意懶，希望下馬這個課題。北京大學化學系的情況也類似。但聶榮臻、王仲良、張龍翔、汪猷等多級領導人堅決不同意這樣做。在他們的要求和命令下，中科院和北京大學的胰島素工作分別持續了下來，只是把隊伍精幹到了總***20多人——北大最少的時候只剩兩個人，而中科院方面也只剩了壹二十人，他們大部分都為早期的參與者——工作方式也恢復到了以前冷清、緩慢而腳踏實地的狀態。
在國家科委的撮合下，1963年底，北京大學化學系和中科院有機所、生化所又開始重新合作———北京大學化學系主要負責合成胰島素A鏈前9肽。又經過兩年時間，到1965年9月17日，他們取得了人工胰島素結晶，終於完成了胰島素的人工合成。換句話說，在研究人員和研究方法都基本恢復到了先前走所謂“資產階級的科學工作道路”時的狀態後，他們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