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後期，清政府統治集團中壹部分洋務派官僚為強化地主階級統治，有限度地采用西方生產技術而創辦的近代企業。是中國人采用機器生產經營近代企業的開始。 洋務派的企業全部是官辦企業。
軍用企業
清政府從1864年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後，到1911年，40余年中，相繼在上海、南京、福州、天津、蘭州、濟南、漢陽等地創建了26個制造局（亦稱機器局），制造槍、炮、彈藥、兵船和修配武器。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南制造總局（1865）、福州船政局（1866）、天津機器局（1867）和湖南紡織廠（1890）大型軍用企業的創辦經費和常年經費都賴清政府中央的財政撥款。
1870年代以後，各省籌款建立的制造局大都是中小型的生產單位，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蘭州機器局（1872）、山東機器局（1875）、吉林機器局（1881）、臺灣機器局（1885）、奉天制造局（1894）和北洋機器局（1904）等。軍用企業的產品不
進入市場，都由清政府直接調撥給駐紮在各地的軍隊、炮臺使用。這些企業不計算盈虧，也不進行積累，生產的擴大或縮小不決定於企業自身力量，而取決於清政府的財政撥款。所以，這些企業雖然運用機器生產，也集中了相當數量的雇傭工人，但從其主要方面來考慮，乃是略帶若幹資本主義因素的封建官營企業。
民用企業
近代軍用工業興起後，急切需要相應的燃料工業、礦冶工業和交通運輸業作為進壹步發展的條件。同時，軍用企業的龐大支出，也非日見窘迫的清政府財政所能繼續維持。所以，到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便積極轉向經營航運、礦冶、紡織、電訊、鐵路等民用企業，期望開辟新的財源。
洋務派企業從70年代到清末的40年間，洋務派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組織形式，經營民用工礦企業大約50余處。官辦民用企業數量不多，較為重要的有臺灣基隆煤礦、蘭州織尼局、湖北織布官局、湖北漢陽鐵廠等，大多成效較差。官督商辦企業在洋務派民用企業中居重要地位，在煤礦企業中有13處，金屬礦企業中有21處。近代煤礦中，如直隸開平煤礦、江蘇利國驛煤鐵礦、安徽池州煤礦、江西萍鄉煤礦；金屬礦中，如黑龍江漠河金礦、湖北大冶鐵礦等都是在近代礦冶業的開發中較有成效的單位，其中尤以開平煤礦和漠河金礦成績突出。其他如航運方面的輪船招商局、電訊方面的電報總局、紡織方面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鐵路方面的中國鐵路公司，都是官督商辦企業中經濟效益比較顯著的單位。至於官商合辦企業在甲午戰爭之前有所嘗試,如修建臺灣鐵路,規復在中法戰爭中被破壞的基隆煤礦及籌建湖北紡紗局等，都壹度采取官商合辦方式，但在經營過程中，商股深感官權太重,並且在企業管理的權限和發展方針上,官商雙方常常存在著尖銳矛盾，以致商股大多中途撤退。甲午戰爭以後，商人對官商合辦企業仍很冷淡,據統計,從1895～1911年，全國新設資本在壹萬元以上的廠礦有503家，屬於官商合辦的只有31家。
洋務派經營的民用企業，以商品生產為目的，吸收私人資本，追求利潤，反映了早期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這些企業的經營，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外國資本主義經濟侵略起了抵制作用。所以，與官辦軍用企業相比較，洋務派民用企業的創辦和經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帶有積極意義的現象。不過洋務派推行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兩種組織形式，都是把代表封建集團利益的“官”和要求發展資本主義的“商”兩種社會力量糅合在壹起，“官”“商”在企業的經營方針和管理方法上格格不入，極不利於資本主義企業的順利發展。而官督商辦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企業內官權的膨脹。
到19世紀80年代後期，在壹些原來以商人為主要主持人的洋務派企業，如輪船招商局、機器織布局、電報局等，都先後進行了重大改組，將企業領導權過渡到封建官僚的直接掌握，反映了洋務派官僚集團對近代企業的控制。社會輿論壹再抨擊這種“本集自商，而利散於官”的現象。這種現象嚴重挫傷了私人資本投資近代企業的積極性，也表明了洋務派參預近代企業的活動，在實質上不是為了發展中國資本主義，而是借以鞏固封建階級的統治。但是，在中國出現的新的生產方式和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應用，又大都是與這壹時期創辦洋務派企業活動密切聯系在壹起的。因此，從這壹意義上說，洋務派企業的經營對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在客觀上是起了壹定的歷史作用的。 從七十年代開始，洋務派又先後向外國派出留學生，去吸取西方科技之營養，以期為祖國的獨立與富強作出貢獻。鐵路工程師詹天佑、飛機設計師馮如以及改良派代表人物嚴復等是留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學成歸國後為祖國發揮光與熱。洋務運動期間，留學回國後發揮的作用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洋務派創辦近代企業和引進西方科技的實踐也培養出大批新型知識分子。近代科學家華蘅芳、化學家徐壽就是在辦洋務的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在許多領域代替洋工程師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國產軍都是由他們制成的。新式海軍艦艇的管帶、大副也大都由留學生擔任，中國第壹條獨立修築的鐵路——京張鐵路，也是留美學生詹天佑設計修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