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校門口的出租車上拿出手機撥通了妻子的電話。他放低了聲音。“進來看看劑量怎麽樣？”
“劑量”是他和他妻子的暗號。為了不引起車上兒子的懷疑，他們告訴他這次來雲南是借父親出差，順便讓山上的“老中醫”看看兒子身體有沒有問題。
這是西北某省會城市的壹個公務員家庭。家裏的獨子在家厭學，整天沈迷遊戲。這對夫婦不得不騙他們的孩子去上學。簽完合同，夫妻二人悄悄離開，12歲的兒子留在學校。
醜小鴨中學是壹所招收網癮、厭學、自殺自殘傾向、叛逆等各種問題兒童的民辦初中。2011年，14年任湖南公學校長的詹大年跳出體制，來到雲南，為不適合傳統教育的學生創辦了這所學校。過去十年，2000多名“問題兒童”從醜小鴨畢業。
每年9月中下旬，普通中學開學季已過，醜小鴨中學迎來招生高峰，幾乎每天都有新生入學。這些孩子大多來自經濟優越的城市中產家庭，有的甚至曾經是當地重點中學的學生，卻因為種種原因“在傳統教育體制中滑落”。
在校長詹大年看來，醜小鴨中學不是壹劑良藥，不能馬上改變壹個孩子，而是盡最大努力抓住他們，“回歸正常生活”。
18年9月，壹名大壹新生入學。按照學校慣例，會派幾個老同學來接待他。女孩順手牽起新同學的手。新京報記者李
“作弊”的學生
“妳不接我，我就替妳去死！”中秋節前兩天，14歲的男孩郝偉在電話那頭歇斯底裏地對著父親哭。幾個同學把他擠進心理咨詢室，開始勸他。
郝偉來自湖南壹所重點民辦中學，父母都是外企高管。來醜小鴨中學之前，他輟學在家沈迷遊戲。他還被診斷患有抑郁癥和焦慮癥。父親和他商量，雲南有個學校，學習壓力沒那麽大。可以體驗壹下。如果壹個月還是不喜歡，可以選擇回來。
壹個多月過去了，他爸爸也沒來接他。郝知道，送醜小鴨來的孩子通常會呆上壹整個學期。
在醜小鴨中學，大多數孩子都是被父母以旅遊、探親等各種借口“騙”走的。醜小鴨中學副校長劉洋記得，壹個警察局長用繩子把她的孩子捆起來，放在學校門口，壹位當醫生的母親給她的孩子服用少量安眠藥。
家長處理不了，學校就派老師直接在家接。某學校負責後勤的老師馬哥，接送學生經驗豐富。開車去學校的時候，他會經過壹個寫著學校名字的牌子。馬哥會提前在車上扔東西讓學生把頭埋進去分散註意力。
醜小鴨中學的生活和郝偉原來的學校完全不同。以前每天六點起床，七點半上第壹節課，十點晚自習，壹周休息壹天。每天從早到晚寫論文，他形容自己有壹張“死魚臉”。在醜小鴨中學，學習進度很慢，沒有作業。壹個學期中間和期末只考兩次。“課堂紀律散漫，學生也不怎麽學習。”
郝偉覺得自己不屬於這裏。平復情緒後，郝偉開始給父親寫信，希望能送些教具。“只有教具在身邊，我才會覺得不那麽焦慮。”
廣東女孩韓雲不理解郝偉的焦慮。這是她第二次去看醜小鴨。她經常被安排去接待和安慰那些被騙的學生。韓雲坐在操場邊上，瞇著眼睛看著太陽，天空是藍色的，大片大片的白雲低低地飄著。
在來醜小鴨中學之前，韓雲有壹年多沒去上學。她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去酒吧喝酒。韓雲三歲時父母離異，她和祖父母住在壹起。12歲，獨自去醫院查出抑郁癥。去年離開醜小鴨後，她回到廣東的學校，消失了幾個月。她的同學中有很多關於她的謠言，韓雲進行了強烈的反擊。“那段時間，我打過幾次架。”她不以為然地說。就這樣，韓雲又來到了醜小鴨中學。
這是雲南省第壹所民辦初級中學，由宜良縣教育局主管。學校招收有網癮、厭學、自殺自殘傾向、早戀等各種問題的學生。三個年級約70人。醜小鴨中學自2011建校以來，已經招收了2000多名“問題兒童”學生，其中約三分之二來自雲南以外的其他省份。
9月17日，醜小鴨中學生在軍訓。新京報記者李
每年夏天都是醜小鴨中學最忙的時候。學校會舉辦為期壹個月的夏令營，短期托管培訓很受家長歡迎。除了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孩子，其他“問題兒童”學校接受所有命令。“50個名額壹放就被搶光了。”劉洋告訴新京報記者。
在校園裏，妳很難把這群學生和“問題兒童”聯系在壹起。如果忽略偶爾的紋身和染發，他們看起來就和普通中學生壹樣。
每學期近3萬元的學費不算便宜。詹大年說，醜小鴨中學的學生大多來自城裏的“三高家庭”(高學歷、高收入、高地位)。有的孩子曾經是當地重點中學的學生，掌握至少壹項天賦是常事。他們有的會編曲，有的會彈鋼琴10級，有的會畫很棒的畫，有的會編程...中秋節那天下午，學校給了兩三個班準備的時間，他們也可以體面地舉辦中秋晚會。
9月18日，醜小鴨中學的壹堂英語課上，三四個學生組成了學習夥伴。新京報記者李
不同的學校
在創辦醜小鴨中學之前，詹大年在湖南省桃江縣壹所公立學校當了14年的校長。
26歲時，詹大年當上了校長，他所在的桃江縣楊林中學成了當地的“名校”。每到開學季，各種親戚熟人都會來學校打招呼，詹大年恨不得躲起來。學校不擔心學生的時候，自然有“擇優錄取”的選擇。
漸漸地，詹大年意識到這是不對的。“教育怎麽可能淘汰人？為什麽別人家的孩子給妳最好的？”2000年，詹大年辭職，離開公立學校。當時正好哥哥在雲南做生意，邀請他去昆明辦學校。詹大年沒多想就答應了。
2000年左右，是農民工進城浪潮的高峰。城市公立學校的資源無法滿足學生的入學需求，私立學校在城市中遍地開花。詹大年回憶說，當時申請民辦學校的辦學資格非常容易。當時昆明市中心有很多“窩棚學校”，壹間黑房子，壹塊黑泥板，壹支粉筆，三個孩子，壹個凳子，壹個有初中文憑的老師，就可以辦壹所學校。
在昆明辦學時，壹位學生給詹大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壹個非常聰明的孩子。他的父母離婚了。他上課把旁邊的同學都趕走，因為他想睡覺。”後來這個學生從班裏消失了兩三個月，回來的時候顯得更加疲憊。詹大年了解到，這個男孩被送到江西省的壹所“問題兒童”學校，那裏實行體罰和監禁。
2009年前後，楊永信的“網癮電擊療法”被曝光，也揭開了各種網癮治療矯正培訓“問題兒童”機構的冰山壹角。詹大年想辦壹所不壹樣的接收差生的學校。然而，在第壹年，他的想法與他的合作夥伴產生了分歧。對方拒絕上文化課，加大軍訓強度。詹大年認為這是壹種通過消耗體力來控制學生的手段，所以他選擇了離開自己的家。
2011經宜良縣教育局等部門批準，在宜良縣古城鎮壹處空置校舍內設立新學校。時任副主席的王業舉將這所學校命名為“醜小鴨”。詹大年很喜歡這個稚氣的名字。他在很多場合說過，醜小鴨是白天鵝的變種。“醜小鴨的孩子將來會飛向藍天。”
剛開始招生很難。劉洋記得他們在小區電梯裏貼傳單，在當地電視臺做廣告，效果不大。第壹屆只有八個學生，其中六個是朋友的孩子，也沒收什麽錢，但是老師招了14的學生，後來都走了。
蒙彬在2013年進入醜小鴨中學，當時學校只有不到30名學生。他印象中的校舍是破舊的農村平房，操場是堅硬的水泥地，堅硬的鐵門緊閉，還有加高的鐵絲網，風壹吹就塵土飛揚。在這樣的環境下，詹大年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他理想中的教育實驗。
在醜小鴨中學，每個文化課只有三個老師，分別是文科老師、理科老師和英語老師。文科老師和理科老師要分別上幾門課。在醜小鴨的課堂上，學生三四人壹組坐在壹起，成為“學習夥伴”。教師設計“學習卡”，以開放的方式記錄學習過程，鼓勵學生自主探索，學習成績不再是評價標準。學生最喜歡“興趣班”，由學校自主開設，包括吉他、射箭等。詹大年有時會親自上課。此外，學校堅持“逢節必過”，各種潑水節、戶外燒烤留下的照片都貼在活動展示墻上。
詹大年提倡寬松的“全人教育”理念，這似乎與強調服從的軍訓有著天然的矛盾，但他還是保留了“軍訓”課程。他發現很多學生剛進來的時候都處於抑郁狀態。“軍訓和跑步鍛煉可以幫助他們恢復正常的體質和規律的作息。”只是與其他同類學校相比，這裏的訓練強度略弱。
詹大年想營造壹個輕松平等的氛圍。他對招聘老師的要求是“愛笑愛玩”。在校園裏，學生直呼老師的名字或綽號，校長辦公室設在樓梯口，方便每個學生來詹大年。相對於教學研討，“如何與學生打交道”是每個新老師的必修課。
醜小鴨中學教室的墻上，貼著學生們的“心裏話”。新京報記者李
“關系”
之所以為“問題學生”設計如此寬松的學校，是基於他在這個跨越十年的教育實驗中得出的壹個基本結論:“問題孩子”的根源是“關系”的問題，這是在環境中形成的，更寬松的環境可以促進“關系”的改善。
疫情發生前，學校每年都會邀請家長來學校，和孩子壹起做親子培訓。往往這個時候，楊柳會捕捉到家人的壹些微妙瞬間。
在活動現場，劉陽用手機拍照錄像，有的家長背過身去，有的家長幹脆離開現場坐到私家車裏。劉洋意識到，對許多家庭來說，在這樣的學校學習的孩子畢竟被認為是可恥的。壹位已經畢業幾年的學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在《醜小鴨》的那些年，他在昆明的媽媽壹直在宣布孩子去留學了。
全校唯壹的心理老師李桂紅告訴新京報記者，問題孩子的因素包括家庭、學校、社會，但家庭因素最為突出。
第二次回到醜小鴨中學是韓雲自己的選擇。她是少有的轉學籍的學生之壹。壹年後，韓雲將留在雲南參加中考。
在學校書吧的走廊裏，韓雲向新京報記者講述了他的過去。韓雲出生在壹個宗法家庭，她的祖父是中國著名的民間藝術傳承人。父母的結合不受他祖父的重視，韓雲也不受他祖父的重視。
父母離婚後，韓雲的父親幾乎從來沒有問過她，她不得不去工作的母親把她送到她的祖父母家。奶奶帶著阿爾茨海默病趕走了保姆，家務的重擔落在了韓雲壹個人身上。這位老人起得很早。每天四五點鐘，韓雲就會起床做飯。後來，她幹脆不上學了。
當韓雲第壹次被送到《醜小鴨》時，她遇到了她“唯壹的好朋友”，壹個同樣來自廣東的女孩。她從小生活在國外，回國後因為無法適應國內的教育體制而被送進了醜小鴨。韓雲的母親在她十幾歲的時候出國留學，她生了韓雲後經常帶她出國，這使得兩個女孩有很多語言。女孩的父母也很照顧韓雲，但壹個學期後，她最好的朋友被父母接走了。
“我想和她壹起改姓陳，這樣也許我們就是壹家人了。我真的希望我們是壹家人。”韓雲覺得這是他第壹次體會到家庭的溫暖。
韓雲在學校談了壹個男朋友。她在談男朋友的時候，拿出了壹張還沒寄出的信紙。寫得很工整，其中壹句說:“希望妳不要像我爸拋棄我媽壹樣拋棄我。”“寫這個的時候，我哭了。”她把文具放好，說:“我想快點長大，遠離家鄉，再也不回去了。”
2014年，詹大年隨機調查了100名“問題兒童”，其中74名兒童來自離異家庭、再婚家庭、單親家庭、留守家庭。詹大年解釋說，有些父母不壹定離婚，但家庭氛圍是大問題，父親或母親的家庭功能缺失，“不被理解”導致的溝通不暢，往往成為親子關系的僵局。
郝偉打完“恐嚇”電話的第二天，他的父母分別從湖南和廣東開車過來。在書吧看到媽媽，郝偉的臉瞬間沈了下來。郝偉爸爸眨眨眼，讓郝偉媽媽回避壹會兒。這對母子已經壹年多沒有任何聯系了。
郝偉父母四年級離婚，他被判給母親。他告訴新京報記者，他從朋友那裏得知，他媽媽把當時成績下降的原因歸結為貪玩，所以他讓朋友不要再和他玩了。為此，郝偉與母親決裂，並“黑”了母親。
在郝偉的敘述中，他獲得了乒乓球市級比賽第二名，理科成績也不錯，期待將來考上復旦大學的計算機專業。聊天中，郝偉會時不時提起某個表哥在哪個985學校讀書，說起自己和清華的表哥私下裏互相競爭做同壹套物理卷子，還會不經意地補充壹句，“我們分數壹樣，我覺得我解題思維更好。”
然而，在父母的版本中，這完全是另壹個故事。郝偉媽媽說兒子沒有他說的那麽好。乒乓球亞軍，理科滿分都是捏造的。他壹直沈浸在自己想象的世界裏。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郝偉成績走下坡路，後來沈迷遊戲。按照現在的水平，恐怕他連普通高中都考不上。她否認郝偉讓他和朋友疏遠了。“他對我的恨，可能是他逃避現實的壹種方式。”
9月19日，詹大年在學校演播室錄制了壹段回答家長提問的短視頻。他希望通過短視頻傳播他的教育理念。新京報記者李
困境
李桂紅接觸問題兒童十年，他有壹個很切身的感受，就是“以前問題兒童行為偏差，現在問題兒童心理疾病更多”。甚至壹些名校的“尖子生”也因為心理疾病被送進了醜小鴨中學。
今年3月，中科院心理所科研團隊編制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我國青少年抑郁癥檢出率為24.6%，其中輕度抑郁17.2%，重度抑郁7.4%，初中抑郁約30%，重度抑郁7.6%。
從某種意義上說，“問題兒童”的定義似乎更寬泛。關於“問題兒童”的定義，新教育研究院院長、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原校長李鎮西曾問詹大年，“問題兒童”本身是否也意味著貼標簽。
“我其實也想過這個問題，但我真的還沒想好怎麽避免‘貼標簽’。總不能等到無標簽方案出來再辦學吧？再說，‘問題兒童’已經存在了。各種說法和定義有多大差別？”在學校的官方聲明中，詹大年簡單地將這個群體稱為“不適應傳統教育的學生”。
據媒體報道，在中國，工讀教育被視為最早教育、矯治、挽救“問題兒童”的舉措。1955年，中國第壹所工讀學校在海澱開辦。
然而，工讀學校壹直備受爭議。上世紀90年代以前，工讀學校招收的大多是犯罪情節輕微、未被判勞動教養的“警察派遣生”。近年來，盡管壹些工讀學校積極改造自己，招收學習、心理和道德行為異常的"問題兒童"，但許多家長仍然對工讀學校抱有偏見，不願意送孩子去。
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等單位統計，與1966年的200多所學校相比，到2017年末，全國只有93所改革學校。湖南省嶽陽市春蕾學校校長周龍在論文中寫道，“辦壹所特殊學校壓力大、風險大，各方支持少，教育質量難以提高，辦學回報周期長，導致壹些特殊學校苦苦支撐，最終停止辦學。”
但另壹方面，各種牙齒矯正的商業機構層出不窮。網絡成癮是“問題兒童”中的壹個突出問題。2014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明確“我國尚未批準專門治療網癮的醫療機構”，因此市場上絕大多數網癮治療機構都是以“咨詢中心”、“成長學校”的名義存在，相關法律或行業監管還是空白。十年來，媒體曝光了大量被毆打、監禁、虐待的網癮矯治機構。
醜小鴨中學也有學生以前去過這種矯正機構。壹名昆明男生告訴新京報記者，他之前所在的培訓機構招收的學生從小學生到成年人都有。年齡最大的“學生”三十多歲，是父母和妻子送進來戒網癮的。學校開設國學、法律、樂器、書法四門課程，平均每周可以教壹次，其余時間安排強體訓練。犯了錯就關在黑屋子裏，扇嘴巴，用高壓水槍澆水，在操場跑幾圈，把濕衣服擦幹。這類機構每月收費8000元以上，第壹期11個月，壹年下來雜費接近65438+萬元。
醜小鴨中學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很多家長送孩子的時候都會問“打學生了嗎？”詹大年回答說:“我的理念是絕不打孩子，但我真的很難保證這樣的事情在學校永遠不會發生。”
開學之初，詹大年從警校招聘了幾名生活老師，負責學生的訓練和生活。剛畢業的年輕人才二十出頭，火氣正盛。壹個90後的生活老師曾經因為學生抽煙而懲罰他們，並用皮帶抽打他們。很多醜小鴨的孩子說，現在體罰偶爾會發生，但很少。
在這樣的學校裏，招聘和留住壹個文化老師是最難的。據劉陽統計，早些年因為學生哭鬧而辭職的老師有六七個。目前學校裏年齡最大的老師，到校還不到五年。
老師也能感受到家長的焦慮。有的家長把孩子送到這裏，孩子完全自閉，不說話。父母只想回歸正常。當情況好轉時，家長的第壹反應是“學習”。
今年9月，詹大年的壹個粉絲受感情啟發，申請了醜小鴨。她是江蘇某重點大學的研究生。她辭掉了工作，來到昆明。僅僅工作了兩周，她就“忍無可忍”，辭職離開了。
9月21日中秋節下午，醜小鴨中學的學生們正在為晚上的中秋晚會排練。新京報記者李
性格；作用
在《醜小鴨》的畢業生中，蒙彬是發育良好的壹個。今年剛從南京某211大學畢業。
蒙彬認為很難說“醜小鴨”改變了他什麽。到了高中，他還是抽煙打架，壹些壞習慣依然存在，但情緒普遍平靜了很多。他記得自己剛進《醜小鴨》的時候，經常“氣到要殺人”，“覺得自己不被理解”。
有壹次，詹大年在校園裏遇到了拳頭通紅的蒙彬。男孩對著德育主任咬牙切齒，說:“我要打死他。”詹大年心平氣和地問他:“那妳為什麽不打他？”蒙彬說:“我打不過他！”詹大年摟著蒙彬的肩膀，坐在操場上。“那就放棄吧，過段時間就好了。”事後，蒙彬冷靜下來，向詹大年解釋了事情的經過並道歉。
詹大年的三個微信賬號有上萬個好友，每天回復幾十條家長的消息。詹大年說，很多家長來咨詢，送孩子去找壹劑“藥”，讓他很尷尬。在他看來，醜小鴨中學不是立竿見影的藥方，不能像修理廠壹樣“改善”壹個孩子。
詹大年認為，更多時候，醜小鴨中學扮演的是與蒙彬坐在壹起的保護者和陪伴者的角色。激烈的反抗就像青春期的感冒，會有痊愈的壹天。如果什麽都做不了，“只是保護生命就好。”
在和平的環境中，和解更容易實現。郝偉的父母和他們的兒子在學校度過了中秋節。我們學校的中秋晚會，郝偉是主持人，郝偉的爸爸拿著手機在舞臺邊上拍戲。聚會結束後，郝偉邁出了第壹步，和媽媽尷尬地聊了起來。
“那時候為了爭取好的生活，好像只賺了錢，物質上改變了，精神上失去了太多。”父親在發現郝偉的心理危機後，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去年，他辭去了工作，希望做出壹些補償和改變。
但現實中，並不是所有的“醜小鴨”都能順利變成“白天鵝”。去年，昆明當地壹名學生因為酗酒被送進了醜小鴨中學。7月因故離校，外出半年後意外死亡。幾年前，有個男孩被離異的父母“踢來踢去”。在醜小鴨中學上學期間，他請了假，再也沒有回來。後來因搶劫、綁架、強奸被判刑。
對於走出醜小鴨的2000多個孩子，詹大年缺乏壹個準確系統的跟蹤。他直言自己精力有限，傾向於用感性的標準。“如果壹個孩子能正確認識自己，面對生活來衡量成功率，醜小鴨的成功率是100%。”
隨著醜小鴨中學的火爆，也出現了壹些爭議的聲音。壹學期近3萬元的學費是否將更多普通或貧困家庭的“問題兒童”拒之門外？
“其實我也沒想辦普校。”詹大年說，這類學校的辦學成本較高，1比3的師生比遠高於普通學校。“成本是其他學校的20倍”，他也不打算引入資本。
對於詹大年來說，醜小鴨中學的存在就是壹個研究基地，在現有的規模下控制學生數量做研究更方便。他打算做壹個課程平臺，以視頻的形式傳播自己的教育理念。“如果不能解決根本問題，在全國開100家醜小鴨也無濟於事。”詹大年說，“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就是要毀掉這個學校。”
9月24日，壹名14歲的男孩向記者展示了手上的紋身。他說，“在手上紋個笑臉，提醒自己要開心”。新京報記者李
今年7月，醜小鴨中學從古城鎮搬到上升村。驅車沿著蜿蜒的山路穿過農田、果樹和壹簇簇生機勃勃的九重葛，就到了山上的新校區。
教學樓的窗臺被封了，冰冷的鐵絲網換成了環保的原木。學校的墻給了學生，允許他們自由塗鴉。食堂被設計成了壹本書，他們可以隨時閱讀。接下來，詹大年還打算引進壹套數字化教學設備，“讓教室的墻壁可以寫字畫畫，妳可以隨時和家長分享教育資源、視頻會議。”最近，詹大年還在校外看中了那片海1.950米的場地。他渴望把課堂搬到外面，“從壹棵果樹上學習語文、物理、化學和生物。”
“讓我們為孩子們建壹個大教室——在山裏，在河邊，在森林裏，在野地洞裏...藍天和彩雲停留的地方。”詹大年說。
(韓雲、郝偉、蒙彬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李昭
校對吳興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