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 彭韌
編者按：為什麽風險投資會誕生在矽谷而不是別的什麽地方？也許妳能想到壹些零散的因素，比如斯坦福大學，NASA，仙童公司…… 在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湯姆·尼古拉斯（Tom Nicolas）看來，風投誕生於矽谷主要歸功於三個因素：以斯坦福為代表的創新型大學，政府軍費開支對高 科技 的推動，還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氣候。尼古拉斯還認為，風投是壹種精神狀態，體現在對冒險的渴望、大膽的創新，以及通過創新投資對不可能獲得的財富的追求，以上這些因素在推動矽谷成為風投起源地的 歷史 中缺壹不可，為此，他寫下了這本從 歷史 角度來審視風投行業的書《風投》。本文選摘自這本書的第六章《矽谷風投的先決條件》。
關於矽谷的 歷史 已經有大量記載。現在俗稱的“矽谷”是指舊金山海灣壹片橫跨五大郡縣的區域，其成功的種子在19世紀末就已種下。其與風投相關的擴張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三個主要因素的交匯：大學直接和間接的影響，政府軍費開支對高 科技 的推動，還有特殊的文化、法律和自然氣候。強大的創新集群的形成創造了對風險資本的需求，以資助尚未成功的人、技術和產品。
被忽視的弗雷德裏克·特曼
我們有必要把時間往回推，詳述壹下弗雷德裏克·特曼對於風投行業增長的貢獻。
弗雷德裏克·特曼於 1922 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利用 3 年時間從 MIT 獲得電氣工程博士學位後回到母校。1941 年，特曼成為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院長，14 年後出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在這些崗位上，他通過將科學與工程相結合，把學術界和當地公司聯系在壹起，制定了實現學術和實踐雙豐收的戰略。特曼經常被認為是矽谷演變過程中的主要人物之壹。
特曼在斯坦福大學的行動並非沒有自身利益考量。他鼓勵企業家參觀校園，目的是改善斯坦福大學當時拮據的財務狀況。但至關重要的是，他將資金籌集的需求與有效的大學戰略相結合。1937 年，他提出的大學應該擁有授予其研究人員的任何專利獲得了大學董事會的同意。
這非常重要，因為特曼堅信可以通過提供和分享空間實現大學與工業界的聯系。那壹年，拉塞爾·瓦裏安和西格德·瓦裏安兄弟受邀使用斯坦福大學的物理實驗室，在那裏他們開始了聯合工作，工作成果後來成為雷達技術的基礎。壹起工作的還有他們的學術夥伴威廉·漢森，他是移民出身的量子物理學家菲利克斯·布洛赫的親密同事，後者於 1952 年成為斯坦福大學的第壹位諾貝爾獎得主。
斯坦福大學提供空間和實驗室用品並獲得專利許可收入，包括著名的速調管真空管專利，該專利用來產生用於機載雷達探測技術的高功率微波。斯坦福大學孵化了 20 世紀舉足輕重的創新，並由此獲得了大約 200萬美元（約合今天的 1 800 萬美元）的特許權使用費。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作為強調拉近學術界和私營企業之間物理距離的延續，特曼將大學壹部分未開發的土地指定為斯坦福工業園區，主要出租給電子和高 科技 公司。1953 年，瓦裏安兄弟在那裏開設了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是第壹批入駐的公司之壹。惠普公司（特曼是其首批投資者之壹）緊隨其後。截至 1961 年，超過 25 家公司入駐這片占地 650 英畝的園區，雇用了 1.1 萬人，最終甚至東海岸的成熟企業，包括通用電氣、伊士曼柯達、洛克希德和施樂，都在那裏開設了分公司。（在施樂公司的案例中，這裏就是被稱為 PARC 的帕洛阿爾托研究中心。）為了使公司更接近斯坦福大學的教師和學生，特曼於 1954 年啟動了榮譽合作計劃，該計劃允許當地電子公司的工程師直接選修壹些研究生課程。到 1961 年，32 家公司向斯坦福大學輸送了超過 400 名員工。在校外，特曼在附近的門洛帕克進壹步擴展了
斯坦福與工業企業***享空間的願景。斯坦福研究所於 1946 年在此成立，網羅了大量以“可能與大學的傳統角色不完全兼容”的方式追求“實用科學”和“協助西海岸企業”的教師。
在後特曼時代，大學領導人們繼續發展了這種斯坦福大學和工業界相聯系的強大而寶貴的傳統。例如，在 1964 年，斯坦福說服了肖克利半導體的工程師開設壹個新的集成電路實驗室，並幫助學校將新技術融入技術課程。
幾年後，斯坦福大學擴大了“斯坦福工業附屬計劃”，該計劃允許公司只交納少量費用，就可以使用學術實驗室、接觸學生和教師、參加研究會議，以及進行特殊招聘活動。對於這項聯合附屬計劃中湧現的新發明，大學於 1969 年建立了許可辦公室，幫助新產品商業化。即便是規模最小的 科技 公司也能夠在討論和改進技術想法的環境中茁壯成長。從 1975 年開始，斯坦福大學開始在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中心舉辦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該俱樂部是初出茅廬的發明家和企業家的聚集場所，成員包括史蒂夫·喬布斯和史蒂芬·沃茲尼亞克，他們想要展示他們最新的技術發明並分享他們的想法。
風投家強調了這種日益增長的區域優勢的重要性，因為“盡管MIT 和哈佛大學成就卓越，但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波士頓在 科技 創業中心的競爭中已經輸給了矽谷的半導體專家們”。
回首這種地理轉變的原因和後果，著名風投家阿瑟·洛克提出過壹個理論：“所有精力充沛的科學家都在斯坦福大學周圍成長起來了。在我看來，雖然存在些特例，但這主要歸功於弗雷德裏克·特曼。他是斯坦福大學工程學院的院長，他鼓勵學生，特別是博士和博士後學生，組建公司並繼續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當時，這在任何其他學校都是壹個全新的概念——而且顯然沒有發生在 MIT、哈佛大學或普林斯頓大學，或任何壹個優秀的工程院校。MIT 的人如果創辦公司就會被解雇。”
特曼是舊金山灣區電子產業發展的催化劑，然而也可以說，他是其發展的產物。值得註意的是，在 20 世紀 20 年代初到 MIT 攻讀博士學位之前，特曼在帕洛阿爾托壹家無線傳輸技術的核心創業公司——聯邦電訊公司做過壹段暑期實習。
此外，雖然斯坦福大學毫無疑問地對矽谷區域優勢的演變起到重要作用，但其他因素的影響同樣重要。加州的旗艦高等教育機構也在高 科技 領域建立了高質量的中心。1939 年物理學家歐內斯特·勞倫斯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成為科學重地。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成為基礎科學前沿發展的樞紐。
革命性的矽谷工程師和企業家戈登·摩爾在轉學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之前曾就讀於聖何塞州立大學，並於 1950 年獲得化學本科學位。20 世紀 70 年代，從聖何塞州立大學畢業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比斯坦福大學或伯克利大學還要多，加州系統內的當地社區學院也提供了重要的技術培訓課程。
這些教育機構的影響意味著資本、專業知識和想法被吸引到該地區，由此創造了壹系列的經濟活動和大量潛在的與風險並存的機會。壹旦風投機構開始進駐，這些作用力就會自我強化。
別忘了軍事承包所帶來的需求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風投的可能性會隨著風投機構所在地與創業公司之間地理距離的上升而顯著下降，即使不同地點公司之間的聯合投資為投資組合實現地理多樣化提供了渠道。壹般而言，在地理上就近投資管理起來更容易。
雖然大學的積極影響幫助矽谷成為首屈壹指的高 科技 中心，但對其專業產品需求的壹個巨大而意外的沖擊，使得其進壹步的擴張和創新成為可能。由於美國軍隊在二戰和朝鮮戰爭期間的推動，該地區的電子公司名揚全美，強化了早期的優勢。壹戰期間，聯邦電訊公司為美國海軍創造了浦耳生電弧長波無線電，這種產品迅速成為“壹戰期間海軍的寵兒”。
聯邦電訊的分拆機構美格福斯為美國海軍戰列艦制造了公***廣播系統，還為飛艇生產了抗噪麥克風。1940 年 6月—1945 年 9 月，聯邦政府參與規模急劇增加，加州獲得了 164 億美元的戰時供應合同，以及超過 25 億美元的針對軍事和工業設施的投資。在這次被《舊金山紀事報》稱為“第二次淘金熱”的過程中， 加州在總支出方面僅落後於紐約和密歇根。
加州由於各種原因獲得了大量資金，其中包括在與戰時需求相關的技術領域的擅長。軍事采購的微波管是灣區的技術專長之壹，采購量從 1940 年的幾百萬美元飆升至 1959 年的 1.13 億美元。軍事采購的急劇增加使得加州的優質軍事合同份額從 1951 年的 13% 增加到1953 年的 26%，在軍事合同總支出方面壹躍超過之前排名第壹的紐約。
1955—1959 年，武裝部隊對晶體管的采購從 180 萬美元增加到 9 900 萬美元，國防部很快成為這類產品的最大消費者。事實上，直到 1967 年，美國軍隊消費了灣區公司生產的所有集成電路的壹半以上。
鑒於軍方是早期采用者，它對簽約公司施加了嚴格的技術標準，還通過資助學習曲線使生產成本下降到合理區間。軍事需求是消費市場擴張的重要前提。例如，1963—1968 年，集成電路的單價從31.60 美元下降到 2.33 美元。
企業家通過延續創辦新公司的傳統，響應著軍方對高 科技 產品需求的增加。融資往往通過類似於第三章討論的非正式機制進行。出生於俄羅斯的電氣工程師亞歷山大·波尼亞托夫是戰時蓬勃發展的聖卡洛斯潛艇天線制造商代爾莫維克多的壹名雇員。
1944 年，他從老板那裏拿了25 000 美元，加上他自己的 5 000 美元儲蓄和壹筆從第壹國民銀行獲得的貸款，創辦了阿姆派克斯公司，從事軍用飛機天線的設計。後來波尼亞托夫異常成功，不到兩年後他就不得不將公司搬到壹片更大的場地。瓦裏安兄弟於 1948 年從朋友、員工和周圍的投資者那裏為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籌集了 12 萬美元，事務所後來發展成為創業者的跳板。該公司的員工在 20 世紀 60 年代後半期創辦了 20多家高 科技 公司。
盡管有軍事承包的保障，但灣區公司仍然為提高生產力而***同努力。1942 年，聯邦電訊的工程師設計了壹種新型真空管生產技術， 將產量從 35% 提高到 95% 以上。這使得公司的產量得以擴大，收入從每月 4.7 萬美元增長到每月超過 60 萬美元。24 1941—1944 年，惠普重組了其電子測量設備和接收器產品線，將產值從 3.7 萬美元增加到 100 萬美元，增加了 26 倍，同時雇員從 9 人增加到 100 人，增加了 10 倍。
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在 1949—1959 年將速調管的銷量提高了 125 倍，而員工規模只增加了 4 倍。這使得瓦裏安成為美國最大的微波管制造商，超越了通用電氣、雷神和美國無線電公司。
聯邦資金的增加伴隨著人力資本的湧入。1940 年 7 月—1945 年 7 月，整個加州凈流入了 198.7 萬人。隨著企業擴大規模以滿足軍事生產需求，到 1960 年，高 科技 領域的就業人數增加到 58 000 多人。僅在聖馬特奧和聖克拉拉這兩個縣，電子元件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從不到 1 000 人增加到了 1 萬人。
這使得聖何塞成為美國高技能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區。30 隨著壹批最優秀的創新者來到灣區工作，他們吸引了更多的高技能移民湧入。例如，諾貝爾獎得主威廉·肖克利從小在帕洛阿爾托長大，他曾在紐約和新澤西州的貝爾電話實驗室工作，曾是晶體管發明團隊的壹員，之後他回到灣區照顧自己的母親。1955 年（也就是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那年），肖克利在加州山景城成立了肖克利半導體實驗室，目的是將新技術商業化。
當軍事承包開始縮減時，灣區企業活動的持久力開始彰顯。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減少了在高 科技 設備上的軍費開支。例如，美國國防部購買的微波管總價從 1962 年的1.46 億美元下降到 1964 年的 1.15 億美元。利潤豐厚的成本加成合同（支付生產費用以及保證固定費用的合同）曾幫助建立了當地制造業的基礎，但這類合同在所有合同中的占比在 1960—1965 年從 35% 降至 15%。31 作為該地區創新能力的證明，現有公司通過改變其產品線迅速適應新的現實。
艾特爾麥卡洛公司於 1934 年從定制無線電設備制造商海因茨—考夫曼分拆出來，開發了壹套電網管生產線，旨在改進調頻收音機。利頓工程實驗室於 1932 年由查爾斯·利頓（他擁有兩個斯坦福大學工程學位：1924 年取得機械工程學位，1925 年取得電氣工程學位）成立，實驗室改造了其微波管部門用以生產微波爐。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開始生產科學和醫療儀器，以至於該公司在短短8 年內對軍方的銷售額占比從 90% 下降到 40%。
灣區的這種公司內部資源重置代表了壹種其他地方缺少的適應性水平。波士頓的 128 號公路是數字設備公司等重要公司的所在地，卻無法以同樣的方式進行調整。現有企業轉移產品線的速度較慢。例如，雷神公司是東海岸最依賴軍方的公司之壹，到 20世紀 60 年代後期仍然將其產量的 55% 以上出售給軍方。1960 年以後的創業浪潮也沒有像在灣區那樣橫掃 128 號公路。1959—1976 年，加州北部新建了 40 多家半導體公司，而馬薩諸塞州只有 5 家新企業。
加之現有公司的惰性，20 世紀 70 年代早期 128 號公路的高 科技 行業失去了超過 3 萬個工作機會。35 到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128 號公路的技術衰退異常嚴重，以至於就業和產出開始向西移動。風險資本被吸引到高 科技 機會最多的地區也就不是偶然了。
最好的氣候與民主的文化
如果大學和軍事投資是創業機會激增的有形貢獻者，那麽矽谷文化的影響就更加無形。文化很難界定，但它表現在很多方面，吸引了特定類型的人，這些人認同，而且也幫助建立了與東海岸不同的商業風氣。安娜李·薩克瑟尼安認為“該地區的文化鼓勵風險並接受失敗”，並且“沒有任何年齡、地位或 社會 階層的界限可以阻止人們有壹個新的開始”。
實用型大學，連同起伏的山丘、普照的陽光和溫和的氣候吸引著對技術感興趣的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對寒冷的冬天和東海岸更有條理的秩序不感興趣。在向國會提供的關於如何培養“美國創業和創新氛圍”的證詞中，英特爾公司的羅伯特·諾伊斯強調了矽谷的地理優勢。“是什麽吸引我們來到這個地方？”他問道，“首先是世界上最宜人的氣候之壹。這裏有好的天氣和至少在當時沒有被破壞的地形。”英特爾的員工可以在其位於山景城的公司的果園裏采摘梨子。
新的技術發現會在舊金山電臺等新聞媒體中公開發表。海因茨—考夫曼的聯合創始人拉爾夫·海因茨回憶說，在電子行業“我們互相學習”。剛剛嶄露頭角的企業家可以在壹塊新的文化畫布上寫下自己的規則，而不被東海岸幾十年的傳統所束縛。
文化開放可以成為創造力和創新的強大動力。在灣區，它有助於培養可能與移民壹起到來的技術進步。矛盾的是，鑒於上文強調的灣區企業的發展與軍事技術的聯系，移民發明者在私營部門產業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關鍵作用，正是由於可供他們選擇的與國防相關的就業機會有限。
諾伊斯在國會證詞中稱，1985 年英特爾新聘用的 80% 的博士和 50% 的碩士都在國外出生。諾伊斯甚至打趣道，這些人往往“比我們這裏的學生準備得更充分”。他接著列出了移民取得的壹系列高 科技 研發成果。“我只想說，第壹個微處理器是由壹位名叫費德裏科·法金的意大利工程師完成的，他之後組建的齊洛格公司成為該領域的主要公司之壹，”他說道，“英特爾的第壹個可擦除可編程只讀存儲器，同時也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之壹，是由在英特爾工作的以色列人開發的。壹位日本工程師設計了 8080 微處理器。以色列人阿裏耶·芬戈爾德創立了黛西系統，壹家主要的計算機輔助設計 / 計算機輔助工程公司。來自韓國的菲利普·黃創辦了圖文，矽谷最成功的終端和微處理器 / 微型計算機公司之壹。來自印度的西江·萊·坦登創辦了坦登電腦。”
這裏商業文化的特色是民主。早在 20 世紀 40 年代末，瓦裏安兄弟就選擇“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這個名稱來強調他們的組織將是壹個“平等的協會”，而不是壹個由雇主和雇員構成的公司。
瓦裏安合夥人事務所沒有詳細的報表，每個工程師都是部分所有者。員工投票選舉進入管理咨詢委員會的同事，幫助高級工程師設計公司政策。同樣，惠普維持了壹種非傳統的、分散的組織結構，因為相信這種架構能夠鼓勵團隊合作、開放和創造力。包括兩位創始人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經常與新工程師合作。管理者被倡導要“四處走動”並且讓員工能夠接觸到。他們培養了與員工的非正式、非計劃的對話，也鼓勵員工追求自己的想法。
隨著這種做法的推廣，壹種新的管理模式出現了。湯姆·沃爾夫於 1983 年 12 月為 Esquire 雜誌撰寫的關於矽谷的知名文章中稱：“這些新公司的氛圍非常民主，讓來自東部的商人感到震驚。”
灣區 科技 公司是最早提供非貨幣附加福利的公司之壹，這些福利在設計之時也最能體現雄心勃勃。1939 年，艾馬克公司為其工人建立了壹個現場的醫療部門和壹個有補助的自助餐廳。利頓工業公司（成立於 1947 年）於 1949 年更進壹步，購買了位於西拉亞山區的傑克遜湖周圍的大片土地，作為員工的度假勝地。利潤分享和員工持股計劃越發普遍，部分目的是留住人才。當微波管主要制造商電動力學公司在 1953 年收購利頓時，它為每個利頓管理層人士都提供了股票期權，作為留在合並後的實體並參與其經營的激勵。43 而在當時，基於期權的薪酬並不常見。
因為建立了保證員工忠誠度的能力，這種管理實踐對勞動力市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與此同時，希望離開公司創業的員工並沒有受到限制。加州的監管環境創造了壹個真正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回溯1872 年加州民法典壹項具有裏程碑意義的規定，國家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權利，並否認公司有權執行它們可能設定的任何限制性就業合同——例如禁止雇員在離職後的壹段時間參與和原雇主競爭的競業禁止協議。
雖然這種規定因加州融合了西班牙、墨西哥和英國的法律傳統而意外產生，但它具有長期的效應。加州商業和職業法典第 16600 條規定：“任何限制參與合法的職業、貿易或任何形式的商業活動的合同均屬無效。”這和許多允許公司實施限制性勞動力市場規定的州都有所不同。
經驗證據表明，加州等州不對員工流動設限的做法促進了創新創業。顯然，許多矽谷主要公司都是在沒有與原雇主的競業禁止協議嚴重阻礙新企業創立和區域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建立的。
巴倫書單
《風投》
作者：美湯姆·尼古拉斯
譯者：田軒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