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三大難題阻礙社會進步
按照進步主義的觀點，今勝於昔、未來優於當今是沒有疑問的。僅僅科技的進步，就賦予了人類越來越強大的創造財富、滿足自我需求的能力，人們的生活又有什麽理由不日勝壹日呢？
但是，這種進步對於每個人、每個國家並非都是理所當然的。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去年公布的報告，雖然科學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進步，經濟規模即人類創造財富的能力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這種科技和經濟的進步並未給每個人、每個國家都帶來福利增進。反之，在過去30年間，全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不減反增，上升了1倍。這些人來自阿富汗、索馬裏以及其他47個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最不發達國家”在1950年時僅包含全球人口的8%，發達國家包含了32%；而到2000年，這兩個比例分別變成了11%和20%。
可見，盡管科技和經濟等物質方面的進步給人類整體福利帶來的增進是無疑的，但它並沒有使每個人、每個國家都因此福利增進、生活水平提高。當所謂“主流社會”確鑿無疑地大步向前的時候，同時也剝落了大量的邊緣地區留在身後。部分地區、部分人群之所以不能享受與物質技術同步的生活改善，以至被歷史前進的車輪拋在壹邊，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壹是人口的增加。馬爾薩斯在19世紀即斷言，人口日益增加將抵消生活水平提高的任何趨勢。但是，現代避孕技術的進步打破了馬爾薩斯的預言，就全球而言，人口增加不再是抵消生活水平提高的決定性因素。世界人口的年增長率從1950年的1·8%降至2000年的1·2%，遠遠低於經濟增長的速度。
但是，全球人口畢竟是在增長而非減少，人口增長必然會抵消部分經濟增長。這種抵消對於不發達地區而言，有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為越是不發達地區，人口增長越快；國家之間如此，壹國內部也是如此。
不僅如此，由於經濟增長必須以自然資源的消耗為代價，日益增長的人口也使地球資源不勝重荷，全球性的資源競爭愈趨激烈。
第二是隨著人口增多、文明進步，社會系統越來越趨於復雜，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轉越來越依賴於復雜的社會系統結構及其內部秩序；同時，要維持系統及其秩序的有序運轉也越來越艱難，牽涉的因素越來越多。這些都對社會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尤其是社會的政治經濟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由於社會制度和經濟、社會現象之間存在著壹種對應關系，不發達國家要趕超發達水平，就需要在制度上模仿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不發達國家需要在短期內完成發達國家歷時幾百年才完成的制度演進過程。無疑，這對於任何國家都將是艱難的挑戰。國家越大，挑戰越艱巨；外部競爭的壓力越大，制度轉型越艱難、復雜。
第三是全球化的開放競爭加劇了發展的不平衡和全球的貧富分化。如果今天仍然是以國家為單位相互隔絕的傳統社會，可以肯定技術的進步必定會導致壹國的經濟發展和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不管其社會內部有著怎樣的貧富分化。全球化促進了技術的傳播和進步，但同時也促使各國陷入了無法自拔的全球性資源競爭。壹國資源再非此壹國所獨有，而必須在全球競爭中依據條件優劣、實力強弱重新決定所屬。強國弱國、先進落後，大家都在貌似公平的同壹起跑線上開始競爭，其結果自然是強者滿載而歸、弱者所獲無幾。當弱者的競爭劣勢抵消了由技術傳播帶來的好處時，它就會距離強者越來越遠。
縱然蛋糕在不斷做大，但就即時分配而言，它總是大小既定的。沒有人能夠否認，不管是在壹國內部還是在國家之間，富者愈富、強者愈強正是貧弱者不能擺脫貧困的主要原因，這也導致了二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科技迅猛發展、科技傳播越來越便利，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反而越來越大，世界格局表現出弱者恒弱、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 中國要崛起，同樣要面對上述控制人口增長、完成制度改造和內部整合、在較低位置上應對國際競爭等三大難題。“中國崛起”的命題，在壹定程度上即是中國怎麽擺脫300年來被拋棄在世界文明主流進程以外，怎麽躋身於發達國家行列、不再被剝落於歷史進步之後的難題。
二，中國崛起的傳統思路
上述三大難題中，第壹個難題即控制人口增長中國已有解法，而且在實踐中卓有成效，令舉世矚目。真正的難題是後面兩個，即怎麽完成制度改造和內部整合、怎麽在不利處境下贏得國際競爭。
這兩個問題也是自1840年起，壹直纏繞中國社會、困擾著中國壹切有誌之士的題目。自洋務運動被甲午戰敗定義為此路不通後，“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技術模仿道路即已被根本揚棄，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思路開始定格在制度變遷上。歷經百年的摸索、試錯，尤其是經過近20多年的“思想啟蒙”後，制度變遷的目標模式不但在知識階層，而且在社會大多數人心中已經形成***識，那就是取法於西方的、以“憲政民主”為旗幟的政治制度形式。
主流思想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各項問題最終都可歸結為制度問題，憲政民主制度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這種制度不僅能匡定相對“最不壞”的內部整合和有序運行機制，而且可以使中國最有效地融入國際競爭。不經過憲政民主的制度轉型和脫胎換骨，中國的崛起就始終只是沙上建閣，避免不了最終坍塌的宿命。
這種觀點不但經由思想學術界的強勢話語對全社會進行了長期灌輸，而且有經驗世界的經典示範作為後盾。當代最發達的國家無壹不是憲政民主國家，這似乎是這種制度的優越性和有效性的最好證明。
但是，這只是事實的表面和片面。以西方發達國家的成功來印證憲政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其間並非沒有問題。首先，西方諸國在歷時性和***時性上***有著許多特點，憲政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的成功並不能直接導出它在不具備這些特點的其它國家也能成功；其次，究竟是憲政民主制度導致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發達和社會進步，還是經濟發達和社會進步導致了憲政民主制度在這些國家的成功，這也是壹個問題。
憲政民主制度在當代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的不適應以及俄羅斯、東歐制度轉型的不如人意，凸顯了上述疑問。與憲政民主倡導者的說法相反，在當代最貧窮、政治最黑暗的國家中，不乏實行民主憲政制度的國家。因此，即使是極力鼓吹西方民主制的美國當代著名學者亨廷頓也不得不承認：20世紀後期開始走向民主化的國家面臨壹系列的嚴重問題，如重大叛亂、種族與社會沖突、極端貧困、嚴重的社會經濟不平等、長期通貨膨脹、巨額外債、恐怖主義、國家過度幹預經濟，等等。也即是說，這些國家在服下憲政民主制度這劑補藥後，所希望根治的病癥不但未見好轉，在很多情況下還導致病情惡化，以致使亨廷頓得出如下結論：現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它紮根於西方的社會文化土壤之中。使憲政民主制度能夠有效運行的基本要素，作為壹個有機的總體僅存在於西方之中。
憲政民主制度當代辯護者的通常說法是：上述落後國家的落後表現是因為他們搞的並不是“真正的”或“標準的”憲政民主。但是，制度模仿的結果為什麽會“不標準”；為什麽只徒有其形，而不能貨真價實？上述國家的制度失靈究竟只是由於某些人主觀上不願意認真嘗試，還是客觀條件迫使制度模仿變形走樣，即這些國家客觀上不具備有效復制憲政民主制度的基礎土壤？
由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成功的憲政民主制度都發生在經濟發達國家，大多數經濟不發達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都不標準或變形走樣這壹基本事實，人們不難得出推論：或許，憲政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行本身也需要某些必要條件，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這種制度都能帶來較好的社會治理績效；上述國家憲政民主制度的失靈，正是由於缺少了某些必要條件或必須環節。
三，發展中國家缺失的壹環--中產階級
筆者不同意亨廷頓關於“使憲政民主制度能夠有效運行的基本要素，作為壹個有機的總體僅存在於西方之中”的說法，筆者認為文化差異並不構成憲政民主制度有效運行的重要障礙。作為迄今為止最成熟的政治制度形式，憲政民主制度可以普適於各種不同的文化傳統之中。但是，不管在怎樣的文化背景下，憲政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行都離不開必要的經濟社會基礎。
大量的國際經驗資料表明，政治制度對於社會環境具有敏感性；具體條件不同，政治制度實施的效果就不壹樣。某種被現代文明觀念抽象評定為“較好”的制度，如果被移植到不具備使其能夠有效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的土壤中，其表現有可能還不如原來的本土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有效運行在很多情況下並非社會發展的原因，反而是其結果。壹種政治制度的真正確立和有效運行，需要相應的經濟社會結構、尤其是社會力量對比結構的支持。壹定的經濟社會結構、壹定的社會力量對比，又主要取決於壹定的經濟發展水平、尤其是人均收入水平，二者呈現強烈的正相關。而壹定的經濟發展水平，歸根到底是由經濟技術水平和生產方式決定的。
從這裏可以導出壹種歷史演進的順序和邏輯，那就是由技術進步，到經濟發展，再到社會結構變化，再到政治制度的變遷。在這壹演進順序中，只有當前壹環節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變化後，才能支撐後壹環節發生相應變化；即後面環節的變化只有建立在前面環節變化積累的基礎上，新的建構才具有適應性和有效性，這就是歷史領域的質變量變定律。 具體到當代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技術模仿的形式（工業化），中國經濟已有很大發展（市場化），這種發展必然導致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導致社會成份構成及其相互關系和力量對比的變化。當這種變化積累到壹定程度時，就會引發政治制度的變革；在此之前，人為建構新的制度，可能會拔苗助長，效果適得其反。
所謂“社會變化積累到壹定程度”，其標誌是中產階級的壯大、普及，直至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力量。本文所說的“中產階級”，不同於某種理論學說專屬語境下的概念，而是系指擁有相當私產、足以保障“有體面”的生活，但又有別於資產階級富豪的社會群體。中產階級的壯大，既是市場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社會結構變化充分，新的政治制度已經獲得必要支撐的標誌，它也是在當代“第三波”民主化進程中發展中國家在制度變遷時所缺失的環節。由於缺少了“中產階級壯大”這壹環，當代發展中國家的憲政民主制度不是叠經波折，就是淮橘成枳.反觀西方發達國家，幾無壹不是在經濟發展達到中產階級普及水平以後，現代意義的憲政民主制度才充分展現出其優越性和有效性。在此之前，貧富分化和政治腐敗同樣是西方國家的常態，以至被馬克思主義批判為：資本來到世間，每個毛孔都流淌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因此，所謂西方成功經驗，其實質並非憲政民主制度導致社會經濟發展的經驗，而是社會經濟發展支撐起憲政民主制度的經驗。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保持經濟持續增長，關鍵在於西方率先采用了工業技術和市場化經濟體系。自1500年以來，西方的技術、經濟壹直走在世界前列，在國際競爭中擁有了先發優勢。西方的持續發展和領先世界，符合上述強者愈強的馬太效應。今天，除非人類文明的範式發生重大變革，否則西方領先於世界的格局很難改變。
因此，努力發展經濟、壯大中產階級群體，既是有效實現制度變遷的基礎，也是今天中國全社會可以集中精力為之的現實目標。不管是左中右哪壹種理論主張、哪壹種制度模型，如果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作為依托，其理想目標縱能付諸實施，效用也必定大打折扣，甚至淮橘成枳。
不僅如此，從俄羅斯、印尼等大國轉型的經驗看，無論是為了完成內部整合還是著眼於國際競爭，壹個可以有力主導公***事物進程的強勢政府都是必不可少的。抽象說，這樣的強勢政府既可以依托於權威政體，也可以依托於民主政體。但是，具體到中國，由於從目前相對剛性的社會結構條件下如何順利實現制度轉型的難題至今沒有解法，急於轉型不但不可能建立起新的強勢政府、而且很可能引發整體崩潰，因此，從客觀可能性出發，當前中國可以依托以進行內部整合和外部競爭的強勢政府只能是權威政府。正是出於這個理由，中國社會應該暫時擱置根本性的制度變遷，集中精力於發展經濟、壯大中產階級群體；把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目標置於制度變遷之前。從臺灣、南韓的經驗看，中產階級的壯大，也正是制度轉型能夠順利進行的重要因素。
四，建設中產階級社會
壹國的中產階級數量，受制於經濟發展水平。要在13億人口的中國使中產階級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力量，艱難曲折可想而知。但是，中國沒有退路，這是壹道必須邁過去的坎。沒有中產階級的壯大，在全球競爭的開放時代，中國不可能成功構建任何壹種理想的社會模型。可以說，沒有中產階級的壯大，中國就擺脫不了落後於歷史節奏的困境，中國就不可能真正崛起，所有的理想就註定都只是幻想。
要壯大中產階級群體、建設中產階級社會，首先必須致力於發展經濟，在發展中提高社會整體的生活水平，在發展中得到解決當前各項難題的手段，“發展才是硬道理”。
其次，必須註重公平，在社會收入分配方面作出調整，致力於抑制貧富分化，縮小兩極，擴大中間，這應該是中國新壹屆政府提出“以人為本”、“建設小康”等理念、目標的主要原因。
再其次，必須在思想文化領域倡導溫和漸進、妥協寬容，摒棄各種激進、激烈和極端的說理或情緒渲染，化解社會結構的剛性，培植政府與民間、精英與大眾良性互動的適宜土壤。
相對於已經變化的社會和經濟基礎，政治制度也有必要作出相應調整。具體說，應該加快法治建設、加強對行政權力的法治規範，向著不完全（即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的憲政轉型。其中關鍵是要對“民主緩行”的必要性形成***識，這種***識越廣泛、越堅固，憲政在中國就會走得越快、越穩。
另壹方面，要加強憲政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強化“以人為本”的社會公正建設。政府也應該將保護和伸張人權作為重要的行政目標，壹方面持續擴大私人領域、培育市民社會，使社會重心逐漸下移，改變現在頭重腳輕的狀況；另壹方面將“人權、公正”培植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今天的壹切行為及其理論表述，包括發展經濟、建設小康、三個有利於、三個代表、以民為本，都可以視為是朝著“建設中產階級社會”這壹根本性目標在邁進。如果說“發展經濟、建設小康”是“建設中產階級社會”這壹歷史過程的起步階段，那麽憲政民主建設就是這壹過程的後續階段；在中產階級社會形成以後，朝向憲政民主基本框架的政治轉型，又可以視作是最終實現馬克思所設想的終極目標“物質極大豐富條件下的***產主義社會”的壹個中間環節。
可以說，“建設中產階級社會”的目標，不但可以調和社會大多數群體的物質利益，也可以整合當今流行的各種主要思想派系和意識形態主張；更能夠避免極端冒進，使社會進步滑行在歷史演進的基本順序軌道上。
中產階級的劃分標準
中產階級的劃分標準通常有兩個，壹是職業，二是人均或家庭收入。以職業區分中產階級，存在較多爭議，如同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局長、處長與壹般科員、辦事員顯然就難以相提並論，“重要”機關工作人員如工商局、稅務局工作人員，與“壹般”機關工作人員如地震局、檔案局、老幹部局工作人員，在收入與社會地位上的差距，恐怕亦不可同日而語。同為IT技術人員，壹些人可能住別墅開洋車，壹些人則只能天天吃泡面擠公***汽車。更多的人，包括經濟學家在內，傾向以收入作為中產階級劃分的惟壹標準或主要標準。但即使大家都以經濟收入為標準區分誰是中產階級，誰不是中產階級，也仍舊存在著眾多的不確定性和定量上的混淆。比如在美國，有人認為凡年均收入在3萬美元至10萬美元的人群都屬於中產階級，以此標準衡量，美國95％以上的人都應該屬於中產階級。另壹些人則認為，美國中產階級的人年均收入標準應該在2.5萬美元至10萬美元，凡人年均收入在此區間的，都可以算是中產階級。以此標準而論，美國中產階級大約占總人口的80％。
在號稱中產階級大本營的美國，區分中產階級的標準尚如此混淆，世界其他地區就更不用提了。拿印度來說，按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說法，印度現有中產階級約3億人。印度“國家應用經濟研究理事會”是印度中產階級標準的制訂和發布者，其發布的印度中產階級標準是：凡年均稅後收入在3.375萬盧比到15萬盧比（約合700-3000美元，目前美元對盧比的比價為1∶48.5左右）的家庭均可算是中產階級家庭。按此計算，2001年，印度有6000萬個家庭已經躍升為中產階級家庭。以壹家5口計算，印度目前有中產階級3億人。
以此看來，壹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是妳說有多少就可以有多少的，因為缺乏統壹標準，隨意性非常大。以印度中產階級的標準而論，倘若戶年均收入700美元就可算為中產階級家庭，700美元按現在我國的外匯比價，也就相當於6000元人民幣左右，分攤到壹家5口，年人均大約只有1200元人民幣左右，平均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水平，在中國的許多地方恐怕連吃口飽飯都成問題，就別提什麽“中產”不“中產”了。美國商業部在宣布印度是目前世界上十大新崛起市場之壹的時候說，印度目前的中產階級已經達到了1.75億人左右（比印度有關機構的估計幾乎少了壹半），在未來，這些印度中產階級每人至少還要購買壹臺電視機、壹臺錄音機、壹個壓力鍋、壹個吊扇、壹輛自行車、壹塊手表；他們中2／3的人還要購買壹輛輕便摩托車、壹臺彩電、壹個電熨鬥、壹個食品攪拌器和壹臺縫紉機；壹半以下的人要買壹臺冰箱……“這將是多麽大的壹個消費市場！”在旁人看來，這更像是美國式的黑色幽默。
另外，有數字說，新加坡300萬人口中約90%以上屬於中產階級，新加坡家庭年均收入普遍在2萬美元以上；韓國人均年收入約1萬美元，都可算是中產階級，但在韓國，很多人沒有房子，且韓國工人人均負債1萬美元以上；馬來西亞自己估計，馬來西亞的中產階級大約占總人口的60%，約1800萬人左右，這部分人人均年收入約在1萬美元左右。可見標準都不壹樣。
可資比較的是，2001年美國研究顧問公司曾進行過壹項中產階級生活費調查，以住房費、交通費及娛樂費等作為基準，依據壹個年薪10萬美元的3人美國家庭在美國底特律的生活開支，比較了全球22個城市的生活指數。壹個3人的美國底特律家庭，年收入10萬美元，人均3.3萬多美元，這樣的收入水平，在美國只是壹個中產階級的起步水平，也就是說頂多只能算是壹個美國的下中產，但要在北京達到美國底特律下中產家庭的生活水平，則壹年需要78萬港幣，也就是約80萬人民幣。這是許多中國家庭壹輩子也不敢夢想的壹個數字。可見彼也中產，此也中產，彼中產與此中產不可相提並論。 所以，包括中***中央黨校教授青連斌在內，有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現階段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中產階級。中國目前的狀況是，有中產，而無“階級”。 另外壹些學者則對中國中產階級的標準莫衷壹是。有學者主張，在中國年均收入達到1萬至4萬人民幣的，就可歸入中產階級。年均收入1萬元人民幣，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大概只夠勉強糊口，想買房買車絕無可能，而擁有私人的住房、汽車是中產階級的兩項硬指標。以北京現有的房價水平，年收入1萬元，在北京四環旁邊買套建築面積在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不吃不喝大概需要50年。 確認壹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標準不能脫離這個國家的實際發展水平，但也不能隨心所欲，為獲得壹個較好的外部形象，或為了討領導歡心，隨意將標準拔高或降低。中國近20年來，在經濟上和社會文化上確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但在世界上總體還處於壹個較為落後的水平。根據國外有關機構的研究，壹直到2000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3/5，只有世界高收入水平國家的14％強。依中國實際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水平，壹些專家認為，比較合理的有關國內中產階級的界定，應該是人均年收入在1萬至5萬美元左右，也就是8萬至40萬人民幣左右。只有具備這樣的收入水平，中國的中產階級或許才能夠具有“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才能夠去追求壹定的“生活質量”，才能夠符合有關中產階級的壹條條硬性或軟性的定義，否則的話，中產階級就只能是“脫貧”或“溫飽”的另壹個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