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而後行”為什麽不好？
邵磊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開設“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並邀請84歲高齡的錢穆擔任首屆主講。講座期間，錢先生列舉了7部“中國人所人人必讀的書”，《論語》居首位。不誇張地說，錢穆先生的這份書單，有其壹生博求返約的問學之功的凝聚，而其特別意義又在於肯認了《論語》作為中國人第壹書的地位。括而言之，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精神觀念、生活方式、話語習慣等都深受《論語》的影響和塑造。《論語》的壹些篇章，如“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三思而後行”“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在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流傳之廣，幾於人人耳熟能詳。
與此同時，所謂“熟知非真知”，《論語》流行篇章遭誤讀誤用的事例也頗為醒目，甚至不乏以訛傳訛，流傳愈廣、誤解愈重的情形。謹試舉兩例，以見壹斑。
如《為政篇》第二十四章“見義不為，無勇也”，原意在於指斥面對正當合義之事而無所作為者，乃不勇於行義進德之人，依此，則個人不積極修身為學也可歸入見義不為的範圍；相較之下，自此語轉出的日常語言裏的“見義勇為”壹詞，含義明顯狹窄許多。
又如《公冶長》篇第二十章的“三思而後行”，習慣上通常將其作為褒義語，用來表示對某某為人謹慎、做事穩妥的贊揚。這種用法如此習見，人以為常，殊不知，《論語》原文隱含著批評的意味。
盡管誤讀的具體緣由有不同，概言之，皆由聽者、讀者不曾真正虛心著實讀原書而起。因此，為了如實把握“三思而後行”的完整內涵，讓我們首先回到經典本文：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國大夫，季孫氏，名行父，謚文。根據《左傳》記載，他去世於魯襄公五年（前568年），算生活在孔子前壹世代的人。文子在世時有賢名，和他同時代的晉國人範文子就曾稱贊他說：“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左傳?成公十六年》）高居相位多年，家人不穿帛，家畜不食糧，即使在古代，季文子節儉、廉潔的品格也實屬難得。
不過，文子之所以贏得“三思而後行”的聲名，卻由於另壹件事。魯文公六年（前621年）秋，他受君命出使，朝聘於晉國。朝聘屬古人“吉、兇、軍、賓、嘉”五禮中的賓禮，乃諸侯朝覲天子之禮。彼時晉國由襄公主政，為諸侯霸主，而魯國國勢已衰，故定期朝覲亦屬情勢的不得不然。稍不尋常的是，出發前，季文子大概聽到襄公生病的消息，於是甘冒不韙地在行裝裏備上了喪禮所需之物（“求遭喪之禮以行”）。隨行者感到奇怪，文子遂解釋說：“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大意是說，凡事有備無患，當出國朝聘之際，臨時措辦禮品又很困難，設若襄公突然辭世，則無以為禮（喪禮和賓禮所用禮物不同），所以做兩手準備沒什麽壞處。最後果如其所料，使臣未入境，襄公便已病死。僅此壹事，就不難看出季文子做事周全。後來杜預為《左傳》作註，也直接以此事為例證，引《論語》總結道“所謂文子三思”。如此，“三思而後行”的確可視作季文子壹生處事少差池的得力處，故多年以後，仍有人以“三思”為其德行，向孔子當面稱頌之。
雖然季文子其人其事眾口交譽，孔子也壹定要獨立審察。這次，他對季文子的行事風格，只用了四個字表達看法：“再，斯可矣”。
“再”，再次，兩次之意。較之“三思”，“再思”明顯少了壹次。“可”，多用於對壹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間狀態的有限認可，如《論語》總章十五，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因此，“再，斯可矣”翻譯成白話就是“再思也就可以了”（“三思思得太多了”）。如果“再思”才屬於中間狀態，則“三思”竟然屬於最低層次的做法。孔子用“再，斯可矣”表達的便是對“三思而後行”極大地不認可。看到這裏，今天的讀者或許會感到意外。實際上，對這壹點，《論語》歷代的重要解釋者都無異議。
比如東漢末年的大儒鄭康成解釋這句話時說：
“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見何晏《論語集解》）
體會鄭氏之意，大概是說，季文子作為壹位既有德性又有政治能力的賢人，判斷事情，不用反復考慮即能合宜；而且聽政貴剛斷果決，多思不免瞻前顧後，猶豫失決，最終耽誤事情。因此，“三思”屬於“優柔寡斷”，無論作為政治品格抑或個人性格，皆屬缺陷，對於成德和理政不無害處。按照鄭氏的理解，“再，斯可矣”向人們指出，用“三思而後行”評價季文子說低了，文子的謹細不過是“再思”的結果。“可”在這裏是“停止”“完結”的意思。
到了北宋年間，理學家將“三思而後行”為什麽不好說得更透徹。二程說：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轉引自朱子《論語集註》）
“有思則為善”是延續孟子的思想，簡單地說，善非外在於人的物事，惡人為惡緣於對自身行事缺乏反省（“不思”），壹旦能夠有所反省（“壹思”），則為善的通道便已經敞開，就好比惻隱之心壹旦發動，只要不被遏止，壹定會演進成善行。從孟子的角度看，在道德問題上，思與行有緊密的相關性，道德行為之所以沒有發生，要麽是因為“未嘗知有思”，要麽是因為原初的思想被其他東西擾亂。不過，對壹般人而言，善端發動後，還有行動恰當不恰當、合宜不合宜的問題，“再思”的必要性就在於有機會糾正過來，這樣可以說已經很慎重了。假如又要三思，則“所思”離“壹思即得”的原初善心動念處已愈來愈遠，且“思”本屬人、物照面之際的當機觸發，思慮過多無異於將心思從情境裏抽離出來。這個時候，個人的私心就很容易摻雜進來，讓本來分明的善惡是非讓位於功利性的利害評估，讓公義讓位於私欲。
當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時，他對賓禮和喪禮內在要求的不同情感很漠然，對他而言，禮僅是國與國之間的外交儀節，壹種裝飾性的東西；真正重要的是國家利益――不得罪強國，不失去體面――至於禮的純潔性是否得到保證則無關緊要。不難發現，在“三思”後才發生的行動裏，所謂“真性情”和道德意義往往都已經十分寡淡了。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古代儒者對“三思而後行”***同抱有疑慮，原因主要在於多思既可能令知行打成兩截，從而使人由於不斷遲滯而愈漸喪失壹種果決的道德行動力，也可能造成在道德判斷裏滲透進功利考量，從而損害道德原則的崇高性和道德行為的純粹性。那些依然抱持“三思乃美行”（劉寶楠語）看法的人，實在有必要反思壹下，看自己是否已陷入前述窠臼。
（來源：中國藝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