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二個郡縣制的皇朝。由於第壹個皇朝秦朝的歷史太短，並沒有給漢朝留下多少經驗以資借鑒，故漢朝的許多統治方法都有待於自己去探索。我們可以看到，漢朝其實做的相當不錯，盡管其中也有曲折，但畢竟運轉了四百年，給後來的王朝留下了豐富的遺產。漢朝以他的創制定例的開拓精神，輝煌的武功，昌盛的文化與科技，標誌著中國大壹統王朝少年時期精神與活力，他的影響幾及於大漢民族的每壹個層面，以至於2000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可以感覺得到，我們仍與他血脈相連，我們仍可以從漢史中獲得信心與勇氣。 漢朝的偉大首先在於他確定了壹個統壹帝國所必須的官方意識形態。秦朝獨尚“法”術，由於用政太急太猛，民不堪命，以致於二世而亡。漢初鑒秦之失，用黃老無為而治。在漢初特定的社會條件下，這無疑對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經濟發展，鞏固統治秩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用之壹久，流弊也隨之而生：王國勢力過於強大，商人豪強驕橫不法，中央孱弱，對匈奴的悔慢侵略難以作為。這些問題如繼續下去，對內難以鞏固統壹的局面，對外形成不了合力，無法保家衛國。 此時有漢武大帝橫空出世，他毅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變“無為之治”為“有為之治”。漢武的選擇，不僅是為漢朝，也是為後世中國二千選定了官方意識形態，後來的歷史證明了這壹點。壹個大壹統的王朝不能沒有統壹的官方哲學，否則，此也壹是非，彼也壹是非，紛紜紜，如何維護國家的秩序？漢武的儒學其實並不是孔學，而是儒法合流的荀學。它壹方面采取儒家的“仁義”內核，另壹方面用法家的尊君抑臣，定刑法，用酷吏。漢宣曾明白說過，“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這套揉合了儒、法的新儒學既有儒家之“仁”，也有法家之“威”，又避免了兩家過於極端的壹面，成了應付局面的利器。 有人說正是漢武的選擇扼殺了中國的百家爭鳴，是中國近現代落後的思想根源。這壹說法貌似有理，其實經不起推敲。世界史是曾經有個的大壹統帝國那個沒有壹套官方哲學，除了中國以外，其它都是求助於宗教神學。相對宗教神學而言，中國的選擇要世俗化得多，對思想自由的扼殺程度也較輕。歐洲近五百年前的興起是有復雜原因的，並不全在於宗教。再說，現代歐洲的繁榮關古希臘、古羅馬人何事？古希臘、古羅馬早在歷史的進程中灰飛煙滅，古文明中，唯有中華，巍然獨存，憑此壹條，我們就無理由苛責漢武帝。 值得指出的是，漢代雖確立了儒學獨尊的地位，且自漢宣帝時起禁封了諸子百家及司馬遷的著作，但異端壹直存在，西漢末年的楊雄即作《法言》，反對神仙迷信、星占蔔筮；東漢初則有恒譚作《新論》反對天有意誌、有目的，反對“天人感應”；更有王充作《論衡》，用當時他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學知識對已經宗教化了和神學化了的今文經學作了有力的批判。這些充分說明，漢代的官方哲學對思想自由的禁錮程度並不象想象得那麽嚴重。 漢朝的偉大還在於用他超凡的武功界定了今日中國的基本版圖。強漢自漢武大帝起三百多年，四夷無不懾服，直至漢亡後的三國、西晉也能把各自所面對的蠻族收拾得服服帖帖。“五胡亂華”之時，漢人武力雖然失去了對蠻族的絕對優勢，但相對優勢仍存，東晉、南朝以江東壹隅，經濟上不能與北方相抗，但軍事上始終不輸於北方，這正是大漢武威的余風所致。 漢武大帝有著無比的好奇、無窮的精力、無上的鬥誌。他“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不但把趁秦末動亂而割據自王的朝鮮、東越、閩越、南越壹壹削平，又從匈奴處奪回秦河套地，更是首次將雲貴、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納入版圖，將漢軍的旗幟，第壹次插上雲貴高原，帕米爾之巔。漢武多次主動發起對匈奴的作戰。經漠南、河西、漠北決戰後，為患中國上百年的匈奴竟壹厥不振，被迫向西遠徙。漢宣之世，匈奴更是內部分崩，先是五單於爭立，後則分為兩部分，南部呼韓邪單於向強漢稱臣，依漢而茍存；北部郅支單於則只能在漠北阿爾泰山壹帶作些對西域的騷擾作戰，再不敢南下牧馬。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漢西域副校尉陳湯發西域各屬國兵遠征竊據康居的郅支單於，郅支竟被壹戰授首。至此，大漢民族的兵威至於極點，陳湯在給皇帝的奏章中發出了大漢民族有史以來的最強音：“明犯強漢天威者，雖遠必誅”。遙想先祖偉大當年，不禁血脈賁張！如此豪語，何時得以復聞。 東漢的武功不及西漢，且在對待異族的國策上犯了致命錯誤。他聽任羌人入居塞內，處金城壹帶，以致後世由於人口激增，經濟不濟，羌人起而造反，成了漢之大患，要費時二十年，竭盡國力放將其鎮壓；他又聽任南匈奴入雁門、上谷、代郡壹帶，雖漢世無患，卻給後世“五胡亂華”埋下了亂階。但東漢皇朝於明帝永平十六年（73年）、和帝永元元年（89年）、永元二年、永元三年四次大破匈奴，勒石燕然山，降匈奴二十余萬，迫匈奴余部向西遠徙，永離蒙古高原，如此豐功，在後世只有大唐破突厥可比。而班固等人幾乎以壹已之力，為國經營西域，控制西域政局達數十年之久，這等孤膽英雄，幾乎是大漢民族五千年歷史上的絕響。 漢朝的偉大還在於漢朝是個人文燦爛，科技發達的時代。在史學方面，西漢有司馬遷的《史記》，東漢則有班固的《漢書》。前者首創了中國的紀傳體通史例，後者則中國第壹部完整的斷代史。司馬遷的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把歷史僅僅從“使亂臣賊子懼”的僵化思維中解放出來。班固的《漢書》“不激昂，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他采用司馬遷的體例，但比之更嚴密。兩者都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從文學角度看，都可算得上是中國的散文名著。漢代的文學作品也十分豐富，主要形式有賦、散文、樂府詩三種形式。主要的文學家除司馬遷、班固外，還有賈誼、晁錯、枚乘、司馬相如、東方朔、楊雄、張衡以及壹大批無名作者。《服鳥賦》、《子虛賦》、《七發》、《古詩十九首》、《孔雀東南飛》、《過秦論》、《論貴粟疏》等都是中國文學史上稱得上的精品名著。 從科學角度看，漢代也中國歷史上的壹個偉大朝代。漢代發明了紙，積累了壹些基本的化學知識，完成了農具與兵器的鐵器化。中國古代傳統的醫、農、天、算四大學科，均在漢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體系。醫學方面，漢代代表性的著作有《神農本草經》與《傷寒雜病論》。前者是我國最早的藥物學著作；後者為張仲景所作，壹直到現在還是我國中醫治療學的基礎性著作。在農學方面，漢代代表性的著作有《汜勝之書》，為漢成帝時“議郎”汜勝之所作。該書總結了農業生產六個基本環節和技問題，總結了禾、麥、桑等十多種農作物的栽培法，奠定了我國古代農書和作物栽培理論的基礎。在天文方面，漢代完成四部歷法，即太初歷，三統歷、四分歷、乾象歷。這幾部歷法壹部比壹部進步，在對日月五星視運動的各種周期，和有關天文常數的測定方面取得了很高的精度，形成了壹個獨特的體系。漢代在天文儀器和天象記錄方面的進步十分顯著。最突出的成就如有張衡的渾天儀，有準確的太陽黑子的記錄，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新星和超新星的記載等。在算學方面，漢代的代表性著作有《九章算術》。這是我國現存的最古老的數學著作。它標誌著我國古代以算籌為計算工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數學體系的形成。《九章算術》在抽象性、邏輯上的嚴謹性和系統性方面遠不及古希臘歐幾裏得的《幾何原本》，但它在運用算籌算法，用十進制，在解決實際計算問題方面遠超過古希臘的數學體系。除此之外，漢代在地圖測繪，在煉鋼等技術方面遠遠地走在世界前列。從馬王堆出土的地形圖、駐軍圖與現代地圖相當接近，漢代的炒鋼、百煉鋼和鑄鐵脫碳鋼技術也是非常先進的。歐洲用炒鋼冶煉熟鐵技術要比中國晚壹千九百余年。 站在二十壹世紀的今天，我們回望二千年前的漢朝，那是壹個多麽綽厲奮發，慷慨激昂的時代；那是壹個多麽勇於創新，敢於探索的時代！又多少成語典故產生於此，又多少英雄美人讓人蕩氣回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投筆從戎”、“輕於鴻毛，重於泰山”、“畫地為牢，終不可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封狼居胥”、“勒石燕然”、“金屋藏嬌”、“斷袖之癖”、“絕世獨立”、“傾國傾城”等等故事妳還記得嗎？偉大的漢朝是中華民族的奠基期，沒有漢朝的偉烈豐功，大漢民族的歷史將是多麽遜色；沒有大漢王朝多方面的開創之功，東亞文明又如何傲立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