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原來沒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來給漢字註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註明漢字的讀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註了音也讀不出來。反切，就是用兩個漢字來給另壹個漢字註音，反切上字與所註字的聲母相同，反切下字與所註字的韻母和聲調相同。周有光先生稱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這兩種註音方法，用起來都不方便。
唐代守溫和尚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壹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1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壹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壹步。***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註音。
《西字奇跡》這本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壹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字匯。註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壹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壹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壹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壹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末年朝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壹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壹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壹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麽樣兒啦？”“中國政府非註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壹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壹不可”。 (1854-1928)是我國第壹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壹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壹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壹目了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壹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壹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瑯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
①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壹目了然初階》壹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 速記系：采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壹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壹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壹套註音字母，***39個，這套字母采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采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註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壹半。
會議對於註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註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註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註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註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註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壹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註音字母註音。北京還成立了註音字母書報社，印刷註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註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註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壹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註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註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壹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註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註音字母，這是中國第壹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註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壹有過壹定貢獻。盡管今天看來，註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註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註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註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於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的文章，提出了“廢孔學”、“廢漢字”的主張。他說：“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壹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甚至說：“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他提出：“廢漢文之後”，“當采用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語）”。
這顯然是壹種非常激進的言論，而且把漢語和漢字混為壹談，分不清語言和文字的區別，在學術上是錯誤的，因而受到了陳獨秀的批評。陳獨秀指出，語言和文字“此二者關系密切，而性質不同之問題”絕不能混淆，所以，是“僅廢中國文字乎？抑並廢中國語言乎”還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書之”的意見。
這個意見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錢玄同也接受陳獨秀的意見，壹同倡導國語羅馬字，開始了國語羅馬字運動。1923年，《國語月刊》出版了《漢字改革專號》，采用羅馬字的呼聲達到高潮，國語羅馬字運動進入壹個新的階段。錢玄同發表《漢字革命》的論文，否定漢字，說“處處都足以證明這為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所以漢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絕對可能的事”，“惟有響響亮亮的說漢字應該革命！如此，則漢字改革的事業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滿足於註音字母，認為“漢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應該采用羅馬字母。
黎錦熙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壹條大路》，提出“詞兒連書”的問題，對於這個重要的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趙元任發表《國語羅馬字的研究》，提出了“國語羅馬字的草稿”，使用國際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節的聲調，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號，並提出了系統的詞兒連寫規則。
1923年8月，教育部召開國語統壹籌備會，決議組織“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員和壹些語言學者自動組織“數人會”，提出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1928年9月，大學院院長蔡元培正式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作為“國音字母第二式”，用於給漢字註音和統壹國語，“與註音字母兩相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在國語羅馬字運動中，出版了壹些讀物，如《國語留聲片讀本》等。
1932年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匯》，用註音字母和國語羅馬字兩式對照。但是，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走出知識階層的圈子，沒有在社會上普遍推行，它的影響遠不如註音字母。
國語羅馬字壹直在臺灣使用，1984年臺灣發表國語羅馬字修訂草案，征求意見之後，於1986年1月28日正式公布，名稱為《國語註音符號第二式》，改用於《漢語拼音方案》相同的符號標調法來表示聲調。 國語羅馬字運動
稍後我國還開展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中國的拉丁化新文字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蘇聯創制的，其目的是在蘇聯遠東的10萬華工中掃除文盲，今後在條件成熟時，用拉丁化新文字代替漢字，以解決中國大多數人的識字問題。當時的蘇聯政府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中掃除文盲也列為蘇聯本國的工作任務，於是，在蘇聯的中國***產黨員瞿秋白、吳玉章、林伯渠、蕭三等人與蘇聯漢學家龍果夫、郭質生合作，研究並創制拉丁化新文字。瞿秋白寫成《中國拉丁式字母草案》，於1929年由莫斯科中國勞動者***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1930年，瞿秋白又出版了《中國拉丁化字母》壹書，引起很大反響。1931年5月，蘇聯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員會科學會議主席團對中國拉丁化字母的方案進行了審定，並批準了這個方案。
1931年9月26日在蘇聯海參崴召開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壹次代表大會上，又通過了書面方案《中國漢字拉丁化的原則和規則》。其主要內容是：1.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原則（13條）；2. 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的規則（包括：①字母，②拼寫規則,③寫法規則）。拉丁化新文字是在國語羅馬字的基礎上制定的，在標調方式上與國語羅馬字不同，國語羅馬字對於所有的音節都要標聲調，而拉丁化新文字規定：原則上不標聲調，只是在極有必要或極易混同的情況下才標聲調。例如，“買”和“賣”容易混同，“買”寫為mai,“賣”寫為mai。於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正式開始，這個運動推動了中國語文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拉丁化新文字的創制者和國語羅馬字的創制者之間曾經進行過激烈的論戰，前者叫做“北拉派”，後者叫做“國羅派”。後來他們都發現，兩派在壹些根本問題的認識上是壹致的，只是在個別枝節問題上有分歧。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拉丁化新文字和國語羅馬字是中國人自己創制的拉丁字母式的漢語拼音方案中比較完善的兩個方案。在談到現在的拼音方案的時候，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功勞”。
拉丁化新文字方案通過後，首先在華工中推行，出版書籍47種，刊印10多萬冊，許多華工學會了新文字，可以用新文字讀書寫信。
1933年，拉丁化新文字介紹到國內。1934年8月，上海成立了“中文拉丁化研究會”，出版介紹拉丁化新文字的書籍。接著，在北方和南方的壹些大城市都先後成立了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甚至在海外華人中也成立了這樣的拉丁化新文字團體，據統計，從1934年到1955年二十壹年中，拉丁化新文字團體總***有300多個。
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還得到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熱情贊助。1935年12月，蔡元培、魯迅、郭沫若、茅盾、陳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同發表文章《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其中說：“我們覺得這種新文字值得向全國介紹。我們深望大家壹齊來研究它，推行它，使它成為推進大眾文化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工具”。這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的壹份革命宣言。
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親自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於首位者，先生也。20年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於壹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壹人，絕不止***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對於當時新文字運動給以極大的贊賞。毛澤東對於新文字運動是積極支持的。他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字必須在壹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1941 年1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員會”，正式宣布新文字與漢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同年，在延安出版的《Sin WenziBao》（《新文字報》)第壹期上，發表了毛澤東的題字：“切實推行，愈廣愈好”；朱德也題了字：“大家把實用的新文字推行到全國去”。
在抗日戰爭的最緊急年代裏，拉丁化新文字的傳播形成壹個與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前所未有的群眾性文化革命運動。這場運動不但沒有被戰爭的炮火摧毀，反而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在全國各地到處開花結果。新文字在陜甘寧邊區推行，效果很好。據吳玉章說，“延安縣市冬學中，不到三個月，就掃除了1500余文盲，他們學會新文字，能寫信、讀書、看報，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壹直延續到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公布時為止，歷時近30年。它對中國的文字改革事業，對制定和推廣《漢語拼音方案》，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