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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了望社了望講壇第壹期――《關於法國大革命的幾點看法》講義
我們壹般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由資產階級發起的資產階級革命。無疑大革命確實是壹場資產階級革命，但革命的爆發卻恰恰與資產階級沒有太大的關系，它的最初是以由“貴族反叛”為序幕的。這個觀點也許大家較少聽說，但卻不是壹個新得觀點。羅伯斯比爾早在兩百年前就已經提出來了。夏多布裏昂也曾經這麽說：“貴族開始了革命，平民贏得了革命。”
所謂得“貴族反叛”是指以司法界為主的寡頭集團利用高等法院有權對國王政府的發令提出抗辯的權力圍繞著政府提出的關於擴大稅收的政策的合理性的壹次鬥爭。
跟英國相似，當年查裏壹世企圖增加稅收時也不得不召開國會，希望得到允許。在法國，1789年，法國由於連年的軍事行動（北美獨立戰爭），負債40億鋰。國王的財政大臣卡洛納企圖通過擴大印花稅和按土地年生產量普遍征收土地稅等手段來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但這些都必須提交巴黎高等法院。
而高等法院除少數親王、公爵、主教外他的主要審議機構—貴族法庭大部分由年輕的（大部分低於35歲）法官擔任。這些年輕的貴族法官壹部分企圖維護自己自己古已有之的反對政府權力；壹部分則受啟蒙思想和北美革命後的憲政所鼓勵，也希望能在法國實行憲政改革。因此在面對卡洛納和他的後繼者布裏安的政策時，年輕的貴族法官只答應了放松對糧食銷售和出口的限制，建立省議會但卻在關鍵的印花稅上表示反對，斷然拒絕了土地稅，於是貴族法庭與國王的政府之間就展開了第壹次激烈的競爭。競爭的結果是國王被迫收回關於印花稅土地稅的法令，法院獲得了勝利。年輕的法官們在城市裏燃起篝火慶祝，吹噓自己是傳統自由的捍衛者。而可愛的人民也很快成為了法官們的擁護者，參加到他們的慶祝中去，於是慶祝很快就演變成為了騷動，並在興起之時焚燒了卡洛吶的模擬像。騷動在政府的逮捕下持續了壹個星期，這是1775年糧食騷動以來，首次在首都出現的大規模群眾騷動。而在這次可以稱為大革命序幕的騷動中，除了律師事務的人之外，依然不見資產階級的參加，而是我們的貴族和城市平民。
貴族反叛的另壹個重大成果就是三級會議的召開，和改革支持者內克爾的上臺，而這兩者恰恰就是接下來風起雲湧的革命的導火線。
也許在這裏，我們應該停下來想壹想為什麽當時的法國不是資產階級首先發起反對舊制度的鬥爭，而恰恰是由享受著種種特權的貴族法官和平民百姓呢？這似乎不太符合我們印象中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形象。
其實法國18世紀大部分時間裏經濟發展還算是繁榮的。重商主義從17世紀開始經過黎希流、柯貝爾等人的推行，已經促使法國商業有了重大發展。尤其是造船業，海外貿易，紡織等行業。有人在分析為什麽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英國時也特別指出“在商業方面，1763年這時兩個國家（英、法）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所區別的話，法國稍微領先壹些。”而工業革命在英國如火如荼的同時也開始零星的影響法國。1733年－1778年工農業產品逐漸增加，價格也穩定上升。而這些經濟上的種種發展，最終受益最深的是資產階級。同時法國的富裕人家又將大量精力金錢花在換取壹個“穿袍貴族”的名號的事業上，因此此時的資產階級除了少數激進的派系之外，並沒有過多的怨言與不滿。心懷不滿的只是那些小麥、面包的購買者，和有誌於改革法國的年輕貴族。
1778年以後，由於美國獨立戰爭結束的影響，有10年的時間物價是下降的。這原本對於平民來說是好事，但由於物價下降的同時工農業原料價格也隨之下降。大地主們為了減少這部分損失，加大了封建賦稅，將之轉嫁到小農身上。農民在土地純收入上的損失遠大於他們從物價下降中得到的好處，因此，從18世紀70，80年代開始，法國早就爆發了多場搶劫面包店的“面包戰”。只是每次都因為價格的稍微回落而消失。可憐的平民們沒有太多的理智去思考采用怎樣合理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往往采取最為直接的方式就是哄搶面包店來滿足，自己對面包的渴望。在1787年－1789年的連續壞收成，小麥與面包價格飛升，1788年，巴黎地區每磅面包由11月3蘇，12月的3.5蘇，進入1789年形式更加嚴峻，到7月份面包上漲到4蘇每磅，省外某些地方更是達到了8蘇每磅。盡管財政大臣內克爾已經進口大量糧食並賠本拋售了。而按照當時巴黎的工資水平，作為主食的面包價格是不應超過每磅2蘇的。因此，這對與勉強只能維持自己生活的低收入者來說就是對政府充滿敵意的根源了。也難怪他們在革命爆發之後不是想著追求什麽自由、民主，而是壹直高呼著索要面包（1789年10月5日的婦女運動，就是壹幫負責家庭收支的家庭婦女從巴黎步行前往凡爾賽要求面包）。
而至於以司法界為主的貴族反叛，則前面也已經稍有提到。壹個是從太陽王路易十四開始，法國的君主就達到了專制的頂端，壹句“朕即國家”足以表現壹切。這因如此，壹直處於有權審議國王的地位的高等法院，自然就受到了巨大的壓制。好在莫普等人的積極改革之下（60、70年代的莫普司法改革），恢復了壹定的權利，大法院被保留下來作為審理王室案件的特殊法庭，和貴族法庭（這個法庭後世稱為“莫普最高法庭”）它也起著國家發令登記機構的作用，並被賦予對發令提出抗辯的權利，即可以對國王的立法方式而不是實質提出抗辯。法院的貴族法官自然不願意自己得之不易得權利再次失效，於是積極的幹預到國王得立法上來，特別是革命前那壹系列敏感得財政政策。另壹個就是我們年輕得法官們大多在啟蒙運動中得到鼓舞，也希望自己為規範國家得憲政出壹份力。還有壹點值得提出的是國王提出取消貴族的不用交納土地稅的特權，按土地年生產量普遍征收土地稅，也是引起貴族們不滿的原因之壹。於是法官們針對國王通過召開顯貴會議的立法方式提出的質疑，要求必須由三級會議來立此法，於是爭鬥就開始了。
至此我們也大概可以了解到從微觀角度看法國大革命得主要是由於物價的巨大變動引起得低收入者得不滿進而演變成為騷動和革命，以及貴族法庭反對國王擴大稅收政策的抵制而引發的貴族反叛，兩者結合在壹起，單純的人民在貴族的煽動下變得積極起來，開始對對舊制度發起強大反抗。並且壹發不可收拾。
接下來，我們就來了解這場氣勢恢弘的大革命本身的經歷吧。幾本書下來，對於整個革命過程的最大的印象就是它給人壹種此起彼伏、潮起潮落、綿延不絕、沒完沒了的感覺。壹個階級接手於另壹個階級，壹個派別接手於另壹個派別，巴黎人民的革命熱情更是壹浪高過壹浪。如果妳將自己置身於革命當中，則革命中的種種人物種種事件，很容易讓妳陷入當局者迷的尷尬境界。因此，我們只好站在棋局之外觀察局勢之壹二。我們迷惑於大革命為什麽會在如此大之範圍之內持續這麽長久，法國社會為什麽會在這時候發生壹場這樣激烈的社會大動蕩。社會的動蕩不安，自然就有導致不安的因素存在，而像大革命這樣的大範圍長時間的動蕩則不可能只由壹個因素造成，必定是多個要素雜糅在壹起，就像壹堆復雜的化學藥品，堆放壹起，搞不清誰與誰發生了反映，只知道席間必定是壹連串的連鎖反映才至於如此的激烈。
下面我就從探尋當日之社會不穩定因素出發來解釋大革命的恢弘氣勢。
首先是貴族的嚴重逃亡。
從革命開始的的那兩個月裏政府總***發出了20萬本護照。大批的社會名流紛紛避難它邦。我們很難去把握這些逃亡貴族在國境之外到底會不會反攻倒算，（事實上是有的國王的弟弟阿圖瓦伯爵與1791年5月20日在意大利的漫圖亞就與奧皇進行了會談，策劃由歐洲各君主國出面幹涉法國革命）但逃亡本身已經給革命帶來了壓抑、肅殺的氣氛。種種不安來源與革命開始後的平民對貴族的清算。農民在高喊著“面包”的同時，沖進了地方貴族的住宅，並將那些剝削了他們千百年的封建義務契約連同住宅和住宅的主人壹同燒毀。農村裏的地方貴族就這樣在人民的激情浪漫中被淹沒了，盡管他們當中確實有些人是很該死的，但無辜者也無得幸免。農村的遭殃了，城市裏的貴族自然奔走相告，於是為求自保，貴族們也只能是選擇是出逃吧，不管自己是不是也是人民清算得對象。於是農村城市陷入了壹種混亂狀態。
其二是軍隊得情緒變化。
在社會的大變動中，能夠力挽狂瀾的大概只有那些掌握軍隊的長官了吧。但1792年法國正規軍中的軍官已經有三分之二離職。這些軍隊的領導者的消失，就讓軍隊失去了方向。就像壹只暫時無人看管的機槍壹樣，誰都可以調動它的槍口，對準自己的敵人。這無疑是危險的。妳永遠不知道面起的這只軍隊到底是站在那壹邊的。時局充滿了未知數。他們或者繼續效忠於國王，或者“棄暗投明”支持第三等級，更甚者也可能成為國內叛軍與國外幹涉武裝的合作者――三級會議期間，國王就企圖通過軍隊的力量，改變局勢。於是他從外省調集了大量的軍隊包圍凡爾賽，對與會的代表施加壓力。可惜的是孔蒂親王的軍隊拒絕向抗議罷黜內克爾的巴黎人民開槍。就連王室的衛隊也在巴黎的大街上高呼“第三等級萬歲――”的口號。
第三是政治俱樂部的活躍。
政治俱樂部與傳統的貴族沙龍的最主要區別就在於俱樂部是平民化了的沙龍。也許我們可以稱只為政黨的雛形。而在“政黨”組織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可愛的民眾壹旦加入到可怕的政治鬥爭中來，則很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政客通過俱樂部的形式組織利用起來。被迷惑了的人民卻成為狡猾的政客手中的王牌，誰都是代表人民的聲音。人民壹旦被組織利用起來，它的力量就不可估量了。
第四是書籍報刊出版業的自由化發展。
顯然，舊制度下的審查制度在壹定程度上是有必要的。正是由於原先審查制度被全部廢除了，法國壹下子進入了出版自由化狀態。壹時間幾百種報刊雜誌出現在大家面前。而尚未發展成熟的出版業的作者編輯們或是被自己的才情文筆所迷惑或是在金錢的雇傭下總是不負責任的向民眾宣揚暴力、激進的革命色彩。政客壹旦買斷了某壹份報紙，則壹種極具煽動效果的宣傳手段被開辟了。善良的群眾則每天在這種宣傳鼓動的文字中，漸漸發展了自己的革命情趣，群眾的革命激情就這樣被點燃了。
第五是地方自治狀態。1789年夏爆發與全國的市鎮革命早已使全國各地暫時處於自治狀態。壹個完整的法國被分為零星的83個省，4萬多個市鎮，則是將市鎮的行政機構直接置於最底層，人民中間。表面上看起來這是民主的極致表現，但所謂的民主如果是建立在壹種狂熱革命氣氛之上的話，則容易造成革命投機分子的嘩眾取寵，民主變成了亂來，使整個國家建築的根基被挖空掀翻。舊社會下的省長總督已經被趕走了，人民在自己選舉出來的或善或惡的領導人的帶領下進攻貴族們的住宅堡壘，隨意的搶劫，殺人。人民在釋放自己的滿腔革命激情的同時也使原本整個溫和有秩序的改革進程中止了，取而代之的是疾風驟雨似的狂熱革命。
第六是社會秩序問題。
這個問題很不好解釋。它既是動蕩因素，又同時是動蕩的表現。應該說這是在這兩種身份的相互作用下，其表現出來的結果就激烈了。由於在轉化教產時發行的指卷不斷貶值，以及局勢的緊張，商人的囤居奇積，糧食價格不斷上漲，民眾的不滿情緒自然也在上漲。而其引起的社會問題呢就是我們前面起到的肆意搶劫，肆意殺人尤其時針對貴族，和面包店的老板。經常星的妳可以通過各種渠道聽說到某某貴族被殺了，那裏那裏又有商店被搶了。雖然有些是小道消息，不足為信，但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日之社會秩序已經蕩然無存。黃仁宇老師就評價說“這時候的法國已近於霍布斯的初民狀態，亦即是人與所有人作戰”。
七是宗教問題。
君主立憲派上臺後直接面臨的壹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財政赤字問題。原有的稅收制度已經在自己和人民的打擊中取消的差不多了，而自己政權的新的稅收，財政制度卻還沒有建成。於是新政權面臨了極大的財政危機，1789年國家負債已經由30億鋰上升至40億鋰。因此饑渴的新政權看中了舊制度下的教會財產。1789年11月制憲會議宣布全部教會財產轉歸國有，1790年下令拍賣教會地產同時也下令取消教會的什壹稅。這原本對於新政權和人民都是壹件有意義的事。但就在但立憲派正在為自己的偉大功績沾沾自喜的時候，壹個可以說在他們意料之外也可以說是意料之內的後果正要他們去承擔。虔誠而固執的教士們丟失自己的財產之後，又不屑與接受世俗政權的“恩惠”――1790年政府頒布的《教士公民組織法》規定教會的壹切活動經費由政府負責；同時由政府發給教師薪俸。因為教士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原本就屬於他們的，是上帝賜予他們的財富，而不願接受世俗政權的嗟來之食。1790年11月政府又頒布了《教士宣誓發令》要求教職人員宣誓效忠於民族效忠於國家法律，全力維護由國民議會頒布的憲法。這就等於說要求教士們從上帝那裏跳槽到世俗政權。這樣的要求在教士們看來簡直就是壹種侮辱，而遭到了強烈的抗議，羅馬教皇也提出了抗議。國內的教士們也不願意宣誓做國家的“公務員”，160名主教只有7個人宣誓了，下面的低級教士更是少之又少。而對於那些不肯宣誓的教士的處理辦法，立憲派更是讓人哭笑不得。規定說隨便他們留不留任，但壹律不發給工資。教士們對於這種無所謂的態度和“只做事不發工資”的做法，更加覺得羞辱。於是大量的教士無法忍受國內的宗教政策而出逃，而於境外的基督教成員聯合起來反對法國政府。而留在境內的教士則流竄於全國各地，宣傳鼓動人民不要被這種犯天瀆神的政府誤入歧途。甚至主張他們不要買賣教會地產，不向政府付稅。至此壹個天主教國家就這樣分裂了。有位現代作家認為這壹舉“中斷了全國的團結，內戰於是開始了”。甚至在革命之後的19、20世紀仍是社會政治動蕩不安的重要根源之壹。
我之所以在這裏特別強調宗教問題，關鍵就在於直到現代宗教依然是全世界政治局勢的壹個敏感話題。宗教並不像我們想象中那樣在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技革命中銷聲匿跡。相反，它依然是維系壹個民族壹個國家的重要精神紐帶。
以上是我們在讀書是簡單記錄前人只言片語。大革命氣勢恢弘，所涉及範圍更是我窮壹生之精力無法囊括的。對其分析自然也是掛壹漏萬。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這些不穩定因素雜糅在壹起才導致了大革命的萬千氣象。
看完了革命，就應該對革命做個總體的評價了。法國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重要的壹頁。磅礴的氣勢更是讓人敬畏。對其進行簡單的敘述尚且覺得力不從心，要對其個中的千頭萬緒進行歸納評價就更是難上加難了。因此在這裏我們也只能是點到即止。不敢求全面客觀。
大革命即以其暴風驟雨式的革命進程席卷了整個舊社會，則其新的國家體制也自然在涅盤中重生了。讀了幾本黃老先生的著作，也習慣了模仿老先生將整個國家體制比喻為壹“立”字。上面的壹點壹橫自然代表高層機構，下面壹橫則是國家的基層機構，中間的兩點則代表上下間法律制度的聯系（不僅僅只是法制也包括了種種意識形態上的東西如風俗習慣等等）。
路易十六既然已經被殺，則宣告了君主制在法國的壹去不復返（當然拿破侖帝國和後面的帝國都不能列入真正意義上的君主制帝國），取而代之則是壹套新的政治體制我們可以稱為代議制或者議會制等等，其特征則是取全民之意，行民主之政。我們姑且不論其實質情況怎樣，就拿其與舊制度相比已經是完全的不同了。起碼不在有“朕即國家”的說法，不再有貴族的特權之說，在形式上每個人都還是平等的。立法上也得到了規範，議會在革命結束之後基本也能正確的處理國事。稅收的征收體制軍隊的組織也都隨著革命與反對國外武裝幹涉的進行而逐漸建立。這些對於今後的法國可以說是影響深遠的。不管怎麽說現在不管是誰都無法摒棄這壹套國家高層機構。
其次是下層機構。封建契約也在人民的怒火中化為灰燼，公有土地即已被平均的分配給農民，封建義務已被取消，則壹個平等，自由的社會基層已經被建起。雅各賓派統治期間則有數千雅各賓俱樂部分布與全國各地，以及由雅各賓派出的“市井派”，充當著中央在地方的經理人，從而各項政策事務在革命期間也能在地方得到執行。各種事務在革命結束後也能在農村順利進行。用黃老先生的話說就是“創造了壹個底層機構裏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交換的原則，奠定了日後以數字管理的基礎。”
至於中間的聯系則或在革命當中或在革命之後被建立起來。君主立憲派最主要的功績在於開始完善了立法體制。頒布了《人權宣言》，將所有人都置於壹個平等的地位上，而憲法的頒布則使法國從此走上了憲政的道路，也是功不可沒。接下來直至拿破侖的民法典的頒布，期間都是法國社會上下機構法律制度的聯系的完善過程。
整個重新建造的過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完成，也就是壹件了不起的事了。因此在過程當中也不能不采取到壹些極端的手段。按照當日極端的思維思考則是不殺光所有貴族，就不能斬斷封建的尾巴，不把全部人民囊括進來，就不能算是大革命――於是也就出現了國民議會以366票對361票處決了路易十六，也就有了1792年9月巴黎暴民直接到監獄殺人千人有余的現象，也就有了壹張“嫌疑犯法案”，就將30萬人送進監獄甚至斷頭臺――這也許就是霍布斯所說的“人與所有人作戰”的社會階段吧；這也許就是為迎接新的“巨靈”的出現的血腥儀式吧――我們無權過問這到底值不值，但總之前人已經為後人付出了，則後人也應當形式上緬懷壹下先人，而無需日提夜提死得值所，似乎前人就註定要為後人的幸福作出全部的犧牲，而後人則可以毫無歉意的接受前人的犧牲壹樣。
我們說“革命”，本來就是需要“革”掉壹部分人命了，但是當壹場“革命”變成了“草菅人命”，則我們作為後人不得不對“革命”本身的價值作出重新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