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評價為德軍裝甲戰術專家，戰後卻被歐洲史學家淡忘 1941年6月22日，艾哈德·勞斯（ErhardRaus）上校卷入蘇德戰爭，這是壹場他的士兵和上級都無從預知結局的戰爭。勞斯出生於奧地利，此前他的戰爭經驗如下：參加第壹次世界大戰，在1918年作為奧匈帝國軍隊的第1自行車輕步兵營的壹員，參加了5個月的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的間歇期，勞斯主要擔任參謀軍官及分管訓練工作；1938年德奧合並之後，勞斯成為德國軍隊的壹員，此後的兩年時間中他繼續擔任參謀工作（最著名的就是在法國戰役期間擔任第17軍參謀長），其中唯壹的例外是，臨時擔任某教導團團長，為期2個月；根據德軍總參謀部軍官要在參謀機關和壹線部隊輪流任職的慣例，1940年6月勞斯擔任第243步兵團團長，1個月之後調任第4摩托化步兵團團長；1941年5月勞斯被晉升為第6裝甲師第6摩托化步兵旅旅長，當時他尚未在團長的職務上指揮過哪怕是壹次小戰鬥。當時根本沒有理由預言這個戴眼鏡的42歲奧地利軍官最後能夠被拔擢到集團軍司令官的職務上。 在第6裝甲師師長弗朗茨·蘭德格拉夫（Franz Landgraf）的心裏，勞斯給他留下的印象很可能是「 ”缺乏經驗”。除了缺乏戰場經驗之外，勞斯此前的經歷基本和裝甲部隊沒有交集，作為第6裝甲師下屬部隊的指揮官這是個特別令人擔憂的情況。蘭德格拉夫後來才會發現，這位謙遜的奧地利人是位壹絲不茍的參謀人員、不知疲倦的訓練者，以及壹位出色的軍官，他的指揮風格並不是虛張聲勢，而是保證自己的所有下屬能夠盡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任務。這是最有閃光點的個性——但是這種個性未必能夠指導勞斯應付快節奏的激烈機械化戰爭。 然而在任職之後不久，勞斯就表現出了泰然自若的風範，在戰場上就像在參謀機關裏那麽從容，當第6裝甲師逼近俄羅斯北部的列寧格勒郊區的時候，第6旅上下官兵壹旦遇到困難，都會說「 ”勞斯能帶我們闖過去”。這位奧地利軍官對地形的判斷相當敏銳，似乎天生就理解諸兵種合成化戰爭，而且有著巧妙運用非常規戰術的天賦，因此可以說是師長蘭德格拉夫最合適的繼承者。隨著冬季的來臨，到1942年1月，由於漫長的補給線以及兵力兵器的慘重損失，第6裝甲師幾乎失去了戰鬥力，瓦爾特·莫德爾大將（新任第九集團軍司令官）表現出卓越的判斷力，他將自己的整個後方地域和後勤線都交由勞斯指揮。在滴水成冰的嚴寒中，勞斯集結施工單位、德國空軍地面人員和其他散兵遊勇拼湊了壹支雜牌部隊，用以保衛從瑟喬夫卡到前線的關鍵鐵路線。如果勞斯守不住莫德爾後方交通線的話，那麽第九集團軍的第23軍很可能被蘇軍殲滅，當時該軍被蘇軍包圍在瑟喬夫卡西北方向。到2月中旬，勞斯終於有了足夠的兵力，開始著手實施被他稱為「 ”蝸牛攻勢”的策略，逼迫蘇軍從關鍵村鎮中撤退，在鐵路沿線開辟出壹片數英裏寬的安全地帶。 勞斯在蘇軍冬季反擊中的表現，為他贏得了「 ”多謀善斷”的評價，鞏固了他和莫德爾之間良好的工作關系。兩年以後，勞斯在西裏西亞作為軍長再次隸屬莫德爾指揮。第6裝甲師被調到法國整補，獲得了幾個月的閑暇時光，但是1942年12月該師重返蘇聯，作為第四裝甲集團軍的先鋒參加了為斯大林格勒的第六集團軍解圍的艱苦戰鬥。盡管這次匆忙組織的解圍行動最終失敗了，但是1943年初勞斯還是被晉升為軍長，在軍長的職務上，勞斯先後參加了多次重大戰役：在埃裏希·馮·曼施坦因元帥的指揮下參加反擊戰；在庫爾斯克戰役期間作為肯普夫集團軍級戰役集群的最右翼參戰；參加南方集團軍群保衛哈爾科夫的戰鬥；面對蘇軍壓倒性的優勢，指揮德軍渡過第聶伯河撤退的作戰行動。 勞斯因為戰功被希特勒提拔為第四裝甲集團軍司令官，1943年12月他在曼施坦因的指揮下參加了基輔地區的反擊作戰。1945年3月勞斯最終在集團軍司令官的職務上被解職，他先後任職於第四、第壹和第三裝甲集團軍，在波蘭、波羅的海國家、東普魯士轉戰，最後在波美拉尼亞指揮作戰。盡管掛著裝甲集團軍的招牌，但是這幾個兵團下轄的大多數是缺乏訓練的國民擲彈兵，而不是裝甲師，不過勞斯在某些情況下——比如在基輔、利沃夫和波羅的海地區，仍有機會證明自己能夠像擔任師長期間壹樣，從容的指揮大規模裝甲兵作戰。曾任德軍總參謀長的海因茨·古德裏安評價勞斯是：「 ”我們最出色的裝甲兵將領之壹”，並且經常讓勞斯擔任救火隊員。 由於勞斯擔任集團軍司令官的時候，德軍已經不可扭轉地進入了戰略防禦狀態，他被迫成了壹位防禦戰專家。勞斯最與眾不同的特點，是這位奧地利人從擔任裝甲師師長開始，就不太傾向於使用比較流行的「 ”機動”防禦或「 ”彈性”防禦概念，而是更青睞被他自己稱為「 ”局部防禦戰術”的概念。像赫爾曼·巴爾克（Hermann Balck）或哈索·馮·曼陀菲爾（Hasso von Manteuffel）這樣的將領在應對蘇軍的突破時，往往會暫時放棄部分地區，然後動用機動部隊進行反擊，以殲滅蘇軍的先頭坦克部隊，從而收復放棄的地區。但勞斯和他們不壹樣，勞斯面對蘇軍的進攻往往是堅守現有陣地死戰不退。希特勒和莫德爾都很贊賞勞斯的這種作戰觀念，因為德軍軍官中很少有人能這樣寸步不讓的死守陣地。 不幸的是，在戰爭結束以後這位奧地利人卻逐漸被人們所淡忘。正如大衛·格蘭斯和其他歷史學家曾經多次註意到的，西方在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對蘇德戰爭的研究過分依賴像海因茨·古德裏安、埃裏希·馮·曼施坦因和弗裏德裏希-威廉·馮·梅林津（Friedrich-Wilhelm von Mellenthin）這樣的德國軍官回憶錄。而所有這些人和勞斯不過是點頭之交。古德裏安確實在勞斯被希特勒解職的時候為他辯護過，但是古德裏安的回憶錄裏也沒有詳細記載勞斯在東普魯士比較成功的防禦戰，而古德裏安恰恰曾經激烈反對勞斯的戰術觀念。曼施坦因對勞斯比較尊敬，但也僅此而已，因為第四裝甲集團軍司令官赫爾曼·霍特被希特勒免職的時候，勞斯是受益者。在梅林津著名的《裝甲戰》壹書中，對勞斯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雖然很多是不點名的批評），原因是勞斯拒絕在基輔進行反擊，或者在利沃夫防禦戰中實施類似的反擊戰，而作者本人比較推崇的赫爾曼·巴爾克更青睞的反擊戰術。當梅林津後來著手編著有關德軍著名將領的書時，完全忽略了勞斯。 美國陸軍歷史研究項目卻對勞斯非常重視，在蘇德戰爭研究項目中將其所寫的回憶錄列為諸多著名的專題研究項目之壹。在對軍事應變、軍事風格、小部隊戰術和其他專題的研究中，勞斯也被列為最主要的作者。這些研究項目持續時間很長，影響力也很大，在陸軍部最初出版的壹系列小冊子、後來少量發行的系列著作以及近年來彼得·楚拉斯（Peter Tsouras）編纂的壹套完整修訂版中都有這些內容。這些研究成果能夠以原始風格保存下來，不但完整地保留了德軍視角下的蘇德戰爭，而且也讓現代讀者能夠接觸到冷戰時期的絕密檔案，但存在爭議的是其中有多少內容是出自勞斯本人的手筆。其中有壹些第壹手材料甚至連完整記敘了勞斯在蘇德戰爭中經歷的作者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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