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風水對小說《喜福會》創作的影響這篇論文!

推薦海外華人的中國文化情結——《喜福會》中的文化鄉愁

張冬梅

（河南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20世紀後半葉，文化尋根成為彌漫世界的壹股潮流，很多民族都從不同的領域尋找本民族的文化之根，中國文化亦然。尤其是海外華人更是對中國文化傾註了極大的熱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華裔作家譚恩美的《喜福會》。自1989年發表小說《喜福會》以來就引起了褒貶不壹的眾多評論，專家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小說中，譚恩美通過塑造受封建傳統文化壓迫的舊中國女性形象，鞭笞了男性中心主義的殘酷性及其影響的長期性；①同時，透過小說中的“母親”形象，讀者也可以看出作為邊緣的華裔話語體系在“他者”與“自我”互為指認中的兩難之境。② 譚恩美的小說之所以在主題和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魅力，壹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其小說中母親形象的感染力以及母女關系所折射出的深邃的文化內涵，③ 母女之間的沖突凸現了在美國社會中接受強勢文化（美國文化）的華裔青年與仍固守弱勢文化（中國文化）的老壹輩人之間的矛盾，④ 它就象壹面鏡子，把中美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與融合顯現出來。⑤ 隨著全球壹體化進程的加快，具有雙重文化身份的新壹代華裔對處於弱勢的本族文化開始從壹味排斥轉而表現出好奇和興趣，對其文化身份有了新的認知。⑥ 她們在英語語境中講述著中國故事，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海外華人對母國文化的接納以及他們的文化尋根情結。

作為第二代華裔，譚恩美在與中國母親的不斷沖突中耳濡目染著中國的傳統文化，盡管譚恩美本人聲稱自己是美國人，但身上流淌著的中國的血液是永遠抹滅不去的。正如母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女兒所說：“作為女人需要熟悉自己的母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的祖國是中國。”⑦ 所以譚的文學作品都紮根於中國故事，表現出對中國古老文化的強烈的依戀。小說《喜福會》就是典型的中國故事，四位中國母親在移民海外前就成立了“喜福會”，到了美國後依舊保持著這壹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活動，以使自己的精神有所歸依。她們堅持華人的家庭教育，諸如要求子女對長輩的尊敬和絕對服從等，以使母國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華裔作家譚恩美在小說中以充滿鄉愁的筆墨表述著自己的祖國，在中國民間故事與傳統習俗中尋求著精神文化之根。

壹、靈魂與肉體的碰撞：艱難的文化苦旅

1949年譚恩美的父母從中國移民到舊金山。1952年譚恩美出生於美國加州的奧克蘭。譚的童年生活充滿陰霾，遠離故土、壹貧如洗的艱辛生活使母親的性格變得非常古怪，而出生於美國的譚恩美對母親所知甚少，難以理解母親，甚至不了解她到底是怎樣壹個人。因此，母女倆壹直處於矛盾沖突中，直到母親80多歲時患上了老年癡呆癥。當時母親病情越來越重，譚意識到母親來日不多，只好在心裏默默向西方的上帝和東方的佛祖許願：只要母親能挨過這壹關，壹定陪她回壹趟中國。母親竟奇跡般地康復了。為了還願，也為了實現母親的心願，譚於1987年陪著母親越過太平洋，來到中國，去看看母親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去了解那裏曾經發生的事情。這是譚恩美頭壹次花整整3個星期跟母親在壹起。她借此行不僅認識了從未謀面的故土，也重新認識了母親的內心世界，更為重要的是壹直困擾她的身份認同問題壹下子有了答案。因此她把這次中國之行看成是她生命的壹個轉折點。對此譚是這樣解釋的：“那次是為了完成壹個夢想。在那之前，我的母親生了壹場重病，我以為她將要死了。以前，我和母親的關系並不好，每次，當她講起中國經歷時，我總不想聽。為了保佑母親，我向上帝發誓，會多了解母親，只要她活著。上帝保佑，母親活下來了，所以為了還願，我陪母親來到中國。那是壹次很好的了解我自己和母親的機會。我和母親壹起待了三周，而在過去的20多年裏，我們在壹起的時間，不超過幾小時。那次中國之行，最重要的是，我終於明白自己是美國人，也是中國人，發現自己屬於那段歷史，這是我在美國歷史中感受不到的。我喜歡歷史，歷史和發生的壹切都相關。妳可以從中看到變化，那就是歷史，是對行為、目的和後果的見證。”⑧ “……我終於踏上的這個國家，它的地理、風景、歷史都和我緊密相連。以前念書時最恨歷史，現在我卻壹下愛上了它。我突然明白自己性格裏許多以前不願承認的東西對我是那麽重要。”⑨ 之後她不止壹次在訪談中說，如果沒有去過中國，她不可能感覺到那種深入靈魂的東西，也就不可能有以中國為遙遠背景的小說《喜福會》，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接骨師之女》。在上海，譚見到了失散多年的同母異父姐姐，並且看到了母親以前曾住過的房子，就在巨鹿路和長樂路上。到了中國譚恩美才意識到，原來自己是那麽的美國化，在中國感覺自己完全就是個老外，然而她同時又發現自己還有非常中國化的壹面：“……我覺得家母是由特定的歷史時期和地點造就的壹個非常奇妙的人，我想更多地了解那段時期，那個地方，更多地了解我母親。我想了解她的歷史，因此就來到了這段歷史開始的地方。”⑩

2006年夏秋之季，因其新作的中文改譯本《拯救沈沒之魚》在中國出版，譚恩美第15次來到中國，來到母親曾經生活過的地方，了解先輩們的生活足跡，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何嘗不是譚恩美的尋根之旅呢？

二、尋找“母親”和“母親”的文化基因

家族是以血統關系為基礎而形成的社會組織，血統在其中有著不可替代的神聖地位。“對中國人來說，家族就是壹切”，{11} 是維系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延續中國文化精神的紐帶，而母親又是使家族得以延續的中介。作為第二代華裔，譚對中國的認識主要來源於母親的經歷和講述，在與母親的相處中，譚恩美形成了對中國傳統、禮節和歷史的壹種個人主觀性的理解。她的心中有壹個依母臍帶，有壹個為其提供豐富寫作素材的母親。譚恩美曾做過這樣的表述：“壹些時候，我創作的繆斯就是我的母親，這位女人給了我DNA的同時也賦予了我壹些認識世界的觀點。”{12}出生於上海的母親，深刻影響了她的寫作。她壹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發掘母親和家人的故事，探尋母親的人生經歷，體味母國傳統文化成為譚恩美的寫作來源。晚年的母親告訴她壹個秘密：她在中國內地有3個同母異父的姐姐。這個秘密深深震撼了譚恩美，成了她創作的主題。1987年，譚恩美把外婆和母親的經歷寫成了小說《喜福會》，並在扉頁上寫道：“給我的母親，且謹以此紀念她的母親。”

譚恩美的母親備受傳統的中國婚姻和家庭對女性的種種壓制，最後痛苦地做出抉擇移民美國。母親的婚姻經歷出現在了譚恩美的《喜福會》中，比如，龔琳達回憶小時候經歷的包辦婚姻，許安梅回憶其母喪夫後受人欺騙等壹系列不幸的人生經歷。譚恩美的母親其實也結過兩次婚，對她拳打腳踢的前夫帶著3個女兒生活在中國，小說中精美在中國上海有壹對同母異父姐姐。現實生活中譚恩美做夢都擔心母親把同母異父的姐姐接來，把她攆出去，因為那些中國來的孩子既會說中文，又乖乖地聽母親訓斥，這壹現實活靈活現地出現在《喜福會》中，精美的母親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女兒，望女成鳳，希望女兒精美成為像秀蘭·鄧波爾壹樣的天才，當遭遇女兒的反抗時，母親用中國話大聲喊道：“世上從來只有兩種女兒，聽話的和不聽話的，在我家裏，只允許聽話的女兒住進來！”{13}

家是根之所在。《喜福會》圍繞移民到美國的四對母女寫作，以家庭作為故事人物的主要活動場所，是作者個人的成長史和母親痛苦的家庭史，是對記憶的挖掘，字裏行間滿盈著對中國文化揮之不去的母體情結，自然流露出的是華裔群體對母體文化的尋根之旅。不難看出，這是個以母親為藍本的家族尋根故事。

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巨大影響的儒家文化非常註重群體意識，註重在群體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漂流海外的華人更需要能夠相互依存、相互幫助、相互友愛的群體，以尋求心靈的歸屬。小說裏的“喜福會”正是四個華人家庭相互依存的體現，四位母親壹直把自己看作中國人，她們定期聚會，玩中國麻將，吃著中國菜，操著壹半是蹩腳的英語，壹半是各自的方言或普通話，恪守著中國的傳統，以此安慰漂浮的心靈。在美國當時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下，她們竭盡全力留住自己的根，“壹直希望能造就我的孩子能適應美國的環境卻保留中國的氣質，”用中國美德教育著女兒“如何服從父母，聽媽媽的話，凡事不露聲色，不要鋒芒畢露，容易的東西不值得去追求，要認清自己的真正價值而令自己精益求精……。”{14}母親們極盡母親和家長之能事維護自己的價值觀念，試圖用自己過去經歷的苦難來感化他們的女兒，使母國文化價值觀得以延續。盡管身處海外，但是她們緊緊地依附於祖國，並竭力使祖國文化傳統代代相傳，以慰藉飄蕩的心靈，實現心靈的歸依。這是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皈依和眷戀，是“壹種生存意誌的體現，是在異質環境裏消泯陌生感、不安全感，從而構建心靈家園的努力”{15}。

小說中的女兒們最終也實現了心靈的回歸。在小說開篇的寓言中，老婦人希望：“待到了美國，我要生個女兒，她會長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著丈夫的眼色低眉垂眼地過日子。她壹出世就是在美國，我會讓她講壹口漂亮的美式英語，不會遭人白眼看不起。”{16}母親們壹直以中國傳統的方式來愛女兒，但女兒們則竭盡所能來擺脫中國傳統，想方設法走出母親的影響。但是女兒們並沒有在美國找到所謂的幸福，經歷了壹系列的失敗之後，女兒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的母親，並明白了母親們的良苦用心。吳精美最後決定回上海與失散多年的同母異父姐姐相認，以慰藉母親在天之靈；平常把母親的話當著耳邊風的露絲在婚姻危機時認可了母親的建議，采取積極的行動維護自己的利益；壹向厭惡母親拿她來“炫耀”自我的薇弗莉從母親那兒學到了“壹種無形的力量”，意識到自己與母親抗爭的愚蠢；麗娜則由否認到欣賞母親未蔔先知、未雨綢繆的能耐。最後女兒們以不同的方式回到了母親身邊，從母親的“中國苦難”中找回了人生的力量，找到了自己的根，找到了自己心靈的家園。

三、追尋傳統和對文化傳統的皈依

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特別強調“葉落歸根”，這壹觀念增強了海外華人對祖國的向心力，加強了華人骨子裏的家鄉觀念，在他們眼裏，故鄉永遠是故鄉，他鄉永遠是他鄉，而不是心靈停泊的最終港灣。譚恩美雖然沒有生活在母體文化環境中，但從小就耳濡目染了華人圈子裏特有的儒家思想；雖然她從來都只承認自己是美國人，但她的骨子裏流淌的是中國人的血液；雖然主觀上客觀上她都不可能回到中國生活，但她的根在中國。《喜福會》從東方始以東方終的寫作方式正體現了作者“葉落歸根”的思想。

《喜福會》中的母親們沿襲了東方的古老傳統，她們望女成鳳，希望孩子們理解母親、接受母親，從而找到並承認自己血液裏的根。而女兒們為了擠入美國白人主流社會，總是試圖掩蓋自己身上與生俱來的血液中的中國性。然而，盡管她們內心全盤接受了美國文化，卻無法改變自己的中國血統。這樣，她們就和母親們壹樣產生了身份危機感，整日生活在對自我身份的困惑中。這種“我是誰”的困惑和不知何去何從的身份危機感導致了她們的人格分裂，因此，她們抑郁，煩悶，迷茫。在漫長的僵持之後，母親們在合適的時間和場合通過“講故事”讓女兒們重新審視自己的母親，了解她們的過去，理解她們的現在。女兒們終於明白：只有當她們最終接納了祖先文化和自己的中國血統時，壹個完整統壹的文化身份才得以構建，她們才能夠以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於是，女兒們開始尋找與母親有關聯的東西，開始接受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東方文化。故事結尾吳精美的大陸之行象征了對母親以及東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象征著對“根”的接受。吳精美因母親的去世而感到巨大的失落，感覺自己成了無根的浮萍，在小說的最後壹章“***同的母親”，吳精美最終代替母親回到中國，探訪她從未謀面的同母異父的壹對孿生姐姐。當火車開始從香港進入深圳時，精美深有感觸地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了中國人：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著，從骨髓深處，我覺得壹陣深切的疼痛。我想，媽講得對，我覺得唯有這時，自己完全變成了壹個中國人。———“總有壹天妳會體會到的，我媽（曾）說，“這種感覺融化在妳的血液中，等著沸騰的時刻。”{17}

當精美踏上祖國的土地，見到自己的中國姐姐的同時，也看到“壹種無法描繪的親切和骨肉之情。我終於看到屬於我的那壹部分中國血液了。呵，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經過這麽多年，終於開始沸騰。”{18}從姐妹三人的快照上，她們看見媽媽“正驚喜地註視著她的夢開始成為現實……”，這使她感到自己和姐姐在血液裏、在文化的根上都是母親的延續。

著名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學者艾米·林曾經這樣評論過《喜福會》：“精美失去母親的這壹遭遇，漸漸轉義為所有女兒都失去了祖國。”{19}吳精美的中國之行以及她找到的可以替代母親的中國姐姐，顯然象征了她對自己文化的根的認同。正如母親吳夙願所說：“東方是萬物起始之源，是太陽升起的地方，是風向的起源。”{20}這是生命開始的地方，也是葉落歸根之地、心靈歸宿之地。小說以“回歸”的方式結尾，圓了母親“葉落歸根”的夢。

“文學是文化的壹個子系統，文學的發展最終受制於文化的模式”{21}。對於生活在雙重語言、文化、歷史語境中的華裔作家來說，盡管他們只能從文化意義上體認中國，但是，中國和中國文化是他們在異國生存的主要精神資源和文化財富，是其不竭的寫作之源。中國傳統文化“就是中國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由思想家提煉出的理論和理論化的、並轉而影響整個社會的、具有穩定結構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國民品性、倫理觀念、理想人格、審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總和。”{22}華裔後代譚恩美看到了自己身上文化傳遞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她在《喜福會》中大膽植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習俗的符號，如麻將、紅燭、納妾、旗袍、月神嫦娥等，並且涉及了中國傳統的風水思想、飲食習慣、節日風俗、綱常禮節等，在西方的語境中講述著中國的故事，利用中國傳統文化、民俗文化，艱難地尋找著所謂的族裔精神，表述著華人淡淡的鄉愁。

麻將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產”，至今仍是中國民間非常流行的休閑娛樂活動。但是，《喜福會》中的母親們只不過是借麻將來掩飾戰亂所帶來的恐慌和漂流海外的孤獨無奈，甚至絕望。正如吳宿願所說：“我們並不是麻木不仁，對苦難視而不見。我們壹樣也在擔驚受怕，戰亂給我們各自都留下不堪回首的壹頁。什麽叫失望？所謂失望，是對某樣早已不存在的事物的壹種期盼，期待著它的回歸，或者不如說，是在無謂地延長著壹份難挨的折磨。”{23}

中秋節是中國的民間傳統節日。早在三代時期我國就有“秋暮夕月”的習俗。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舉行迎寒和祭月。在唐代，中秋賞月、玩月頗為盛行。南宋，民間以月餅相贈，取團圓之義。晚上，有賞月、遊湖等活動。明清以來，中秋節的風俗更加盛行。今天，月下遊玩的習俗，已遠沒有舊時盛行。但設宴賞月仍很盛行，人們把酒問月，慶賀美好的生活，或祝遠方的親人健康快樂。在小說中，譚恩美花了很長的篇幅詳細描寫了象征著團圓的中秋之日的過節氣氛：映映壹家人悠然自得地用早餐；父親和叔叔吟詩解詞；孩子們享受著月餅的美味；壹大家子人又坐人力車去太湖，登船賞月，吃船宴，拜月亮娘娘等等。每逢佳節倍思親，這樣的場面怎會不引起海外華人的思鄉之愁。在太湖遊船賞月時，映映落水被救，在找尋回家的路上，偶遇皮影戲表演，布幔上出現壹個婷婷的女人身影，她撥響琵琶唱起來：妾居月中君住日，日月相對遙相思，日日思君不見君，唯有中秋得相聚。如今，年歲已大的映映又清晰地記起那年中秋，“重新體會到那份天真，坦誠，不安，好奇，恐怖和孤獨，就那樣，把自己給丟了。”{24}現實中的海外華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小說中還用了大量篇幅渲染中國母親所體現的中國民俗文化———風水思想、陰陽五行、占蔔等。麗娜十歲的時候，父親當上了其供職的服裝廠的推銷部經理，全家搬出了奧克蘭臟亂的地下室，在舊金山灣北濱的壹座山頭上———意大利人的聚居區買了壹套公寓。這本是壹件好事，但“能在壹切事物中預測到災難的預兆”的母親映映對新居並不滿意。第壹，新居不能“藏風聚氣”。房子如果建在山坡上，陰氣就會太重，從而導致陰陽失衡，引起災禍，所以她擔心，“這座房子似太窄太高，山頂上刮起的壹陣強風，把妳所有的力量都沖回去了、抵消掉了。所以，妳很難發達。”第二，新居“氣流不暢。”壹打開那道狹窄的嵌著玻璃的大門，就是散發出壹股黴氣的門道，“過道太窄，就像壹道被卡緊的咽喉。”麗娜家狹窄的過道“氣流不暢，不利於“地氣”的進入，不利於財氣的流入。第三，新居內部設計犯“水火相克”。麗娜家“廚房直對著衛生間，因此辛辛苦苦賺來的壹切，正好被馬桶水箱沖走”。{25}按照陰陽觀點，廁所主陰，廚房主陽，廁所是陰氣較重的地方，可能會把廚房的陽氣或旺氣沖走。所以母親映映認為，新居的廚廁位置違背了風水原則，這樣壹切價值都會被沖走。新居風水不好帶來的恐懼使映映壹天到晚憂心忡忡。在搬進新居壹個星期後的壹次采購途中，映映母女碰到了壹個把映映當作“蘇絲黃”的中國瘋男人，母女倆被嚇壞了。母親把這件事理解為新居風水不好的征兆，在搬進新居壹個多星期之後，她就開始彌補新居環境所缺乏的平衡。首先是將起居室裏的壹面大圓鏡，“從面對前門的墻面上，移到沙發邊的墻上，”{26}為了使地氣能順利被自家吸納，濁“氣”、陰氣被順利排出，使陰陽平衡，使氣在屋裏流動。然後，“她開始搬移大家具：沙發、椅子、茶幾，還有壹軸畫著金魚的中國畫。”{27}透過故事讀者不難看出海外華人的艱辛與無奈，面對生活的苦難，母親們只好借助母國文化來化解。

儒家文化特別強調“孝”，在家族內部，中國人往往心懷濃烈的“孝親”情感。孝，作為敬養父母、祖宗的標誌，是中國人的壹種傳統美德，是家族精神的母體，它維系了整個家族的和諧。在《喜福會》中，譚恩美搬出了古老中國割股療親的愚孝壹幕。當外祖母重病不行時，許安梅只見“母親在自己手臂上割下壹塊肉……媽媽把手臂上割下的那片肉放入藥湯裏，希冀著用壹種未可知的法術，來為自己的母親盡最後壹次孝心。”{28}女兒就這樣孝順著她的母親，就這樣回報著“發膚受之父母”，這種孝已經深深印在骨髓之中，盡管它是壹種無知的孝，壹種非理性的孝。

中國文化傳統是華人內在的身份標誌，是精神的寄托，失去這種標誌與寄托，她們就會成為沒有文化家園的人，成為沒有根的浮萍。《喜福會》是壹部散發著濃郁的中國傳統文化韻味的作品，表現了作者對自我歸屬問題的探求，這壹探求包含著對自己族裔根文化的淡淡的鄉愁。

註釋：

① 劉熠：《〈喜福會〉：男性中心主義的顛覆與解構》，《東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② 馬愛華：《邊緣視角下的“他者”意義———譚恩美小說的“母親”形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02年第3期。

③ 程愛民：《論譚恩美小說中的母親形象及母女關系的文化內涵》，《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④ 梁素芹、荊楚：《尋夢人的心靈世界———譚恩美小說〈喜福會〉中的文化沖突探析》，《北京科技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

⑤ 黃育蘭：《中美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壹面鏡子》，《求索》2005年第8期。

⑥ 胡亞敏：《當今移民的新角色———論〈喜福會〉中華裔對其文化身份的新認知》，《外國文學》2001年第3期。

⑦ 《南都周刊》2007年4月2日。

⑧⑨⑩ 《外灘畫報》2007年4月5日。

{11} 李健孫：《支那崽》，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45頁。

{12} Amy Tan. The Opposite of Fate：A Book of Musings.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2003，P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