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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音樂的後現代音樂和現代音樂的區別

壹、後現代主義音樂的文化特征 西方傳統音樂是理性占主體地位的理性與感性的統壹,它是英雄主義的精英文化,追求深度概念。在以嚴謹的規範建構音樂時,挖掘作品深層含義或凝結升華出壹種高於作品本身的精神力量,在這裏主體性最突出。 現代主義音樂開始更多傾向於感性,這是壹種高尚的感性。以印象主義為例,它註重由外物所引起的在人內心的印象,但仍是以人的視點去支配。主體若隱若現,描繪外部事物而人又在其中。它是介於傳統與後現代之間的現代。 到了後現代主義音樂時期,音樂發展到了壹個極端。音樂似乎變成了單純感官的東西,是反理性的。後現代時期音樂不再稱為“作品”,而稱為“文本”。這裏不再對文本強調某種闡釋,因為每壹種闡釋都只代表壹個人的見解,強調每個人都要參與。它是無深度,無織體,碎片化的堆砌平面式的陳述。 首先,我們應肯定後現代主義音樂的進步性,即“反叛意識”。它是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對資本主義矛盾的挑戰,是對資本主義的徹底反動。“它通過對語言解拆和對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褻瀆,使現代文明秩序的權力話語和資本主義永世長存的神話歸於失效。(註:王嶽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它對舊有的東西勇敢地批判、否定。在音樂文化方面,藝術家們以超乎尋常的勇氣和大膽的革新試驗,顯示了他們對於傳統文化的批判、否定精神。伴隨著後工業社會高科技、電子手段而出現的電子音樂、偶然音樂、具體音樂、危險音樂、生物音樂等就是這些革新試驗的表現形式。 後現代主義包含著壹種極端的理論,它本身也包含著很多謬誤,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反動實際是以極度虛無主義的否定方式表現出來的。它以自身無中心、無主體,消解壹切遊戲規則將人類對真善美和正義的追求也消解了,而生命的價值和世界的意義也隨之消亡了。因此我們在肯定後現代主義音樂強烈的反叛意識的同時,實際上也可怕地看到了後現代主義音樂使壹切都成為可能,壹切意義都成為合理。它打破了樂音和噪音的區分。傳統的審美原則規定了樂音作為組成音樂的基本語匯,而後現代主義音樂對傳統的盲目的全盤否定,竟然令人難以接受地運用噪音作為音樂素材。這些噪音包括自然界各種音響,以及撕紙聲、咳嗽聲、腳步聲等等。 後現代主義音樂徹底打破了藝術與生活的界限。但是,藝術屬於意識形態範疇,它對人精神領域的作用決定它必然應高於生活。而後現代主義音樂的謬誤在於它過分等同於生活,它是壹種喪失了精神超越性價值的藝術。“它以高雅音樂的沈淪和同通俗藝術合流為出路,這是藝術的自戕行為。(註:王嶽川:《後現代主義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頁。)” 後現代主義音樂的另壹特征是零散化。即主體的消失。主體作為現代哲學的元話語,標誌著人的中心地位和為萬物立法的特權。在後現代主義中,主體喪失了中心地位,已經零散化而無自我的存在了。當主體零散成碎片以後,以人為中心的視點被打破了,主觀感性被消彌。世界不再是人與物的世界,而是物與物的世界。追求純肉欲的感性支配,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消失了,只有純客觀的表現,而無絲毫表現的熱情。後現代主義音樂也隨主體的消亡而呈現出音樂碎片化的無中心狀態。於是旋律的美感喪失了,人們對藝術的審美態度也隨之破壞了。須知,原始音樂是只有節奏而無旋律的,因此而知,旋律是音樂進化的產物。旋律的消逝,美感的喪失並非是藝術的前進,而是藝術的倒退,必須導致遠離聽眾,最終喪失聽眾。 隨著後現代主義音樂零散化的表現,我們也看到後現代主義音樂的另壹特征——平面感。“平面感”,又稱淺表感,指作品審美意義的深度喪失。作品不可解釋,只能體驗。後現代主義音樂拆解了資本主義深度模式,它反英雄主義、反精英文化。在欣賞傳統音樂時,我們可以透過其形式的建構,從中挖掘出作品的思想內涵、深層意義,而後現代主義音樂不追求深度,只求表象的壹種羅列和表達,不重結果,只重過程,只是在陳述過程中感受、參與。而傳統音樂作品有和聲、有織體、不僅有橫向線條的細膩發展變化,更有縱向的“深度結構”,是立體的。 在中國流行樂壇上,崔健及其所創作的搖滾樂是有其後現代主義意義的。無論觀念上還是形式上,崔健的作品都是中國搖滾樂的重要代表。在本質上,搖滾樂絕對追求人生的真實,它摒棄了浪漫主義的壹切虛飾,給人強烈的震撼、感受和參與。 崔健直接觸動著人們麻痹的神經。他那嘶啞而有力的吶喊式的歌聲,似乎要喚醒人們久已被後工業社會的匆忙與冷漠所麻鈍的人類最原始、最本真的對生命追求的靈性。崔健的作品完全以感性的方式直接抒發了在價值觀念快速變化社會中,人生的真實感覺,凝聚了歷史與時代的豐富內涵。他的作品是壹種實在的心靈傾訴,它對生活施以最無情的解剖,但卻是最真實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和國建立,標誌著中國人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基本勝利。從這壹天起,中華民族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世界東方,顯示出勃勃生機。伴隨著人民***和國的誕生,中國音樂的歷史也進入到壹個前所未有的嶄新階段,並揭開了新的、更加燦爛篇章。 建國後的40余年,我國人民經歷了大陸的解放和地方人民政權的建立以及“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運動、“國民經濟的恢復”和國民經濟的初步改組,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及“反右鬥爭”、“大躍進”、“人民公社”、“三年困難時期”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不同階段。我國廣大音樂工作者,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針指引下,通過辛勤耕耘,社會主義音樂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音樂事業建設和人民音樂文化生活、音樂創作、音樂表演和中外音樂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比建國前有了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但是,中國當代音樂的發展必然要受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因素發展的制約和影響,因此,它的發展是和中國當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幾乎是同步的。 第二節 傳統音樂的繼承與發展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的歷史源遠流長,各民族豐富多彩的傳統音樂呈現出各自獨特的風格、形式和特點,***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絢麗多彩的音樂文化,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享有盛譽。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由於國家的重視,政府動員了大批的音樂工作者,會同有關方面,***同對全國各民族的樂種、曲種和劇種進行了廣泛、深入和全面的調查,取得了豐碩成果。其中規模較大的調查活動有:1950年對江蘇無錫民間音樂家華彥鈞(即阿炳)的傳譜和演奏技藝所進行的采錄、整理工作,使其優秀的二胡曲、琵琶曲和演奏技術得以傳世;1953年對“河曲民歌”的調查,以及對我國民歌大面積的搜集和整理工作;1956年前後在全國範圍內對古琴音樂的調查,尋訪了全國近百位古琴演奏家,搜集到壹批重要的古譜文獻,並通過“打譜”和錄音,使已經絕響的《碣石調·幽蘭》、《廣陵散》等歷史名曲得以復現。與此同時,開始匯編出版《古琴曲集》等歷代琴譜史料文獻;1957年對“孔廟音樂”(大成樂)的調查和整理;特別是對“侗族大歌”、“十二木卡姆”、“西安鼓樂”、“蘇南吹打”、“浙東鑼鼓”、“福建南音”以及“江南絲竹”和“廣東音樂”等重要樂種的調查,不僅采錄到大量的音樂歷史資料,同時還發掘和搶救出壹些瀕臨絕響的樂種、曲種和劇種以及歷史上珍貴的樂曲;1957年——1959年對全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所進行的對各少數民族音樂的調查,以及60年代初開始為編輯《中國民歌集成》而展開的對全國各地民歌的系統調查,所取得的成果和收獲十分喜人。1對民間音樂家阿炳的音樂的搶救整理 2對傳統民歌的收集整理1953年秋中央音樂學院民族民間音樂研究所采集組赴山西河曲壹帶對當地的民間音樂進行了調查很有成績,這次調查搜集了大量的民間歌曲和戲曲資料,寫出了《河曲民歌采訪專集》。 3“五大集成”工作1960年的《中國民歌集成 》粉碎“四人幫”後的“集成”工作《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琴曲集成》這5種“集成”,每種均按省、市、自治區分卷(即地方卷),如果全部出齊***達120多卷,***約3億字。1995年前後分批出版。“五大集成”篇幅浩翰,具有史料性、學術性和實用性。“五大集成”的搜集、整理和編輯工作,在各級政府的領導下,全國各地的文化部門和音協,組織和動員了廣大音樂工作者、民歌手、民間藝人、民族語言學家等專門人才,對各類民族民間音樂進行了搶救,開展了廣泛而深入的普查、調查,采錄下大量的口碑資料(含樂器及與之有關的背景材料)。與此同時,我國廣大音樂工作者還對各地、各民族的民間音樂進行研究,並從內容到形式、從形態特征到與人民生活的聯系,擴展到“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民俗學”、“比較學”乃至“心理學”等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僅《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全國各地搜集的民歌就有近30萬首之多。編入《集成》地方卷的約35,000首。目前,全國範圍內的初審、復審、終審工作已分批分期進行。《中國民間歌曲·湖北卷》、《中國民間歌曲·山西卷》等地方卷已經正式出版發行。《五大集成》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不僅積累了大量的科研成果,同時也為為我國培養和造就了壹代專門人材,這是壹筆無可估量的寶貴財富,對繼承和發展我國的民族民間音樂,對我國音樂文化事業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4 對各民族民間樂種的整理搶救“侗族大歌”“西安鼓樂”“十二木卡姆”“蘇南吹打”“浙東鑼鼓”“福建南音”“江南絲竹”“廣東音樂”5 民族樂器的改革其主要標誌除民族樂器的生產工業形成較為完整的體系和國家頒布了壹部分樂器生產質量標準;1954年和1959年先後在北京召開了兩次大規模的樂器改革座談會,推出了壹批改革成果。1956年國家輕工業部科學院所屬的樂器研究所的成立,對我國樂器的改革和制造是壹個極大的促進。我國的民族樂器,如古琴、古箏、琵琶、揚琴、二胡、笛、笙、蘆笙、嗩吶、管子等樂器的改革均取得了可喜成績。樂器的改革也在壹定的程度上刺激了民族器樂的創作,我國五、六十年代民族器樂創作的繁榮與民族器樂的改革成就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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