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間、戚繼光在薊門邊防線上服戍。那時候，“他剛甘出頭，官職也小，人微言輕，沒有引起人的註意。過了十來年，隆慶元年（止67年）～北方告急、京都面臨俺答部族的入侵。明朝統治者急忙把作為抗倭名將的戚繼光從南方調來，鎮守長城。這“京畿防區”，本是“將帥不得其入”之地。首領門各主山頭，因循茍且，克扣兵晌，官官相護，貪汙築城款項。戚繼光初來，主管薊州、昌平、保定三鎮防守訓練；他名聲雖大，壹時難以打開局面。、幸好薊鎮總督譚綸在東南沿海抗倭戰爭寧，與戚繼沁有過合作，這又再次***事，他鼎力“支持戚繼光的事業。他們商定從浙江義烏召來三千抗倭軍士。這些身經百戰的老兵，成為戚繼光～手下的骨幹；既是作示範的標兵，又是教邊城守軍車成、騎戰、步戰的教官。同時，他們還協助戚繼光將矮小廠陋，，‘高不足以拒，踱羊，露眾乘墻，不蔽風日”的城垣重新修築。至今長城上的明代，‘題名碑”中，還留有浙江籍官員的名字：譚綸和戚繼光團結壹致，修築長城，督促將吏各築壹段，分片包幹。並親自往崇山峻嶺巡視。檢查工程。他們看到所築城垣，質量良萎不齊，相差懸殊。在第壹期工程告竣時，他們在總督衙門大擺酒宴，以優劣分座次。最優者坐於大廳兩廂。其次者坐於廊底下面，三等者坐於衙門大門·之內，劣者坐在門外。經過這壹番褒貶分明座次排列，再次動工時，將吏都不敢再偷工減；料敷衍塞責了，工料費用也大大節約。往年邊墻費耗資矩萬，效果甚微。這次全部工程完畢，政府每年花費10萬緒（銅錢），可頂得上往年120萬絡使用。
青龍倒吸水
從天險溝口停車場沿京張公路而上，不遠的公路北側山腳，有個四方形鐵蓋，像是蓋住下水道口子。其實，那下面曾是壹汪清泉。鐵蓋旁的山坡，是壹片赭紅色的石崖，中有壹道青灰色的石脊，隨著山勢婉蜒而下，伸向鐵蓋旁。石脊寬約20多厘米，節肢皺裂，斑駁蒼勁，連同清泉，合稱“青龍倒吸水”。我國古代常以“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代表地理方位東西南北。“青龍倒吸水”的位置，恰好在八達嶺關城東面，與關城西南陡峭雄險如虎蹲坐眈眈註視關內外的山峰相呼應，構成“龍蟠虎踞”的絕險關隘，故“青龍”的奇景格外著名。古時關溝建有橫跨山澗的石橋，就取名“青龍橋”，京張鐵路在附近設車站，也取名青龍橋車站。這裏的青龍，以“倒吸水”稱奇。因其脊上終年是濕漉漉的、好像是“龍”頭伸進泉池吸上來的。經地質考察得知：“青龍奇石”是地下巖漿沿著裂隙上浸，凝固後形成的巖脈、質地致密堅硬，不易風化。巖脈兩旁儲紅色花崗巖，堅密度較差，歲月滄桑，風雨浸蝕，層層剝落風化，使“青龍”顯著臌凸而出。同時，由於花崗巖裂隙易於滲水，當兩邊的水浸到這條青色巖脈處，青色巖脈不滲水，形成細流沿巖脈兩側淌下，貯入巖根泉池之中，宛如“吸水”。而今，嶺上植被不豐，水源短缺，“青龍”依在，只是無水可“吸”了。
元惠宗淚灑關溝路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無璋在應大府（南京）登上帝位。建國號為明，是時，他封徐達為征虜大將軍，受領攻取元大都（今北京）的重任。徐達領兵北伐，壹路征戰，所向披靡，7月27日占領通州、大部城指日可待。無惠宗妥環歡爾得此消息，心驚膽戰。他先在清寧殿與後妃、太子商議，想避兵北去；然後在端明殿召見群臣，發表主張。大臣們聽後意見紛紛，吵鬧得端明殿內壹片混亂。宦官伯顏不花放聲大哭說：“世祖忽必烈開創的天下，陛下應當死守，怎麽能棄呢？”妥歡貼睦爾在殿內徘徊壹陣，嘆了口氣說：“時至今日，豈可再當宋朝的徽欽二帝！”他覺得與其被俘，不如逃走，就在這天的黑夜裏、妥歡貼睦爾率同後妃、太子和壹些大臣，開健德門逃出大都北去。天剛放亮。皇室車馬壹行已走在關溝道上。他是很熟悉這條路，只是今日走來，百感交集，不禁連聲長嘆。元朝定都北京（大部）後，把原舊都和林（今內蒙古自治區正蘭旗境內）稱為上都。每年四月至九月，皇帝往上都避暑。秋後再回大部，“歲以為常”。“上都避暑頻來往，飛鳥猶能識衰龍。”關溝是帝王往返必經之路，於是得到重點開拓，大興土木，展寬道路，險要路段刻佛像於崖壁，建寺廟於道旁，乞求神靈保佑。最大的壹座是大寶相永明寺，建有花園，帝王下榻的行宮和壯麗的、過街塔。過街塔遺址，便是今天還能見到的“雲臺”。那時，關溝道上十分熱鬧，有僧人寫詩道：“礫中十裏號五裏，道上千車聯萬車，“妥罐貼睦爾這回在關口路上逃生，壹路淒淒惶惶，觸景生情不禁熱淚盈眶。想起日日夜夜“宮中舞女鬥腰肢”的生活已成過去，來日未蔔，更是痛苦萬分。日正中天，正好走到永明寺過街塔前，這是妥罐貼睦爾登上帝位十周年時赦建的佛塔，本以為如此功德，禪靈能保住江山永固、可是過了甘多年內憂外患不寧的歲月，眼看就國破基搖了。寺院僧人照例趕緊設置祭壇，燃燭焚香。，妥歡貼睦爾，無心久留，佇立壹會幾，就滿面愁雲的趕忙上路了。日暮時分，車騎登臨八達嶺山口。在北大紅門下，他回身遠望那暮靄沈沈的南方，似乎望見了朦朧中的大都，泣不成聲，淚水模糊了他的雙眼……從此，妥歡貼睦爾與關溝禦路永別了。妥歡貼睦爾北逃，是元朝滅亡的標誌。朱無璋稱贊他“知順天命，退避而去”，在他死後賜給他壹個“順帝”的稱號。
長城由壹個異域建築變成壹個有待解讀"發明"的文化符號，西方文化在長城與某種"中國特性"之間，壹點壹點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類比關系，比如長城與廣闊的帝國、封閉保守、停滯與空間化的、高度組織與奴役的文明等等，長城由歷史變成神話。西方的長城神話傳統或話語為卡夫卡的小說提供了基本素材、敘事角度、象征及其意義，以及象征意義的歷史深度。西方七個世紀間形成的中國形象傳統，浮現在《萬裏長城建造時》的文本語境中，賦予卡夫卡這篇看上去荒誕不經的小說某種深刻的"漢學"意義。
壹
"萬裏長城止於中國的最北端……， 1917年3、4月間，卡夫卡守在布拉格狹窄的猶太舊城區他那間小屋裏，寫作壹部天書般的小說《萬裏長城建造時》。 這部小說令人費解的不僅是它的題材，還有意義。小說講述了壹個奇幻神秘的故事：從壹個無法想象的久遠時代起，在蒼穹覆蓋不了的帝國土地上，中國人開始修建萬裏長城。修建長城的目的據說是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修建長城的方法是：分段修築。奇妙的不是這個奇跡般的工程，而是完成這項工程的組織。那種由無數個人匯集起來的排山倒海的力量，修築巴別塔、金字塔、萬裏長城的力量，究竟是怎樣被調動的？領導者究竟怎樣把個人身上那種散亂的"可能性都匯集到壹個目的上"，創造出奇跡？關鍵在於分段而築。萬裏長城是壹項浩大的工程，任何個人都渺小得看不到它的完成。為了避免經年累月地在荒郊野外砌石頭會讓人"對自己、對長城、對整個世界都失去信心"，領導者讓每壹隊勞工在砌完500米後就調往另外壹個地方。當然，問題也就出在這種"分段而築"的辦法上，它與修建長城的目的正相矛盾。"使用這種方法當然就留下了許多缺口……據說有壹些缺口從來就沒有堵上……"壹道奇跡般的大墻，從西南到東南，跨越帝國的北方邊境，但充滿缺口的，從不連貫，這樣又如何起到防禦作用？充滿缺口的墻實際上已經變成了門。
小說戲擬某種學術(歷史或漢學的)論文形式，不斷解析修建長城的方式(分段修建)與目的(防禦北方民族)之間的矛盾。"長城之建造意在防禦北方民族。但它造得並不連貫，又如何起防禦作用呢?""長城非但不能起防禦作用，這壹建築物本身就存在著經常性的危險"，或許這向偉大的工程本身就有某種不可思議的荒誕性。小說繼續解構有關長城的"各種傳說"。不僅長城修築的方式與目的相矛盾，就連所謂的防禦北方民族的說法也值得懷疑。思考開始的地方，荒誕出現。卡夫卡的魅力在於，所有看上去尋常合理的東西，壹旦出現在他夢境般的作品裏，都暴露出其可怕的荒誕，而所有的荒誕，又是那麽平常，自然而然。《萬裏長城建造時》初讀上去讓人感到不知所雲。首先，它講述的並不是那個現實中國的長城，而是某種有關長城的傳說。所謂"圍繞著長城的許許多多傳說之壹"。敘事者試圖解析這些傳說，但很快發現經不起深思。其次，它的意義似乎也不在長城，而在有關長城的某種隱喻。他希望在修築長城的工程中，發現帝國組織的秘密。敘事者說他的比較民族史研究揭示，"中國人有某些民間的和國家的機構特別明確，而有些又特別含混"。而長城的建築實質上與中國的國家機構密切相關。
《萬裏長城建造時》文本可分為兩部分，第壹部分解構長城的建築方式與目的，發現長城的意義並不在於長城本身。長城只是壹種隱喻。第二部分解構帝國的組織機構，發現這個在空間上廣闊無邊、時間上靜止不動的長城帝國，在權力結構上竟像是激流中的漩渦，它迅速有效地流動，既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核心不過是壹個空洞。文本的意義就體現在第壹部分解構長城與第二部分解構帝國二者之間構成的隱喻關系上。
在卡夫卡的想象中，長城只是壹種傳說，修築長城的真正意義不是防禦邊患，而是組織建設。小說中出現四類角色：壹，像孩子壹樣性情飄忽不定、天真或幼稚、質樸或愚昧的百姓；二，像家長壹樣深謀遠慮、仁慈卻專橫、可敬又可怕的領導者；三，享有神明般的權威卻擁有俗人壹樣的生命、強大又脆弱、實有又虛無的皇帝；四，論證高妙的"迷霧壹般"的理論的學者與教授"崇山"壹樣的信條的教師。這四類角色是修築長城的偉大事業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帝國的構成者。我們看敘事者如何將這四類角色組織到故事中。
領導者是真正的發布命令與組織者，他們規劃全局並組織施工。他們發明了"分段而建"，因為他們知道，"人的天性像塵埃"，如何將那麽多像孩子壹樣容易充滿希望又容易失望的百姓組織起來，在歷史漫長的時間裏持續有效地完成宏大的帝國事業，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領導者就是這樣調動老百姓的。他們知道老百姓容易失望與煩躁，又容易希望與激動。修築長城或許沒有什麽實用意義，但它的確可以將像塵埃散沙壹樣的百姓有效地組織成壹個強大的整體。至於老百姓，他們過著"質樸"的生活，不用多想也不能多想，領導者都替他們想好了。他們只需要盡力揣摩、貫徹領導者的意圖。而領導者的意圖對於老百姓來說，只要按其指令行事，不可深究為什麽："當時許多人，甚至最優秀的人都有這個秘密的原則：竭盡全力去理解領導者的指令；但壹旦到達某種限度，就要適可而止……這是壹條十分明智的原則。"分段而築長城，是領導者根據百姓的天性與帝國的利益而制定的計劃。它的意義不在於防禦邊患，而在組織帝國，其真正的意義是"如何集中民眾的力量參加強大的新的工程"。或許僅有指令還不夠，還需要學者發明壹套宏大的理論(信仰或意識形態)，說明這項工程的偉大意義。於是，很早以前就有學者論證修築長城是為了修築巴別塔 ，斷言"在人類歷史上只有長城才會第壹次給壹座新巴貝爾塔創造壹個穩固的基礎。因此，先築長城，而後才建塔"。長城與巴別塔顯然沒有什麽關系，但學者這樣振振有辭地論述，領導者與教師又不遺余力地宣傳("這本書當時人手壹冊")，老百姓也就信以為真了。 "他們壹大早就出發，半個村子的鄉親陪送他很長壹段路程，都認為這是必須的。壹路上人們三五成揮動著旗幟，他們第壹次看到了他們國家是多麽遼闊，多麽富庶，多麽美麗，多麽可愛。每個國民都是同胞手足，就是為了他們，大家在建築壹道防禦的長城，而同胞們也傾其所有，終身報答。團結!團結!肩並著肩，結成民眾的連環，熱血不再囿於單個的體內，少得可憐地循環，而要歡暢地奔騰，通過無限廣大的中國澎湃回環。"
分段修築長城，不過是中華帝國內部機制的隱喻。小說後半部分從長城主題轉向討論帝國本身。據說，修築長城的旨令是由古代某位皇帝發布的，但似乎又沒有那麽個皇帝，也沒有哪個皇帝曾經發布過修築長城的指令。小說第二部分以詭語的方式討論帝國的中心皇帝。皇帝是帝國無限權力的神秘中心，可這個中心很可能是個空洞。皇帝既是壹個至高無上的神，又是壹個脆弱可憐的人。"我們的國家是如此之大，任何童話也想象不出她的廣大，蒼穹幾乎遮蓋不了她--而京城不過是壹個點，皇宮則僅是點中之點。作為這樣國度的皇帝卻自然又是很大，大得淩駕於世界壹切之上的。可是，那活著的皇帝跟我們壹樣是壹個人，他跟我們壹樣躺在壹張臥榻上……"長城是壹個傳說，皇帝也是壹個傳說。他是帝國組織的根據，百姓想象中的壹個虛位。或許帝國本身就是荒誕的，像長城那樣荒誕。小說敘述越往後就越顯得邏輯混亂，相互矛盾、語焉不詳的句子越來越多，帝國有壹個皇帝，"大得淩駕於世界壹切之上"，"我們"都生活在"他"的旨令中。可是，我們誰也無法接近"他"或認識"他"。他在遙遠的都城與九重宮殿的中心，在誰也說不清楚的遙遠的朝代中。京城與皇帝，就像"壹條千百年來在太陽底下靜靜地遊動的雲彩"，不可理喻，這種空間與時間中的難以逾越的距離，加強了帝國本身的神秘感。可以隱喻的東西不可以理喻。小說的語氣在前後兩部分差別很大。第壹部分以分析為主，經常還表現出雄辯，第二部分則以模棱兩可的、囈語般的敘述為主，模棱兩可、語焉不詳處多多。
真正的荒誕恰恰是無法思考的。或許只能通過修築長城這壹象征來把握或接近帝國的意義，當妳真正要解釋帝國本身機構時，就無能為力或不著邊際了。"最為含混不清的機構莫過於帝國本身了。"……半文明的教育把那多少世代以來深深打進人們頭腦的信條奉為崇山，高高地圍繞著它們起伏波動，這些信條雖然沒有失去其永恒的真理，但在這種煙霧彌漫中，它們也是永遠模糊不清的"。《萬裏長城建造時》沒有寫完，嘎然而止處，就像壹部機器高速運轉的時候，關鍵部位的螺絲釘突然崩飛了。
夢幻總在無端處開始，又在無端處結束。長城、皇帝、奔波在帝國大道上的領導者、在荒野築城或在庭院納涼的百姓，整個帝國像亙古天幕下蒼老的浮雲，神秘而遙遠。卡夫卡在小說中壹再通過不同意象強調長城帝國在空間上的廣闊與時間中靜止的永恒性。從敘事者"我"的家鄉南方到帝國的京城"千裏迢迢"，那是壹種無法想象的遙遠，不僅老百姓永遠也無法到達甚至想象京城，連皇帝的諭旨也無法傳達到那些"可憐的臣民，在皇天的陽光下逃避到最遠的陰影下的卑微之輩"，那是壹條"幾千年也走不完"的路。值得註意的是，作者敘事中空間的概念多是確定的，如京城、南方，甚至西藏，相對的時間概念卻模糊不清。首先是敘事時間，敘事者說長城動工時他20歲，但敘事中似乎又暗示了滿清的滅亡。他壹再強調壹種"今夕是何夕"的感覺。老百姓傳說的皇帝，可能在千年之前已經被謀殺了，京城也早已變成了堆積如山的垃圾堆。"最古老的歷史上的許多戰役現在才剛剛揭曉"，戰爭和革命多少年來都無法改變帝國，"村口的小圓柱上蟠曲著的那條聖龍，還在"對著京城方向噴火以示效忠"帝國在百姓的心中，就像"壹朵千百年來在太陽底下靜靜地遊動的雲彩"。壹個古老的帝國活在當代，本來就是非時間性的，就像萬裏長城，在廣闊的帝國空間中延伸，但在數千年的時光中，卻像石頭壹樣凝固不動。
二
"最為含混不清的機構莫過於帝國本身了。"卡夫卡敘述中華帝國修築長城的故事，並不是因為他真正關註或了解中國的長城。小說不過是壹種形式，在卡夫卡病魔糾纏的想象中，千年帝國在無限遼闊的土地上修築萬裏長城，事件本身就是個普遍的、神秘的、明顯具有荒誕意味的象征。"我們中國人有某些民間的和國家的機構特別明確，而有些又特別含混。……而長城的建築實質上也是跟這些問題相關的。"
或許細讀分析可以使我們朦朧之中感受或猜測到小說的某種意義。專制帝國是壹個龐然怪物，只有在它運作起來的時候，才能展現它荒誕驚人的神秘。人們可以從修建金字塔了解古埃及帝國，從修建泰姬陵了解莫臥兒帝國，從修建萬裏長城了解中華帝國，在西方人看來，所有的東方帝國都在歷史上完成過這種震懾天下耳目的浩大工程，而只有在這些令人眩目的不可思議的奇跡中，妳才能理解那個像壹部巨大的機器壹樣的復雜的家長式專制政體以及作為部件的無謂的個人的意義。卡夫卡真正表現的是權威中心的、高度組織化的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況，專制制度下個人與集體、領導與民眾的關系，以及權力效率規模與組織壹體化的問題。修築長城不過是壹個象征。
天書般的小說獲得某種解釋的可能性，關鍵在於重建構成其文本的意義結構與話語語境。修建長城只是在卡夫卡想象與思考帝國機構與個人心理中的家長式專制傾向時，才作為象征出現的。問題是在卡夫卡的視野中，長城是如何獲得這種象征意義的？卡夫卡用小說的形式思考東方帝國，卻將選擇的素材或"本事"落實到中國，中華帝國究意在什麽樣的知識與想象背景上，獲得了卡夫卡小說中的典型形象？卡夫卡並沒有直接的中國經驗，他的創作與想象都是文本中的，那些構築卡夫卡小說意義的文本譜系是什麽？最終能夠解釋《萬裏長城建造時》的意義的，不是中國的長城或制度與歷史，而是西方關於中國與長城的觀念與想象傳統。
文本及其象征是在話語中獲得意義的。按照福柯的觀點，話語是有關特定主題或對象的、意味著特定規訓與策略的壹整套內在統壹、相互關聯的表述，它為個別文本提供思考與言說的假設、規則與期待。賽義德從福柯的話語理論出發研究東方學或東方主義，指出東方學（Orientalism）是後啟蒙（Post-Enlightenment）時期西方表述作為"文化他者"的"東方"的壹種話語方式，其中不僅包含著西方對東方各種離奇的想象，還意味著壹套嚴肅的理論和實踐體系與權力運作規則。它由"地域政治意識向美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文本分配"，形成壹種知識譜系或觀念群，規定著個別作家文本的觀念基點、意義結構，為其提供特定詞匯、意象、修辭技巧甚至母題種類。賽義德認為福柯忽略了單個文本或作家的意義，主張使用"文本細讀"的方法，揭示"單個文本或作家與其所屬的復雜文本集合體之間的動態關系"。他將自己的研究方法歸納為"策略性定位"與"策略性建構，""……策略性定位，壹種根據其所寫的與東方有關的作品來描述作者在文本中的位置的方法，以及策略性建構，壹種分析文本與文本群、文本類型在自身內部以及在更大的文化語境中聚集、凝結和獲取現實指涉力的方式二者之間關系的方法。我使用"策略"這壹概念僅僅是為了確認每位寫作東方題材的作家都面臨的問題：如何把握這壹題材，如何接近這壹題材，如何才能不為其高深、其範圍、其令人可畏的廣度所挫敗或擊倒。任何就東方進行寫作的人都必須以東方為坐標替自己定位；具體到作品而言，這壹定位包括他所采用的敘述角度，他所構造的結構類型，他作品中流動的意象、母題的種類--所有這壹切綜合形成壹種精細而復雜的方式，回答讀者提出的問題，發掘東方的內蘊，最後，表述東方或代表東方說話。然而，這壹切都不是憑空產生的。每位就東方進行寫作的作家都會假定某個先驅者、某種前人關於東方的知識（甚至就荷馬進行寫作的作家也同樣如此）的存在，這些東西成為他參照的來源、立足的基礎。此外，每壹關於東方的作品都會使自己與其他作品、與讀者、與公***機構、與東方自身緊密關聯在壹起。於是，作品、讀者和東方的某些特殊方面之間的復雜關系整體就形成了壹種可供分析的結構……"
賽義德的東方主義研究盡管不包括中國，但西方現代文化中無疑也存在著壹套表述中國形象的話語，說它是漢學主義或中國主義都可以。它由各類有關中國的相互指涉的文本構成，為卡夫卡的小說提供了基本素材、敘事角度、象征及其意義，以及象征意義的歷史深度。文本是沒有邊界的，它不過是話語網絡中的壹個結。這樣，卡夫卡的小說與西方的中國形象話語就構成壹種詮釋的循環。西方的中國形象為解讀小說提供了意義符碼，而小說又成為西方的中國形象特定方面的索引。 "萬裏長城止於中國的最北端，工程從東南和西南兩頭發端，伸展到這裏相聯結……。小說的開頭令人想起《利瑪竇中國劄記》中的話（第五卷第十三章）："著名的長城終止於中國西部邊疆的北端" 。這位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3個多世紀前從意大利到中國，最後死在北京，卡夫卡壹生卻從未去過比巴黎更遠的地方。 他想象中國的方式純粹是在文本中旅行。他的寫作，實際上是在他的閱讀視野中西方各類有關中國的文本中"編織"意象與故事的過程。對他來說，想象中國的壹個最明顯的象征，可能就是長城，就像想象埃及總與金字塔聯系起來壹樣。
在西方，有關中國的敘述很早就與長城聯系起來。《馬可波羅遊記》(1298？)沒有提到長城，成為人們懷疑其可靠性的壹個重要根據。如果馬可波羅的確到過中國，他不可能漏掉這麽明顯的標誌。提出這個問題的有17世紀的意大利作家，20世紀的英國研究者。 後來的旅行者很少再出過這類差錯。葡萄牙人平托的《東方見聞錄》(1569-1580)談到中國國王將犯人送去修長城 ，西班牙人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誌》(1585)專門介紹了"長500裏格的長城"："在這個國家有壹道長500裏格的工事即城墻，始自座落在高山上的肅州城，從西向東延伸。築墻的國王叫秦始皇，侍衛防備韃靼人而修築的……" 1655年，約翰 尼霍夫隨同荷蘭使團到北京，在他出版的遊記《荷使出訪中國記》(1665)中提到："中國農夫告訴我們說，人們可以從容地在壹天內可以騎馬趕到長城再回來。" 平托、門多薩與約翰 尼霍夫都只是直接或間接聽人傳說長城，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的《中國新圖》(1665)則證明他親眼見到傳說中的萬裏長城 。越來越多的 傳教士、使節到中國，越來越多的有關長城的消息或贊美傳到西方。南懷仁神甫說"世界七大奇跡加在壹起也比不上中國的長城，歐洲所有出版物中關於長城的描述，都不足以形容我所見到的長城的壯觀。"(1685)
從文藝復興時代的傳說與發現到啟蒙運動時代的見證與贊嘆，長城作為壹個奇跡，在西方視野中逐漸成為中國的象征。杜赫德神甫編撰的《中華帝國通史》(1735)被稱為啟蒙運動時代有關中國的百科全書，其中也描述到"公元前215年，在秦始皇的命令下，興建長城這個巨大的工程，保護帝國不受韃靼人的入侵……" 杜赫德並沒有對長城表示過多的熱情，但到了啟蒙哲學家那裏，長城便成為壹個令人仰慕的奇跡。狄德羅編撰的《百科全書》(1765)將長城與金字塔相提並譽。伏爾泰《風俗論》(1756)稱長城不論"就其用途與規模來說"，都是"超過埃及金字塔的偉大建築" 。從啟蒙時代開始，長城在西方不僅享有盛譽，而且逐漸成為代表中國文明的標誌。 不管這個標誌意味著什麽。鮑斯維爾《約翰遜傳》記載約翰遜博士曾表示過對參觀中國長城的熱情，並認為那是壹項真正的榮譽。 另壹位著名的英國人笛福在《魯濱孫歷險記》(《魯濱孫飄流記》的續集)中表達了不同的觀點，長城盡管"是壹項十分偉大的工程"，但"大而無當"，因為它連烏合之眾的韃靼兵都擋不住。 長城成為中國文明的象征，而且逐漸被賦予不同甚至相反的含義。它可能象征著中國文明的偉大或強大，也可能象征著中國文明的保守或虛弱。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親眼目睹了長城的壯觀。副使斯當東在《英使謁見乾隆紀實》(1797)中壹邊贊嘆"這樣巨大的工程真令人驚心動魄"，壹邊也冷靜地分析長城的真正意義，如果說這堵大墻在歷史上確實曾經阻擋過外族的入侵，那麽現在，它的意義只是限制中國人外遷。墻可以阻擋外族也可以關閉國人。 隨團的巴瑞托上尉以職業軍人的眼光詳細觀察了長城的構造，40多年後英國軍隊從海上攻入中國，長城徹底成為歷史遺跡。鴉片戰爭後西方人出入中國，許多人去長城觀光。他們壹邊贊嘆長城之雄偉，壹邊也反思創造這壹奇跡的中國文明。在西方視野中，長城逐漸從歷史現實中的建築物變成了帶有明顯異國情調或東方情調的文化象征。這壹神話化的過程，發生在19世紀浪漫主義運動前後。
長城成為中國文明的象征，其神話意義逐漸取代了歷史意義。按照羅朗 巴爾特的觀點， 神話是壹種意指方式，是壹種被歷史選定的語言。壹種形式突然具有某種豐富的、實際的、看上去自然而然、無可爭論的意義，完全有賴於歷史在形式與意義之間建立的某種深度聯系，盡管這種聯系往往是隨意的、變幻的。所謂隨意，是因為在形式與歷史之間部分類似的意指過程，並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為什麽長城就是中國文明的象征呢？中國文明的特征又是什麽？變幻指不同時代觀念背景下，形式沒有變化，但意義卻變了。門多薩與伏爾泰將長城當作中國強大的象征，笛福和後來的史萊格爾則將長城當作中國文明軟弱的象征。長城是壹個建築物，它在現實中只是中國古代的防禦工事。但在西方的中國形象歷史上，它首先由壹個異域建築變成壹個有待解讀"發明"的文化符號，人們在長城與某種"中國特性"之間，壹點壹點地建立起似是而非的類比關系，比如長城與廣闊的帝國、封閉保守、停滯與空間化的、高度組織與奴役的文明等等，長城被神話化。
三
在西方文化中，中國的現實變成了被解讀的文本，或者具有特定含義的符號系統，其中最有表現力的莫過於某種核心象征，因為象征性的表述同時具有修辭意義的鮮明性與豐富性，在大眾想象中作為"套話"，影響尤其廣泛。比如，金字塔已不僅是古代建築，而是埃及文明的象征，長城逐漸也具有了特定的文本意義，成為壹個在歷史時間?/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