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夏朝,統治者就有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選拔官吏時,吸取夏商亡國的教訓,特別強調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聖、義、中、和）與“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為選拔官吏的標準。由於司法官是社會公正的最後壹道防線，所以西周在選拔司法官時更是強調必須遵循“有德惟刑”的標準，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戰國時期,隨著貴族世襲政體的崩潰，封建官僚政治逐步形成，任用官吏時更加重視能力與德行。管仲把禮、義、廉、恥視為維系國家的四大繩索，並強調“清潔於貨”是設置官吏的重要條件，即用官時必須考慮“清廉”之節。秦朝是我國歷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的王朝,在國家治理上反對“禮治”,“獨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職官管理制度中仍十分註重官吏的道德素質。《雲夢秦簡·為吏之道》載：“為吏之道，必精潔正直，慎謹堅固，審悉無私，微密纖察，安靜毋苛，審當賞罰。”由此可見,秦朝的官吏守則中,道德要求占很大比重。此外,秦律中還規定了“五善”與“五失”的考課原則,“五善”即“壹曰忠信敬上,二曰清廉毋謗,三曰舉事審當，四曰喜為善行,五曰恭敬多讓”,可見其內容主要是對官吏道德品行的考察。
到漢代,伴隨著儒家思想占據統治地位,禮義道德教化也被置於治國的首位,對官吏的道德素養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漢朝選官的主要途徑是察舉制,其法定的主要標準為“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四科取士”為：“壹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四曰剛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祿四行”為“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由此不難看出,漢朝選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順序進行考察的,德被置於首位。三國時,曹魏創造了九品中正制的選官辦法，此法至隋才得以終止。盡管該法在選官標準上過於重門閥家世，但對才德亦有具體要求。如西晉鹹熙二年頒行的《諸郡中正六條舉淹滯令》對官員的德行就有明確規定：“壹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己。”
唐朝統治者在“德禮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導下,更加強調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其時,從官員的選任到考績到監察等壹整套職官管理制度中,每壹個環節都高度重視官員的道德素質狀況。唐朝實行科舉選官制度,科舉考試及第者還須經吏部的考試,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職。吏部考試主要從體貌、言詞、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面進行,若“四事皆可取,則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通典·選舉》）。唐朝對官吏考績的法定標準為“四善二十七最”,所謂“四善”專指品德 “壹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責規定的具體標準，其中第三條是“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書吏部》）。唐朝對流外官則按四等第進行考核。《唐六典》規定：“流外官本司量行能功過，立四等第而免進之：清謹勤公，勘當明審為上；居官不怠，執事無私為中；不勤其職，數有愆犯為下；背公向私，貪濁有狀為下下。”另從唐玄宗時制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的內容來看,六察中的第壹察便是“察官人善惡”。由此可見,唐朝對職官的選任、考核和監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後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職官管理制度方面與唐有諸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課方面,對“四善”的要求與唐代是完全壹致的。特別值得壹提的是,朱元璋這位以重典治國治官著稱的明代開國君主,也認為“禮樂者治本之膏梁”,在察舉賢才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通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古代的統治者和社會賢哲也強調“禮樂刑政,綜合為治”,但由於儒家倫理觀在中國古代社會始終居於支配地位,因而道德教化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無限拔高了。無論是董仲舒提出的“刑者德之輔”，還是唐代律家倡導的“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或者康熙帝提出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其主旨無不在強調道德教化在綜合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統治者意圖通過突出道德教化來喚醒官員的良知和責任感，從而遠惡近善，不去違法，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盡管這壹目的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實踐中遠未達到,但強調道德教化這壹手段對治理貪官、反對腐敗所起的作用還是應該肯定的,其中有些東西對今天也仍不失其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