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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任瑩，女，1986年5月16日出生，在校學生。
法定代理人：白玉萍，女，原告母親，個體工商戶。
被告：周誌麗，女，陜西省雜技團演員。
被告：文化藝術報社。
被告：柏雨果，男，西安電影制片廠幹部。
原告任瑩於1991年6月經人介紹到陜西省雜技團演員周誌麗處學習雜技並***同生活。1994年7月，被告周誌麗未征得原告父母同意，將原告姓名改為周任瑩（未變更戶籍登記）。1994年12月，原告參加了由北京青年電影制片廠和香港邵氏電影公司聯合攝制的電影《變臉》的拍攝，並擔任該片女主角“狗娃”的扮演者，影片上署名為“周任瑩”。1995年9月30日，原告由其母從周誌麗處接走，後再未回周誌麗處。電影《變臉》獲獎後，被告柏雨果受該片導演吳天明委托，去周誌麗處通知原告領獎及參加首映式時，周誌麗告知柏雨果，原告已由其母親於1995年9月30日下午壹時許領走，至今音訊全無，及原告父親好賭並沾染吸毒等，家中早已折騰得四壁空空等家庭狀況。柏雨果遂以周誌麗所述撰寫了《狗娃，妳在哪裏》壹文，於1996年4月27日在《文化藝術報》第壹版轉第四版予以刊登，並附有二幅原告在電影《變臉》中飾女主角“狗娃”的劇照及三幅生活照。文中寫到：“吳天明還不知道，狗娃已失蹤二十多天了”；“半年多過去，狗娃仍無蹤影，缺了主角的扮演者，首映式等壹系列宣傳活動無法進行，於是《變臉》在國內的上映式便壹推再推”；“小任瑩四歲多離開父母被周家領養已逾五載，她的生母吸毒多次被關，生父到今仍在監牢之中”等等。該文見報後，鄭州創意文化傳播工程有限公司先後在北京、廣州等地張貼了尋找“狗娃”的海報，後《法制日報》、《民主與法制》，《羊城晚報》等報紙相互轉載。由於原告由其母領回後，壹直隨其母生活，上述新聞媒介相互傳播原告失蹤的消息，使原告精神受到了極大的壓力。為此，原告向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原告任瑩訴稱：其在被告周誌麗處學雜技藝術期間，周誌麗未征得其父母同意，私自將其姓名改為周任瑩，之後又和被告文化藝術報社、柏雨果通過《文化藝術報》虛構事實，以《狗娃，妳在哪裏？》、《狗娃，為何變臉？》為題宣稱其失蹤，給其精神造成極大壓力，名譽受到極大損害。被告周誌麗之行為侵犯了其名譽權、姓名權，被告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均侵犯了其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現要求各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響，並要求周誌麗壹次性賠償其8000元，柏雨果賠償18000元，文化藝術報社賠償3萬元。
被告周誌麗答辯稱：原告隨其學藝期間，為表明學藝者出自的門派班底，故在原告姓名前冠以周姓，此系為原告取的藝名，且亦是征得原告父母同意的，其行為並未侵害原告姓名權。四年後原告由其母領回，其如實向前來通知原告在電影《變臉》中已獲獎的柏雨果敘述了原告在其處學習生活情況及坎坷身世，但從未向任何新聞媒介講述原告失蹤及同意將此事向社會公開。新聞媒體刊登撰文稱原告失蹤的消息與其無關，其不構成侵犯原告名譽權。不同意原告之訴訟請求。
文化藝術報社答辯稱：本報刊登《狗娃，妳在哪裏？》壹文，題材屬長篇紀實報道，該文只記述原告家境，和在參加拍攝電影過程中的片斷，及原告與攝制組失去聯系這壹客觀事實，沒有對原告隱私的任何描寫，也沒有捏造事實，醜化原告的人格，更沒有用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原告的名譽。文中對周任瑩姓名的使用，是沿用電影《變臉》中的署名，沒有濫用、假冒原告的姓名。文中所使用原告的五幅照片屬於題頭照片，不是以營利為目的商業廣告。因此，其行為均不構成侵犯原告名譽權、姓名權、肖像權，不同意原告之訴訟請求。
被告柏雨果答辯稱：其撰寫《狗娃，妳在哪裏？》壹文，是出於對原告的壹片愛心。文中描寫的原告家庭狀況，是根據周誌麗講述如實敘述，並非虛構事實，也沒有對原告進行人格的貶損和醜化。文中使用周任瑩姓名是來自銀幕，所附原告的照片是由其拍攝，其享有著作權，使用權屬於攝制組，目的是對原告進行宣傳，沒有對原告的形象進行損害。因此，其行為並未侵犯原告姓名權、名譽權、肖像權，不同意原告之請求。
審判
碑林區人民法院認定上述事實，認為：公民享有姓名權。公民的姓名包括本名、藝名、筆名、別名和字號。公民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幹涉。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公民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的名譽。被告周誌麗是受原告父母委托向原告傳授雜技藝術的，被告周誌麗未征得原告父母同意，私自在原告任瑩姓名前冠以“周姓”，是對原告行使姓名權的幹涉，其行為侵犯了原告的姓名權，其對此應承擔過錯責任。但其向被告柏雨果告知原告已由其母接回及原告的家庭境況，未有貶損詆毀原告的故意，亦未向社會張揚，未造成對原告名譽的損害，因此其行為不構成侵犯原告的名譽權。被告柏雨果從周誌麗處明確得知原告已由其母領回，但沒有向原告父母及親屬進行了解，又未向原告及父母所在當地的有關部門進行調查核實，即撰寫了《狗娃，妳在哪裏？》的文章，文中有關原告失蹤的消息報道失實。被告文化藝術報社未有作者單位對上述文章內容是否屬實的證明，又未向有關部門調查核實，即刊登該文，造成其他新聞媒介的相互轉載，在社會上公開報導原告“失蹤”的消息，從而給原告名譽造成貶損。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之行為均已侵害了原告的名譽權，故應承擔過錯責任。但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在文中使用周任瑩之姓名，是沿用電影《變臉》中扮演“狗娃”的女主角署名，故不構成侵犯原告姓名權。文中所附原告的生活肖像照片，雖系柏雨果拍攝並享有著作權，但該二被告未經原告本人同意，公開發表刊登原告生活肖像照片，侵犯了原告的肖像權，應承擔過錯責任。現原告以周誌麗侵犯其姓名權，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侵犯其名譽權、肖像權為理由，要求各被告停止侵害，並予以經濟賠償，理由正當，依法予以支持。但以周誌麗侵犯其名譽權，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侵犯其姓名權，要求賠償，理由不能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和國民法通則》第壹百條、第壹百零壹條、第壹百三十四條第壹款第（九）項、第（十）項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和國民法通則〉若幹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50條之規定，該院於1998年7月15日判決如下：
壹、周誌麗、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於本判決生效後五日內分別在《文化藝術報》登報為任瑩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登報內容須經本院審核）。
二、周誌麗、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於本判決生效後五日內各賠償任瑩精神損失費500元。逾期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利息。
三、原告任瑩其余之訴駁回。
宣判後，原、被告雙方均未上訴。
評析
壹、周誌麗在任瑩姓名前寇以周姓，謂之藝名，未經其監護人同意起藝名，是否構成侵犯姓名權
《民法通則》第九十九條規定：“公民享有姓名權，有權決定、使用和依照規定改變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幹涉、盜用、假冒。”公民的姓名不僅包括戶籍機關正式登記的姓名，也包括自己的藝名、筆名、化名、別名、曾用名等。也包括“字”、“號”等。任瑩系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其姓名應由其監護人決定。周誌麗雖系周家班傳人，但未經原告監護人同意，擅自在原告姓名前冠以“周姓”，並在電影銀幕上公開使用，主觀上有故意，也有損害結果，故周誌麗侵犯原告姓名權成立。
二、柏雨果、文化藝術報社未經原告同意，使用其生活照片，但並未以此營利，是否構成侵犯肖像權
《民法通則》第壹百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肖像權是公民個人對自己形象再現的專有權，其它任何人不得分享和侵犯。如果以“以營利為目的”做為侵權要件，意味著肖像權權利的分割，即肖像權成了***有權。同時以此為要件無法有效保護肖像權人的人格尊嚴。肖像權著重保護的是肖像人的精神利益。“以營利為目的”實際上將人格商品化。而肖像權基本內容是精神權利而不是財產權利。
對壹百條應理解為是壹條授權性規範。它規定的並不是侵害肖像權的責任構成，規定在民事權利壹章中，應當是民事主體的權利。“以營利為目的”只是侵權的壹種形式，就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幹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39條規定壹樣，“以營利為目的，未經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作廣告、商標、裝飾櫥窗等，應當認定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這裏作廣告、商標、裝飾櫥窗同樣也是侵犯肖像權的形式，只列舉了部分，並未窮盡所有侵犯肖像權的行為。故侵犯肖像權只要符合“未經本人同意”即可。
三、各被告各賠償原告精神損失500元，是否合適
精神損失的大小，應當同被侵權人的年齡、地位、資歷、社會影響等掛鉤。“狗娃”，是任瑩出演的第壹個電影角色，此前是壹名雜技演員，演出時只有八歲，不能說在社會上有什麽地位和影響。但由於《變臉》在國際上獲獎，因此，確認任瑩有壹定的知名度。綜合這些因素，判令各被告各賠償原告500元，是合適的。
責任編輯按：
本案原告訴三名被告侵犯其3種人身權利之訴訟，作為壹案審理，是由名譽侵權事實上的關聯性決定的，即周誌麗作為《文化藝術報》刊登的柏雨果所寫《狗娃，妳在哪裏？》壹文的素材提供者，依此反映了名譽侵權的全過程這樣的事實決定的。而關於侵犯姓名權之訴和侵犯肖像權之訴，則是各被告之間沒有聯系的獨立的行為事實所決定的，因不是與侵犯名譽權的同種類之訴，又分別是針對不同被告的，故與名譽侵權之訴合並審理，與必要***同訴訟和普通***同訴訟合並審理之要件就不相符。但實踐中予以合並審理確又減少了訟累和訴訟成本，與合並審理機制設計之主要目的相符。這種矛盾狀態反映的是立法規定和訴訟理論上的局限性，還是實踐中的非理性，確值得深入研究，認真探討。
就周誌麗的行為來看，周誌麗未經原告父母的同意，為原告起藝名並公開使用，侵犯了“公民決定、改變自己姓名”的權利，應是成立的。按照壹般社會習俗，學藝從師，師傅為徒弟起藝名似為正常之舉。但在法制社會，公民享有獨立自主的人身權，權利之保護比習俗之遵循更為重要，當兩者發生沖突時，習俗之遵循應服從權利之保護。周誌麗向柏雨果提供原告的有關情況的行為不構成對原告名譽權的侵犯，是因為其在柏雨果向其了解原告現在何處時，如實說明原告已由其母領走，此後全無音訊，沒有說原告失蹤；同時，也沒有同意柏雨果可將其所說寫成文章並公開。其行為屬被動向了解人提供有關信息的行為。後果類似於最高人民法院法釋〔1998〕26號《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幹問題的解釋》第七問第（二）項所說“因被動接受采訪而提供新聞材料，且未經提供者同意公開，新聞單位擅自發表，致使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對提供者壹般不應當認定為侵害名譽權”的後果。
就柏雨果的行為來看，其所寫文章確屬好意。但名譽侵權是以過失為侵權主觀要件，而不以故意為侵權主觀要件，“好心辦壞事”在名譽權領域是常見之現象。其過失在於聽了周誌麗的介紹後，未經進壹步了解核實，就擅下原告已失蹤之結論，違背了紀實文章客觀真實的要求，失蹤即為其虛構。這種虛構也許或者確實能引起“轟動”效應而引起社會的更廣泛的註意，但這同時可能是被寫的公民最不願意看到的壹種結果。這種結果的出現，也許並不降低社會對該公民的評價，但它同樣會對該公民帶來極大的心靈創傷，這種精神損害就借助於“名譽權”損害的外殼來得到救濟。所以，名譽侵權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是否可能降低社會評價的層面上，而應向更深的層次發展。
報刊刊登他人文章的名譽侵權問題，是個極為復雜和需在理論上作認真、負責的正確定位的問題。但無論如何，要報刊對任何投稿的內容真實性負責，不僅在實際上根本不可能，而且在理論上也說不通，更遑論還要“作者單位對其文章內容是否屬實出具證明”，這個問題必須引起正視。
還有這裏：/gb/content/2000-12/01/content_604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