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文景》2009年11月號） 上海譯文出版社於近期出版了拉美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公羊的節日》和《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這對於壹名西班牙語工作者來說，真是個好消息。拉美作家中作品被翻譯成中文最多的恐怕要數這位“拉美文學爆炸”健將了，而筆者認為，譯文這次推出的三本著作，正好是略薩最為優秀、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這三部作品中文版的發行，讓我不禁想回顧壹下這位至今仍屹立於拉美文壇頂峰的文學爆炸代表作家近半個世紀的小說創作歷程。 擁有秘魯與西班牙雙重國籍的略薩（1936-），與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的胡利奧·科塔薩爾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被並稱為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主將。略薩獲得的文學獎項不計其數。曾憑《綠房子》（1966）獲得1967年首屆羅慕洛·加列哥斯國際小說獎，該獎是拉美最高文學獎。其它壹系列重要獎項有：西班牙文學批評獎、西班牙阿斯圖裏亞斯王子文學獎和代表西班牙語文學最高榮譽的塞萬提斯獎，等等。他還是多屆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今年他得該獎的呼聲就很高。1976年，巴爾加斯·略薩當選第四十壹屆國際筆會會長，這是拉美作家第壹次獲該殊榮。1994年成為西班牙皇家學院院士，現在也擔任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院士，同時受邀赴多國著名學府和研究院進行講座及研究。 自1963年發表《城市與狗》，略薩筆耕不輟，各類作品不斷問世，體裁從小說、散文到各類時事評論不等。本文限於談論略薩在不同時期創作的最具代表性的小說。筆者試把他的小說創作分為三類， 第壹類是政治與社會問題題材的小說，主要是他的早期作品，如《城市與狗》、《綠房子》、《酒吧長談》（1969），第二類是反映某個歷史事件的小說，如《世界末日之戰》（1981）、《公羊的節日》（2000），第三類為關註“個體”的小說，如情愛小說、傳記性小說等，代表作品有《胡利亞姨媽和作家》（1977）、《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2003）、《壞女孩的惡作劇》（2006）等。值得壹提的是，上海譯文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三部小說正好代表了三類不同的創作。 《城市與狗》是作者的成名作，小說取材於作者少年時軍事學校生活的經歷，描繪了軍校裏的學生毫無尊嚴、豬狗不如的生活。由於該小說反映了軍校的黑暗、腐敗的情況，並映射當時整個秘魯政治、社會存在的問題，曾“受到了引人註目的虐待，有壹千冊在軍校的庭院中被當眾焚燒”。 《綠房子》是巴爾加斯·略薩的第二部長篇作品。故事發生在位於秘魯沙漠之中與世隔絕的城市皮烏拉，小說平行敘述了該城市壹些人的經歷，有到該城市開第壹個妓院（即綠房子），使這座荒涼、孤立的小鎮成為現代化城市的堂·安塞爾莫，他見證了該城市的興與衰，而這壹切的變化與“綠房子”的興衰密切關聯；有被誣陷進了監獄，之後逃出監獄假扮日本富商行騙，成為通緝犯後又逃到壹個荒島占島為王的日本冒險家伏屋；有出生於土著部落，後被強行帶到修道院接受教育，成為“文明人”後又嫁到了沙漠地區的皮烏拉，最後進入綠房子淪落風塵的鮑妮法西婭……總之，作者將來源於壹次旅行的靈感演繹成了壹部涵概整個秘魯北部社會發展的小說。他曾介紹說： 在這部小說中，我企圖通過妓院的建立在皮烏拉人的生活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亂，以及壹群冒險家在亞馬遜河流域的所作所為及其不幸遭遇，以虛構的方式，把秘魯兩個相距遙遠、差別很大的地區……沙漠地區和森林地區……聯結起來。 略薩的第三部長篇巨作《酒吧長談》， 以上世紀50年代秘魯奧德利亞（ODRIA）將軍（1897- 1974）的獨裁為背景進行創作。全書六百多頁，以兩位主人公聖地亞哥·薩瓦拉和安布羅修在秘魯利馬市區壹家名叫“大教堂”的酒家兼妓院裏的談話拉開序幕，引出發生在過去的其他人的壹系列對話。作者在1980年代寫的回憶自己創作歷程的文章道出了該作品的創作初衷及內容：“我是想在小說中描寫帶有奧德利亞八年統治特點的獨裁政權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包括學習、工作、愛情、夢想和誌向所留下的影響。我費了好長時間才找到了壹條貫穿眾多人物和情節的總線，這就是壹個在獨裁政權中當過保鏢和密探的人，同壹個依靠獨裁政權發了跡的人的兒子、後來又當了記者的人的偶然相遇，以及兩人間進行的貫穿整個小說的談話。” 由上可見，第壹個時期略薩的創作以反映政治和社會問題為主。事實上，他從來都把小說寫作看成是“對現實、上帝的反叛……”。他對現實表示不滿，於是，他用文學創作出壹個虛幻的世界，來對現實進行“象征性地謀殺”。 另外，這壹時期的作品表現出了作者的極大的“冒險精神”，很多評論認為，《綠房子》是壹部“冒險性的小說”，因為它不僅在形式上追求壹種幾近及至的完美，而且在內容上幾乎想表現“生活的全部”。 自《酒吧長談》後，略薩的作品風格發生了很大變化。1981年略薩發表第壹部歷史題材小說《世界末日之戰》。該作品以19世紀巴西反抗軍與政府軍爭鬥的歷史為背景，根據卡奴杜斯起義的開始到滅亡的過程進行創作。雖然大量情節是虛構的，但是，對某個真實歷史事件的詳細書寫使它有別於早期的作品。作品讓讀者看到了略薩創作的變化，如對屠殺、瘋狂的人性等主題的表現。與早期作品相同的是，該作品的主題比較嚴肅，以灰色作為作品基調。作者大膽描寫人性的殘忍、把壹場人為的災難展現在讀者面前，使作品獲得了讀者和評論界的好評。 繼《世界末日之戰》之後，另壹部歷史題材的長篇小說《公羊的節日》的問世是在將近二十年後，該小說被認為是略薩的又壹部力作。作品通過壹個家庭的遭遇來再現多米尼加***和國前獨裁者特魯希略對人民長達三十多年（1930-1961）的“精神”專制統治。小說有三條互相穿插的敘述線索：A. 三十多歲的烏拉尼亞在消失很多年之後回到祖國，並向她的阿姨和表姐妹回憶自己十四歲前在秘魯的遭遇，B. 獨裁者特魯希略生前最後壹天的活動， C.壹群密謀刺殺特魯希略的人的行動及行刺後被追捕的情況。小說題目引用多米尼加***和國的俗語“他們殺死了小羊羔”，來暗指特魯希略被殺的事件。 小說就像壹個萬花筒，從不同的角度來反映特魯希略暴政時的情況，及暴政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同時，對真實和虛構的處理也是值得探討的。小說把真實的歷史事件和虛構的東西結合起來。它不是紀錄片，因此允許有虛構，如烏拉妮婭壹家就是虛構的，但是，獨裁者特魯希略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他的被殺也是真實的。正如略薩所說：“這是壹部小說，不是壹本歷史書，因此我有很多的自由。……在作品中，我尊重基本事實，但是我對很多因素作了修改和變形，以便使這段歷史更讓人信服，但是我並沒誇張。” 對男權主義的思索是該小說的壹個主題。如烏拉妮婭的父親逼迫女兒與特魯希略***進晚餐進而使其被玷汙，書中的秘魯，就像封建社會的中國，子女必須服從父輩的安排。該主題的另壹體現在於特魯希略命令他的手下把自己的妻子或女兒獻給他，從而證明他們對他的忠誠。 此外，在小說中，略薩第壹次把女性作為小說主人公，且該角色與以往作品中的被動、懦弱的女性角色不同。女主人公烏拉尼亞獨立、勇敢，敢於面對和審視過去的歷史，哪怕這段歷史對自身產生了極大的傷害。 《世界末日之戰》和《公羊的節日》這兩部以具體歷史事件作為創作原形的作品，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了這個為正義而戰的優秀作家。略薩曾在1990年參加過秘魯總統競選，在競選失利後，很多人以為，他的文學創作應該會淡化對政治的描寫。然而，這位優秀的作家壹如既往地關註政治、關註歷史。他的作品中很多細節與真實的歷史相當吻合，有評論指出，“他具有哲學、歷史、人類學的深厚底蘊，對所描寫的歷史事件都了解得非常透徹，這表示他對歷史進行了深刻的調查研究。由此也可看出，他是個多麽嚴謹的作家”。另有評論認為，像已成為過去的特魯希略這樣的暴政，只有通過文學才能被暴露於世，因為在特魯希略統治時期，國外媒體、記者都被拒絕入境，特魯希略的罪行被強行掩蓋了起來。略薩用他的筆讓我們感受到了文學力量的強大。 跨入21世紀，略薩的作品似乎更多地關註個體，不再以宏大的歷史事件作為寫作素材，而是著眼於或虛構、或真實存在過的個人。雖然，在所有的作品中，我們還是會註意到作品所描述時代的社會特征。 《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取材於壹對從未謀面的祖孫——著名畫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社會活動家弗洛拉·特裏斯坦——的生活經歷。作者對歷史故事加以虛構，從而創作出該小說。作品單章講述弗洛拉的故事，雙章介紹高更的經歷，為讀者創造了兩個閱讀空間：弗洛拉為女性、為工人的權利奔走呼喊，而高更則為尋找繪畫的靈感、為保持對藝術的激情，放棄舒適的生活，遠赴南太平洋上的法國殖民地塔希提島尋找壹個未被汙染的純凈世界；弗洛拉認為性是男性控制女性的工具和手段，而高更則視性為自己創作的不可或缺的動力…… 雖然小說被平行敘述，主人公的性情和經歷也不同，但是，除了親情，還有壹條線索把他們緊密聯系在壹起，那就是他們有著相同的奮鬥目標——尋找自我、尋找人類失落的天堂。 在談到該作品的創作時，略薩解釋說：“很早以前，1950年代，我在利馬聖馬科斯大學讀書時，就有了寫這本書的想法，那時我和勞爾·波拉斯·巴雷內切亞壹起工作，他是我非常欽佩的壹位歷史學家。他推薦我閱讀弗洛拉·特裏斯坦的《壹個賤民的漫遊》。她對獨立不久的年輕***和國的描寫打動了我，她還講到自己的那種生活方式——甚至講出了非常隱秘和敏感的事情，也打動了我。她可能沒受過真正的教育，但作為自學者，她寫得相當好。當時有個模糊的想法，要就她寫點什麽。” 如果說，《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由於以真實生活中的著名人物為原型，多少帶有歷史的凝重色彩，那麽略薩的最新小說《壞女孩惡作劇》則完全以兩個虛構的人物作為主人公，讓人讀來感覺很輕松，雖然作者壹再堅持：與先前的很多小說壹樣，此小說也是根據自己的經歷寫成。小說以作者生活過的城市和時代為背景，講述了男主人公裏卡爾多（RICARDO）和他的女友莉莉（LILY）及其化身在利馬、巴黎、倫敦和馬德裏等城市的愛情故事，作品的時間跨度從上世紀50年代到本世紀。 雖然是愛情小說，但小說蘊藏了很多深層次的意義，如對人的身份的思索等。作品壹開始出現的有“智利女孩”昵稱的莉莉後來被發現並不是智利人，而且真名也不叫莉莉，但是，她的身份到底是什麽，直到故事結尾才被揭曉。對身份的思索壹直是拉美作家們作品的主題。 綜上，筆者認為，如果說略薩第壹、二階段的創作是出於歷史的責任感，是為了反映歷史，是沈重的，那麽第三階段的創作，作者已經回歸平靜，回歸壹種理想。正如作者在談到《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的創作時所承認的：“我壹直對獨裁統治有點著魔。那部作品（《公羊的節日》）我寫了三年。很有趣，但也是沈浸在生活裏最邪惡的事情中，殘暴、刑訊、壓迫和腐敗。我覺得非常悲慘和殘酷。所以，當我開始寫最近這部作品（《天堂在另壹個街角》）時，有壹種輕松感，那是充滿美感和理想主義的另壹番天地……”從中，我們可看出作者創作時的心態，也可以想象作者不同時期的創作所代表的不同追求。 上文提到的這些作品，幾乎每部作品都呈現了“略薩式的結構”。它壹改傳統小說平面的結構形式，使之呈立體狀；敘述者不斷變換，第壹、三人稱交替出現，“現在”和“過去”的界限被模糊，故事情節時而為現在、時而為過去。在略薩的作品中，時間失去了傳統的記錄“先”與“後”來反映“過去”和“現在”的手段。時間成了博爾赫斯所描述的“小徑分叉的花園”。 略薩把自己的這種小說結構稱為“連通管”（vasos comunicantes）。如臺灣著名學者陳小雀這樣介紹該結構：“‘連通管’顧名思義，此法乃透過壹位全知的敘述者，遊移於各個情節之間，連接不同主題故事，交錯敘述，並置不同時空，並列不同人物，聯系角色間的復雜情緒，糅合真實與虛幻。有管相通，異同元素之間彼此交流、濡染、互動、互補、輝映、糾葛，甚至較勁、抗衡，再插入第二人稱的敘述者，與其他敘述者形成***鳴，發揮古希臘戲劇的‘合唱團’功能，交代完整的故事脈絡。即便每段情節各自獨立發展，看似大相徑庭，均可異中求同，悄悄釋出整部小說的中心思想。” 此外，“中國套盒”的手法在略薩的作品中也被頻繁運用。如《城市與狗》，交代四個主人公在“現在”時空下生活的同時，通過他們的自述引出他們過去的經歷，《酒吧長談》由兩人的對話引出其他人的故事和經歷，《天堂在另外那個街角》中高更的思緒引出另壹人物梵高以及兩人的糾葛 …… 在2008年西班牙舉行的“略薩作品研討會”上，略薩把自己創作的關鍵歸為兩點：壹是講好故事，二是讓寫作方式成為作品的主角（即在他看來，作品的結構等寫作技巧比作品的內容更重要）。 小說就像壹個拼圖，傳統的小說呈現出的是壹個完成了的拼圖，而略薩及拉美結構現實主義的作家們用他們的筆造出的是壹個散亂的拼圖，需要讀者去耐心地移和拼。這或許也是這類小說給讀者帶來的樂趣所在吧。略薩作品獨特的構思，使其“結構現實主義大師”的稱號實至名歸。 略薩曾說：“我所有的文學計劃都遵循同壹個模式：親身經歷，生動的印象，還有特殊的記憶，它們必須都是經受住了時間考驗的。如果這些東西存留下來，變成了真正有趣的東西，並能激發想象力，我就寫下去。”相信他的小說創作還會繼續下去，他的作品不會限於上文提到的三個階段，求新求異的創作熱情將讓他的更多作品以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敘述技巧呈現給大家。 （歡迎訪問《文景》讀者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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