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時代，京都汴梁與臨安的說話藝術，可謂場面興盛、技藝高超。北宋仁宗、南宋高宗都是“說話”技藝的喜好者。上行下效，民間風氣可想而知。有關南宋時的水滸說書情況，羅燁的《醉翁談錄》壹書中記有“花和尚”、“武行者”、“青面獸”與“石頭孫立”等話本名目，而大名鼎鼎的李逵卻未見到蹤影。
如今可以考察到的李逵的原型故事無壹例外地出現在南宋初年的南方誌怪小說集——《夷堅誌》中。這幾則本事材料，恰好組成李逵故事中最為重要的部分。
《夷堅誌》乃南宋著名文人洪邁(1123～1202)的好奇自娛之作，故事以誌怪為主。此書在南宋初年出版後很快就風行南宋各地①，成為壹部家喻戶曉的半通俗讀物，也成為了當時說話藝術主要的取材對象。它對於南宋說書藝術影響甚巨，“是當時說話人最重要的參考書”之壹。羅燁在其《醉翁談錄·小說開辟》中聲稱說話人必須做到“《夷堅誌》無有不覽”。明乎此，李逵故事有三則素材居然都源於此書也就不奇怪了。下面就此三則故事與《水滸傳》作壹比較，對可能影響《水滸傳》成書及創作風貌的因素略作分析。
《夷堅甲誌》卷十四有《舒民殺四虎》條，此正是“李逵殺四虎”的原型。最早持此觀點的是魯迅，見其《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孫楷第先生的語氣更為肯定，他認為“李逵殺四虎”事，完全依此改寫。
《舒民殺四虎》事發生於“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記舒州當地某人殺虎奪妻之事，洪邁的老鄉——番陽某人是故事的見證者。所不同者，《水滸傳》在改編中突出了李逵的孝心與勇猛。《舒》中的兩只大老虎皆因人洞之時以尾部先入，故為洞中藏身者從背後輕易刺死。而《水滸傳》中李逵殺雄虎，則頗費周折，這種改編凸現了李逵的雄健與武勇。但馬雍先生稱《水滸傳》李逵殺虎之所以描寫生動，“實當歸功於景盧(即洪邁)”，其言甚是①。番陽乃洪邁故鄉，與江州相鄰；而舒州為今安徽省安慶市，是從江州順長江而下的首個重要府治。可見此則小說描述的是發生在當時江南的壹件奇事。
《夷堅誌》支丁卷第四有《朱四客》條，故事講敘婺地某人朱四客，在看望女兒途中遭遇盜賊，朱氏勇奪其槍並將盜賊踢於崖下，沒想到傍晚投宿旅店，恰好正遇到賊窩，朱氏燒了此賊房屋後脫身離去。此為《水滸傳》“真假李逵”故事的原型。《水滸》中寫李逵上梁山後欲回鄉取母，至沂州境，路逢假冒黑旋風者，李逵鬥倒此人後欲殺之。李鬼自言家有老母，因贍養之故方來此打劫。李逵憐其孝心，給了銀兩放走此人。後李逵投宿於某山村人家歇臥，恰遇李鬼跛腳而歸，向其婦自述經歷，正被李逵聽到，於是李逵殺此二人，焚屋而去。二書情節脈胳極其相似。且錄《夷堅誌》原文，備參：
婺民朱四客，有女為吳居甫侍妾。每歲必往視，常以壹仆自隨。因往襄陽，過九江境。山嶺下逢壹盜，軀幹甚偉，持長槍，叱朱使住而發其篋。朱亦健勇有智，因乘間自後引足蹴之；墜於岸下。且取其槍以行。暮投旅邸。主媼見槍，扣之。遂話其事。媼愕然如有所失。將就枕，所謂盜者跛曳從外來，發聲長嘆日：“我今日出去，卻輸了便宜，反遭壹客困辱。”欲細述所以，媼搖手指之日：“莫要說，他正在此宿。”乃具飯餉厥夫，且將甘心焉。朱大懼，割壁而竄，與仆屏伏草間。盜秉火求索，至二更弗得。夫婦追躡於前途十數裏。朱度其去已遠，遽出，焚所居之屋。未幾，盜歸，倉皇運水救火，不暇復訪。朱遂爾得脫。
細加比較，二書之間頗多細節相同之處，如人物對話，如盜賊跛腳而歸等。這個故事的發生地正好在江西九江(即江州)，朱四客從婺州(如今的浙江金華)到襄陽，途經此處。此事情節離奇，堪稱精彩，必會成為說書藝人所采編的絕好對象。筆者疑心，早期說話故事中的主人公也許會改寫為某位江州的英雄，後來才附會到李逵身上。但因本事原在江州，故也使得李逵與這江州結下了不解之緣。
最後我們來看《陳靖寶》條，此是《水滸傳》中“羅真人戲耍李逵”的本事所在②。試看其原文：
紹興甲子歲，河南邳徐間多有妖民以左道惑眾，而陳靖寶者為之魁傑。虜立賞格捕之，甚峻。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勞悴饑困，衣食不能自給，嘗嘆喟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有官有錢，便做壹個快活漢。如今存濟不得，奈何!”念念弗已，逢壹白衣人荷擔，上系葦度，從後呼曰：“蔡五，汝識彼人否?”答曰：“不識。”白衣曰：“汝不識，如何捉得他，我卻識之，又知在壹處。恨獨力不能勝耳。”蔡大喜，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垣之側，促坐，***議所以躡捕之策。斯須起，便旋路東。回顧蔡，厲聲壹喝。蔡為席載起，騰入雲霄，邊空而飛，直去八百裏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為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犴，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但言：“正在下邳村下，欲砍柴，不覺身已忽然飛來。實是枉苦。”府移文下邳，即其居訪，逮鄰左，驗為平民，始獲免。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雲。
此文寫的是壹個樵夫蔡五想捕盜賊以獲懸賞，卻為會妖術的盜賊所戲弄的故事。如今《水滸》第五十三回《戴宗智取公孫勝，李逵斧劈羅真人》記李逵因斧劈羅真人，受到羅真人戲懲：真人以白手帕鋪於石上，喚李逵踏上，說是要送歸梁山。那手帕化壹片白雲飛起。羅真人喝聲“去!”壹陣風把李逵吹入雲端，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不覺徑到薊州地界，卻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當時正值府尹坐衙，看見半天裏落下壹個黑大漢來，謂是妖人，命獄卒痛打之。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被大枷釘了，押下大牢。情節與《夷堅誌》的《陳靖寶》條全同①。二者相襲改編的痕跡，不言自明。
本事的發生地，在江蘇的徐州與邳州之間，地屬江南，與山東省鄰近。而樵夫被蘆席所載，飛至八百裏外的益都府(今山東省青州市)。可見此事確與山東有些關聯。《水滸》的改編則將地理更加北移：李逵與戴宗二人到薊州(今屬天津)尋覓公孫勝，李逵在雲中飛行之後掉在薊州府衙門，可知飛行不遠。這似為《水滸》改編的疏漏處。再者，《水滸》中是以手帕化雲飛行，文中卻稱“如蘆席大”，卻不正是改編自《夷堅誌》所“露出的馬腳”嗎?
上述三則本事，發生地皆在江南，其中兩篇或在江州或與之關聯。那個時代說話藝術中有“樸刀”、“桿棒”壹類的題材很是流行，雖然《醉翁談錄》中存留下的這類話本名目多數已經無從考實。由此，筆者揣測，上述三個作品很可能最初會被南宋說書藝人利用來塑造“樸刀”、“桿棒”壹類的某位草莽英雄，而且這位草莽盜賊的籍貫與活動範圍應該在江州或其附近。後因南宋期間李逵故事的單薄，於是有藝術人轉以此類素材附會到李氏身上。筆者揣測這些素材為南宋民間藝人改編，也許起先塑造出的是壹位江州籍英雄，後因李逵故事之單薄，遂又轉而附會到李氏身上。當然，在《水滸》故事流行於南宋的街頭巷尾時，說書藝人為了彼此爭雄，也不排除直接采用《夷堅誌》中素材來豐富水滸傳奇的可能。
上面已經提到《夷堅誌》影響到《水滸》決非偶然。其實，不特李逵其人，即魯智深的人物原型也似出於《夷堅誌》。而侯會的《(夷堅誌)中的(水滸傳)素材》也向我們昭示著兩書之間的密切關系。此外，學者們指出《水滸》故事與南宋時其他說話文藝(如“說鐵騎兒”)有同生***長的現象，這壹點完全可以想象。總之，李逵的形象，正是在南宋時各類說書藝術交流互滲的大背景下，在文言小說家與說書藝人的合力下，逐漸吸納各類素材與營養，才慢慢在眾多傳奇中脫穎而出，形成自己的獨特個性與人格魅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