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約1296～1370）
中國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壹說名耳。興化（今江蘇興化縣）人，原籍蘇州。相傳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書誌》載：“《忠義水滸傳》100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萬歷年間，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為盛行。”今人壹致認為施耐庵是《水滸傳》作者。
有關施耐庵生平事跡材料極少，搜集到的壹些記載亦頗多矛盾。自20世紀20年代，江蘇興化地區陸續發現了壹些有關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譜》、《施氏長門譜》和《興化縣續誌》卷十三補遺載有《施耐庵傳》1篇、卷十四補遺載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誌》1篇。據這些材料分析，施於元明宗至順二年（1331）中進士，曾官錢塘二年，因與當權者不和，棄職還鄉，回到蘇州寫作《水滸傳》，追溯舊聞，閉門著述，悒悒不得行其誌。還有的傳說他此時與元末農民起義將領張士誠有過聯系。
《水滸傳》是民間無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體創作的成果，其成書經歷了壹個漫長的流傳演變過程。《水滸傳》描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6)，因聲勢極盛，便在民間產生許多奇聞異說，流傳中不斷得到無名作者的加工增飾。施耐庵就是在長期民間傳說、民間說話藝術和元雜劇水滸戲的基礎上加工寫定成書的。
《水滸傳》的成書《水滸傳》的成書，取材於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的故事。據《東都事略·侯蒙傳》:“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又據《宋史·徽宗本紀》:“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宋史·張叔夜傳》：“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聲言將至,叔夜使間者覘所向,賊徑趨海瀕，劫鉅舟十余,載擄獲。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鬥誌,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此外,李□的《十朝綱要》,宋代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和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也都有類似的記載。還有的記載說宋江投降後曾參加過征方臘之役。從這些記載裏，可以知道這支起義軍，人數不多（但也決不止36人），戰鬥力很強，在群眾中甚有影響，曾經給宋王朝造成壹定的威脅。宋江等起義的年代大約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後三年多。
宋代說書伎藝興盛，在民間流傳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說書人采來作為創作話本的素材,南宋羅燁《醉翁談錄》記有小說篇目《青面獸》、《花和尚》和《武行者》，這當是說的楊誌、魯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頭孫立》壹篇可能也是水滸故事。這是有關《水滸傳》話本的最早記載。南宋末有龔開的《宋江三十六人贊並序》，序裏說：“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並說在龔開之前有畫院待詔李嵩，曾畫過宋江等人像。但龔開的贊並未說故事內容。現在看到的最早寫水滸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遺事》（見《宣和遺事》），它或出於元人，或為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認為它是說書藝人的底本。它所記水滸故事梗概，從楊誌賣刀殺人起，經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九天玄女授天書,直到受招安平方臘止,順序和現在的《水滸傳》基本壹致。這時的水滸故事已由許多分散獨立的單篇，發展為系統連貫的整體。元代雜劇盛行，有大量的水滸戲出現，元雜劇和《大宋宣和遺事》所記水滸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義地點不同,雜劇說的是梁山泊,《遺事》說的是太行山;雜劇中已有“壹百八個頭領”之語,《遺事》只提到了36將的綽號姓名；《遺事》中寫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雜劇中李逵是第13頭領，燕青是第15頭領。凡此種種，可見在《水滸傳》成書以前，水滸故事在流傳中內容細節上頗有異同。這或者同在不同地區流傳也有關系。施耐庵正是把這些在不同地區流傳的故事，匯集起來，經過選擇、加工、再創作，才寫成這部優秀的古典名著《水滸傳》。
思想內容《水滸傳》以它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壹些本質方面。《水滸傳》的社會意義首先在於深刻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朽，及統治階級的罪惡，說明造成農民起義的根本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開頭寫了壹個壹向被人厭棄的破落戶子弟高俅,靠踢球被端王看中,後來這位端王作了皇帝（徽宗），高俅壹直被提拔到殿帥府太尉，而這位皇帝也不過是個專會串瓦走舍的浮浪紈□兒。他的親信大臣還有蔡京、童貫和楊戩等，他們構成了壹個最高統治集團，蔡、高等人以他們的親屬門客為黨羽心腹，如梁世傑、蔡九知府、慕容知府、高廉、賀太守之流，在他們的下面，則是壹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從上到下，狼狽為□，殘害忠良，欺壓良善，對人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形成了壹個統治網。《水滸傳》在揭露這些貪官汙吏、土豪惡霸如何欺壓人民的罪行時，首先敘述了高俅迫害王進的故事，因為王進的父親早年比武時，壹棒打翻了高俅，高俅任殿帥府太尉後,到任的第壹天就官報私仇,無端責罰王進，害得王進連夜奉母逃走。作者還寫了高俅為了讓兒子霸占林沖的妻子，千方百計謀害林沖。高俅作為那個統治集團的代表人物之壹，在他身上體現了兇殘、陰險的權□特點，也體現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醜惡和腐朽的本質。此外，《水滸傳》中還寫了地主惡霸的種種作惡行為，如鄭屠霸占金翠蓮，西門慶害死武大，毛太公勾結官府構陷獵戶解珍、解寶。
藝術成就《水滸傳》在藝術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寫出復雜的性格內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環境的依據，同時隨生活環境的變化而發展。人物形象帶有理想色彩，同時又深深地紮根於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滸傳》不單以情節的生動緊張取勝，還有較豐富真實的細節描寫。小說在民間口語的基礎上創造出壹種通俗、簡練、生動、富於表現力的文學語言。與內容相適應，前70回連環套式的藝術結構也獨具特色。
版本《水滸傳》是中國古代最優秀的長篇小說之壹，流傳極廣，對後世影響很大。其版本有簡本、繁本兩個系統。明清以來流傳的版本較多，各本差異較明顯，較流行的是70回、100回、120回3種繁本。
總之，《水滸傳》描寫了封建統治階級中自上到下的對人民的壓迫者。而受壓迫的人中還有正直的上層人物，如柴進、楊誌等。有壓迫就有反抗，《水滸傳》寫林沖被逼上梁山就具有典型意義，說明了“亂由上作”的道理。《水滸傳》寫晁蓋等劫取北京留守梁世傑的不義之財，也具有典型意義，它表現了人民對貪官汙吏剝削行為的反抗和打擊。由這種反抗，也使晁蓋等人走上造反的道路。“智取生辰綱”中白勝唱的壹首山歌：“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內似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更是唱出了歷代被壓迫人民的不平，反映了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
《水滸傳》寫英雄們走上反抗的道路，各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情況，但是在逼上梁山這壹點上，許多人是***同的。如阮氏三雄的造反是由於生活不下去，他們不滿官府的剝削，積極參加劫取“生辰綱”的行動，從而上了梁山。解珍、解寶是由於受地主的掠奪和迫害起而反抗的。魯智深是個軍官,他嫉惡如仇,好打不平，因此造成和官府的矛盾，結果被逼上山落草。武松出身城市貧民，為打不平和報殺兄之仇，屢遭陷害，終於造反，勇猛地向統治階級進行沖擊。他是從血的教訓中覺醒過來的。林沖原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是個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家庭出身和官場生活，養成了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的性格，但他畢竟也被逼上梁山，這說明在階級矛盾十分尖銳復雜，政治極端黑暗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內部必然發生分化，其中的壹些人因受到當權派的排擠打擊，起而反抗，也會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洪流。怒殺西門慶 選自明代崇禎袁無涯刻本《水滸全傳》插圖吳用智取生辰綱 選自明代崇禎刻本《英雄譜》插圖
《水滸傳》反映農民起義發生發展的規律，是循序漸進，步步深入，而終於全面展開的。英雄們的起義行動，是由小到大，由個人反抗，到集體行動，由無組織到有組織，由小山頭到大山頭，最後匯成壹股浩浩蕩蕩的起義巨流。魯智深、武松等人的鬥爭活動，開始多半是出於被迫，或是抱打不平，或是出於個人報復性的反抗，後來上了二龍山落草，接著又參加梁山起義。“智取生辰綱”最初就是有組織的反抗行動，但晁蓋等上梁山後，就更大規模地反抗政府了。起義的武裝，也是由小股發展到大股，最後都匯合到聲勢浩大的梁山泊。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對於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熱情的謳歌，歌頌了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義行動，也歌頌了他們超群的武藝和高尚的品格。壹些出身下層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對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感受最深，因此當他們壹旦造反後,他們的反抗性也最強,什麽統治階級的法度條例，對他們毫無約束，象李逵連皇帝也不放在眼裏。他們為了起義的正義事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作者對這些英雄人物的贊揚，完全是出自內心的熱愛。作品歌頌這樣壹批被統治階級視為所謂“殺人放火”的強盜、朝廷的叛逆，壹些所謂“不赦”的罪人，把他們寫得如此光輝動人，可敬可愛，這顯示了作者的膽識和正義感情。與此相反，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人物，則將他們寫得醜惡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啟發人們去愛什麽人，恨什麽人。金聖嘆評論《水滸傳》“無美不歸綠林，無惡不歸朝廷。”不管金聖嘆主觀動機如何，這句話卻確實說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傾向和《水滸傳》的深刻社會意義。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無數次的農民起義，中國的農民富有武裝鬥爭的傳統和經驗，但用文學形式來歌頌農民戰爭,並且真實生動地作全面的藝術再現的,只有《水滸傳》。《水滸傳》在記敘歌頌起義軍的武裝鬥爭時，還比較重視戰爭經驗的總結，起義軍戰勝敵人，不僅憑勇敢,還靠智慧。《水滸傳》中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莊”是壹個較為突出的例子，毛澤東曾經贊揚“三打祝家莊”是合乎辯證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義軍在這次戰役中能夠重視調查研究,對敵分化瓦解,並采取打入內部裏應外合的辦法，終於取得了戰爭的勝利。《水滸傳》中有關戰爭的描寫，可與《三國誌演義》相媲美。清代劉鑾的《五石瓠》裏說：明末農民起義軍的張獻忠“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水滸傳》中所描寫的起義軍的政治主張，雖然說得不十分明確,卻可以看到他們有著“八方***域,異姓壹家”,不管什麽出身“都壹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聯系到他們“殺富濟貧”的行動，表現了人民反對封建經濟的貧富懸殊和政治上的等級貴賤之分，反對封建社會的階級剝削和政治壓迫，這是對封建地主階級統治思想的宣戰，反映了廣大受壓迫人民的願望。
《水滸傳》中用以組織群眾和團結群眾的思想基礎是“忠義”。這裏所說的義，它在某種程度上註入了被壓迫階級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觀念，這壹點，有些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有所覺察的。明人郎瑛就說過：“逆料當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江必有之。”這實際上是說《水滸傳》所說的義不完全同於歷來統治階級所說的義。在中國封建社會裏，下層人民也常講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淩，自然產生壹種團結禦侮的願望，這種願望，在為生活所迫、流落他鄉異地的壹些遊民身上，反映得尤為強烈，他們最講朋友之間的義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進而至於“濟困扶危”、“殺富濟貧”，都是“義”的表現。因此，《水滸傳》中所寫的義，在特定的環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壓迫的性質,而不同於儒家的綱常倫理中的“義”。但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壹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滸傳》裏的“義”，還不能取代舊的倫常觀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滸傳》裏的“忠”,有忠於梁山事業的內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許多場合裏，“忠孝”這種封建倫理大節被放在首位，而把“義”置於次要地位，這就是江湖義氣沒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現，梁山泊壹些鬥爭性最強、革命最堅決的人物，最終也不免在講義氣的情況下跟著宋江接受招安,義氣服從了忠君,就是《水滸傳》所寫的“義”本身存在嚴重缺陷的證明。
《水滸傳》作者歌頌梁山義軍，卻又反對方臘起義，實際說明他同情、歌頌的是壹種不徹底的農民起義，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義，不“僭號稱王”的起義。所以，《水滸傳》中出現了“替天行道”的口號。“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義，但是由於遵奉天命，這就不能突破君主觀念，因為在封建社會裏，正是統治階級借天命來欺騙人民,所謂“奉天承運”,“天命所歸”，歷來帝王正是借天命來統治萬民的。《水滸傳》中“替天行道”的意義,說的是朝廷無道時,由這些好漢來“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則是“□臣蒙蔽了聖聰”，因而他們造反便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終又不得不歸服天子腳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終於換成“順天”、“保國”了。這也是《水滸》英雄們最終走上悲劇結局的原因之壹。
《水滸傳》全書可分前後兩大部分，前半寫各路英雄紛紛上梁山大聚義，打官軍，受招安。後半有五個部分組成，即征遼、平田虎、平王慶、平方臘及結局。其中田虎、王慶兩部分是後來加的，今所見較早的百回本，征遼之後緊接平方臘。但有的研究者認為，征遼也可能是插增的，因為第壹，征遼的事不同於受招安和平方臘，歷史上無跡可尋。其次，和平田虎、王慶壹樣，征遼中梁山壹百單八人無壹死亡。這個看法尚有爭論。從思想內容來說，《水滸傳》前半是寫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階級矛盾的,後半則是寫忠臣反□臣,是反映統治階級內部的忠□矛盾。作者寫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現出嚴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愛國思想,魯迅說：“其中招安之說,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為當時社會擾亂，官兵壓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離而為盜……但壹到外寇進來,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時候,人民因為仇視外族，便想用較勝於官兵的盜來抵抗他。”這話是有根據的，水滸故事流傳的時間正是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水滸傳》的後半部分寫宋江等人受招安,和這壹背景不無關系。而征遼部分的出現，則是這壹思想的繼續和發展。至於忠臣反□臣，也是和這壹思想有關的。在小說結尾寫“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說：“不須出處求真跡，卻喜忠良作話頭。”《水滸傳》的作者是把宋江作為忠臣來描寫的。第85回遼國歐陽侍郎招降宋江，吳用向宋江獻策：要富貴，投降遼國；要忠義,報效宋朝。宋江說：“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這裏的“盡忠報國”實際上就是具體歷史條件下的民族立場。
宋江投降之後，“水滸”英雄始終受□臣排擠、打擊和陷害,最後宋江等被□臣害死。這樣的悲劇結局,對於揭露統治者的罪惡,和作者對受招安者的鑒戒來說,也是有其積極意義的。
總之，《水滸傳》通過藝術形象表現的“官逼民反”的現象，深刻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本質，它所表現的梁山泊英雄轟轟烈烈的大起義，有力地沖擊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它描寫的梁山義軍受招安後盡管講忠義，打外敵，平內亂，還是不見容於當權執政者，還是落得悲慘的結局，也深刻地傳達了壹種歷史教訓。
《水滸傳》的藝術特色 《水滸傳》作者以其高度的藝術表現力，生動豐富的文學語言，敘述了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塑造了眾多可愛的個性鮮明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繼承與發展了中國古代小說與講史話本的傳統特色。故事極富傳奇性,壹波未平,壹波又起，起伏跌宕,變化莫測。每壹故事的高潮,都緊扣讀者的心弦。如“拳打鎮關西”、“智取生辰綱”、“宋江殺惜”、“武松打虎”、“血濺鴛鴦樓”、“江州劫法場”、“三打祝家莊”等等,數百年來壹直膾炙人口。但《水滸傳》並不是單純為了追求故事情節的離奇而迎合群眾的，而是緊緊圍繞著“官逼民反”這壹思想，把故事情節和人物性格融合在壹起。武松、林沖、盧俊義三人都武藝高強，是梁山第壹等好漢，三人都受過官府的陷害，被充過軍，而武松和林沖、盧俊義的表現卻大不相同。林沖、盧俊義在充軍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擺布，忍氣吞聲，有時還向差人乞憐哀告。兩人又都是受騙被捆在樹上低頭受死。武松則相反，第壹次充軍孟州，壹路上反而是兩個差人服侍他。二次充軍恩州，押解他的兩個差人被人收買，再加蔣門神的兩個徒弟，合謀在半路上害死他，四個帶刀的兇手，對付他壹個帶枷的犯人，反被他輕而易舉地給收拾了。他還不解恨,壹口氣奔回孟州,殺了張都監、張團練和蔣門神等，才算出了壹口惡氣。林沖、盧俊義不是武藝不精，原因在於,他們壹個是北京首富,壹個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都是有身分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滿,重振家聲。兩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懷怒未發，忍壹口氣。而武松，無家室之累，久走江湖，養成強悍的性格，無所顧忌，也就無所畏懼，加上他受欺被誣,不斷被人暗算,所以報復心強，手段也狠。林沖、盧俊義和武松,表現截然不同,但他們二人也有些不同，林沖的反抗性還較盧俊義為強。
《水滸傳》的語言是以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提煉而創造的文學語言。其語言特色是明快、洗煉、準確、生動。無論是作者的描述語言,還是作品人物的語言,許多地方都維妙維肖，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寫景、狀物、敘事、表情,極為靈動傳神。《水滸傳》敘事,善於白描，簡潔明快，沒有滯拙的敘事和冗長繁瑣的景物描寫。偶有寫景文字,又極精彩。如武松不聽酒家勸告,乘著酒興單身上山，看了廟門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為猶豫了壹下，還是硬著頭皮上了崗子。這裏作者只用了兩句話襯托此時的氣氛和心情：“回頭看那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武松“踉踉蹌蹌直奔過亂樹林來”,既寫出了老虎活動的時間，又寫出了老虎出沒的環境。兩句話就把壹種恐怖悲涼的氣氛和心情和盤托出，讓人感到此時此地不知什麽時候會突然跳出壹只活老虎來。《水滸傳》的敘事，要言不繁，恰到好處,而又繪聲繪色,鮮明生動。“武松打虎”是歷來傳誦的好文章，寫得極為傳神，寫人虎相搏，寫老虎壹撲、壹掀、壹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聲震山崗的吼聲，壹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躍然紙上。幾經搏鬥，老虎威風漸減，最後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掙紮，如何被武松打死，寫得活靈活現，十分逼真。通過這些描寫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滸傳》人物語言的性格化，達到了很高的水平，通過人物的語言不僅表現了人物的性格特點，而且對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養而形成的思想習慣有時也能準確地表現出來，所謂“人有其性情。……人有其聲口。”如李逵第壹次見宋江，就問戴宗：“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責備他粗魯，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紹了情況，他還說：“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他心裏怎麽想，口裏就怎麽說，他是個粗人，見人不懂得什麽客套和應酬之事，不受禮節的約束，他剛上梁山便大發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殺去東京，奪了鳥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話，只有李逵才說得出，是極富個性化的語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吳用的足智多謀，宋江的謙虛下人，通過他們的對話，無不令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魯迅曾經指出：“《水滸》和《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