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本段]代表作品
著有專著《文學大綱》《俄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論集》《中國俗文學史》《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版畫史圖錄》，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僂集》《歐行日記》《山中雜記》《短劍集》《困學集》《海燕》《民族文話》《蟄居散記》，譯著《沙寧》《血痕》《灰色馬》《新月集》《飛鳥集》《印度寓言》《鄭振鐸文集》《鄭振鐸選集》，編輯《中國短篇小說集》《北平箋譜》(與魯迅合編)等。其中《別了，我愛的中國》是散文集《離別》中的壹篇，後入選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學五年級第二學期第18課《貓》入選人教版初中教材第七年級第二學期第26課。詩篇：《我們是少年》和《燕子》等。
[編輯本段]個人履歷
鄭振鐸祖籍福建長樂，1898年12月19日出生於浙江永嘉（今溫州）。1917年夏，靠親友的幫助到北京鐵路管理學校（今北京交大）求學，課余讀了不少西方社會學著作和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啟蒙教育。不久結識瞿秋白、耿濟之、許地山等人；五四運動爆發時，他們各自成為所在學校的學生代表，積極投身反帝反封建運動。1919年11月，他們壹起創辦了《新社會》旬刊，提倡社會改造。1919年12月，《新中國》月刊發表了他翻譯的列寧的《俄羅斯之政黨》。1920年夏，他和耿濟之***同翻譯了《國際歌》歌詞。 1920年11月，鄭振鐸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1921年春，他畢業後到上海工作。不久擔任《學燈》（上海《時事新報》副刊）編輯，又由沈雁冰介紹進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同年5月10日,他主編的文學研究會機關報《文學旬刊》創刊，為初期新文學運動中有影響的刊物。同時開始主編出版《文學研究會叢書》，還參與創刊了《戲劇》月刊、《詩》月刊等。1922年 1月，他主編中國第壹個兒童文學刊物《兒童世界》周刊，並寫作了許多作品，為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事業起了開山作用。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在此期間，他在《文學旬刊》、《小說月報》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學評論，與封建舊文學作了堅決的鬥爭，並批評了新文學陣營中壹些人"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成為當時與沈雁冰齊名的文學研究會的重要理論批評家。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創辦《公理日報》，揭露和抨擊帝國主義暴行。同年，他參加發起"中國濟難會"，並與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簽名發表《人權保障宣言》。這壹時期，他撰寫的主要學術著作有《俄國文學史略》、《太(泰)戈爾傳》、《文學大綱》等。《俄國文學史略》(1924)是中國這方面第壹本專著，對介紹俄國文學(包括蘇聯文學)起過積極作用。書中列專章介紹評述了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的文學理論，高度評價了高爾基的創作及其文學思想，在當時尤為難得。《太戈爾傳》(1925)是中國第壹本介紹、評述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專著。80萬言的《文學大綱》(1927)將中外文學史及其名著合在壹部書中敘述，開闊了文學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紹世界文學歷史、加強中外文學交流和比較研究等方面都有過大的影響。
1927年2月，鄭振鐸與葉紹鈞、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的革命活動。"四·壹二"政變後，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 5月，他乘船到歐洲避難和遊學。在法、英等國家圖書館裏，遍讀有關中國古代小說、戲曲、變文等書籍，並研究了希臘羅馬文學，譯著了《民俗學概論》(後毀於日軍炮火)、《民俗學淺說》(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1930)等專著，還創作了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國後,鄭振鐸參加發起"中國著作者協會",並任執行委員。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1932年，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出版，此書圖文並茂、史料豐富、眼界寬闊，充分肯定了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以及借希臘神話題材歌頌現實的革命鬥爭的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這壹個時期裏，他還參與主編了著名的大型文學刊物《文學》、《文學季刊》等。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此後,他主編了大型文學叢刊《世界文庫》，組織許多著名作家、翻譯家、學者，系統介紹中外古典文學名著，規劃宏偉。雖因當時條件所限未能全部實現原計劃，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業的重要成果。在這前後，他參加《中國新文學大系》的編選工作，與魯迅合作編選《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協助魯迅編選出版瞿秋白遺著《海上述林》。1935年底，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1936年6月,"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鄭振鐸被選為理事。這個時期裏,他還撰寫了文學論文集《短劍集》(1936)和歷史小說集《桂公塘》(1937)。
抗日戰爭爆發後，鄭振鐸參與發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和創辦《救亡日報》等。上海淪陷前後，他為國家搶救了大量珍貴的文獻古籍，並編選影印了《中國版畫史圖錄》、《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等。1938年他的《中國俗文學史》出版，此書代表當時國內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抗戰勝利後,他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上海分會負責人，並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他主編《民主》周刊。與李健吾主編《文藝復興》月刊，號召作家為人民、為民主而寫作，還編印了《中國歷史參考圖譜》、《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等。
1949年2月，鄭振鐸繞道香港進入解放區。7月，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壹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後改名為作協）的常務委員。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他先後擔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化部副部長，以及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副主席、中國曲藝工作者協會理事等職。編著有《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1952）、《中國古代版畫史略》(1985)等，並主編了《古本戲曲叢刊》、《中國古代版畫叢刊》等。1957年，他編集出版了《中國文學研究》三冊，書中基本上包括了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前他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所涉及的各個領域、專題，反映了他在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
社會評價
鄭振鐸對中國的文化學術事業作出了多方面的傑出貢獻。在文學理論方面，他是文學革命初期"為人生"的文學的重要倡導者之壹。1921年6月,他進壹步提出需要"血和淚的文學"的口號（《血和淚的文學》），要求進步作家創作出"帶著血淚的紅色的作品"（《我們的雜記》）。從那時起，他壹生堅持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強調文學在社會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學為人民服務。在文學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從事中外古今文學綜合的比較研究，較早提出和著手用新的觀點、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文學史，特別是壹貫重視民間文學和小說、戲曲的資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屬於開拓性的工作。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樹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壹個多月。這裏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征集有關的文物，征集到壹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壹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壹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兇。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壹。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壹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範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壹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麽“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壹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壹本文學雜誌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壹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壹期）壹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壹九三壹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壹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壹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壹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壹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裏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壹期）壹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壹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幹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壹壹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壹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壹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壹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裏，離國是幾千裏”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因此，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壹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占壹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壹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壹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壹，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麽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壹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裏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壹個多月裏，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裏，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壹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鬥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壹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壹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壹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鄭振鐸的愛情故事
鄭振鐸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五四運動時，他是北京鐵路學校學生領袖，1919年，與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旬刊，1920年11月，與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現代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
戀愛
鄭振鐸的初戀並不順利，那時，他正在北京讀書，北京的福建同學組織抗日聯合會，經常聚會。他自然是每會必到，到則必慷慨陳詞。當時，全國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府——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以戰國“四公子”自許的女高師“四公子”中，就有3個是福建籍。其中，有壹個叫黃世瑛，出身於有錢人家，家裏既有恒產，又代代做官，她的父親此時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這樣的小姐，居然也參加愛國活動，還擔任了校學生自治會主席，而且長得很漂亮，在愛國學生運動中，鄭振鐸對她很有好感。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他覺得只要幾天不見黃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來。有時，他正好有關於學生運動的事，便闖進女高師紅樓去，當時，因五四運動的沖擊，女高師當局已被迫放寬了原先如同監獄看守般的門衛制度。遺憾的是，由於黃世瑛的猶豫和她父母的反對，鄭振鐸長時間處於無可奈何的痛苦中。
1921年上半年，經沈雁冰介紹，鄭振鐸進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編務之外，他還到商務出資辦的神州女中兼課。這時，他的學生、商務印書館總編輯高夢旦先生的小女兒高君箴，闖入了他的生活。
1922年12月8日，他主編的《兒童世界》上發表了高君箴譯述的童話《怪戒指》。她非常興奮地對他說，今後還想再投稿。他似乎受到了鼓舞，但初戀的失敗，使他變得格外謹慎。同事鄭心南與他和高夢旦都是福建老鄉，鄭心南便找高夢旦去探探底。高夢旦壹聽心南的話，立即就高興地同意了，還說，只怕自己的女兒配不上他。什麽“門當戶對”，什麽親戚議論，他老先生壹概不管。夢旦早就看中了鄭振鐸人品好，有才華，認為如果有這樣的東床佳婿，將是自己和女兒的幸福。高夢旦很快把君箴叫來，問了她的想法，並囑咐她多與鄭振鐸接觸，談談書，談談文學。
過了壹段時間，也就是1923年4月，夢旦又讓女兒與他壹起去杭州旅遊，好好談談。 結婚
經過壹段時間後，鄭振鐸與高君箴的愛情成熟了，他們的婚禮定在這年的10月10日，在上海壹品香飯店舉行。
這時鄭振鐸的母親和祖母，已搬到上海來了，母親多麽希望她惟壹的兒子早點成家啊。然而，在婚禮的前壹天，鄭振鐸忽然想起母親沒有現成的圖章。這可怎麽辦？因為按照當時“文明結婚”的儀式，結婚證上必須蓋上男女雙方家長、介紹人以及新娘新郎的圖章。他少年失父，因此母親的章是萬不可少的。
他急中生智，馬上請人送信給好朋友瞿秋白，他是刻印章的高手。送信的人回來了，帶來秋白的壹張便條。打開壹看，上題“秋白篆刻潤格”，內開：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屬急件，限日取件，潤格加倍；邊款不計字數，概收二元。他知道秋白很幽默，以為秋白這個“潤格”是表示實在太忙，無空刻。
怎麽辦呢？哦。對了，請雁冰刻吧，雁冰也會壹手的。那時已是舉行婚禮的前夕，雁冰便連夜趕刻起來。
第二天壹早，雁冰將新刻的圖章送到鄭振鐸家時，忽然秋白派人送來壹封紅紙包，上面大書“賀儀五十元”。“啊呀，秋白真是，何必送這樣重的禮呢?”鄭振鐸正在說，雁冰便將那紙包打開了。壹看，哈哈，卻是三方圖章，壹個是鄭振鐸母親的，另外兩個壹對，是鄭振鐸與君箴的。
鄭振鐸與君箴的對章上分別刻有邊款“長”“樂”各壹字。這真是巧意雙關，壹是祝他們白首偕老百年長樂，二是他們兩家都是福建長樂人。雁冰和他壹算：潤格加倍，邊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秋白這個玩笑，出人意外，他和雁冰都忍不住捧腹大笑，更增添了喜慶氣氛。自然，雁冰便將自己刻的那方圖章“藏拙”了，因為秋白刻的高明得多。
出國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壹二反革命政變”。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市民抗議大會，鄭振鐸不但參加了聚會和遊行，還與胡愈之等人聯合寫了壹封給國民黨的抗議信。在信中他們悲憤地說：“黨國大計，紛紜萬端，非弟等所願過問。惟目睹此率獸食人之慘劇，則萬難茍安緘默。弟等誠不忍見閘北數十萬居民於遭李寶章、畢庶澄殘殺之余，復在青天白日旗下，遭革命軍隊之屠戮，望先生等鑒而諒之。”最後署名，鄭振鐸是領銜者。
此信在報紙上公開發表後，影響很大，反動當局惱羞成怒，通知浙江軍閥按名搜捕。4月28日，鄭振鐸最崇敬的李大釗先生，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殘酷殺害。在這種白色恐怖的形勢下，作為嶽父的夢旦先生，堅決要他出國避難，妻子、母親和祖母，雖然不放心他壹個人在外飄泊，但在家實在太危險，她們竟都裝出很高興樣子，反而鼓勵他出國，要他在外讀書。
1927年5月，他離妻別子，遠赴法國。
在國外，他用自己裁制的小本本，記簡單的日記，隔壹段時間，他便根據這簡單的原始日記，改寫成詳細、生動的日記，寄給妻子君箴。他後來出版的《歐行日記》就是其中保存下來的壹部分，字裏行間，飽含著對妻子的深深思念。
他還從事譯著工作。從1928年3月號起，《小說月報》開始每期連載他的《希臘羅馬神話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分離
家庭的幸福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此後，鄭振鐸與高君箴與整個民族壹起又經歷了許多風雨滄桑，終於迎來了人民***和國的誕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1958年10月17日成了兩人永訣的壹天。
這天，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將率壹個文化代表團出訪。他起得比平日更早，同平時壹樣，匆匆記了前壹天的日記。隨後，又匆忙給在上海的朋友靳以寫信，他說：“我就要動身到阿富汗去訪問。先到莫斯科，再轉塔什幹，然後換機直飛喀布爾。麻煩的是，四季的衣服都要帶齊。雖只有三天的旅程，卻似整整地過壹年…… ”
緊接著，為趕時間，他便大口大口地吃著早餐，吃完，跟家裏人說他要走了，便由兒子陪著趕往機場。因天氣不好，航班暫停，又與兒子壹起回了家。下午，他接到可以起飛的通知，便又跟母親、妻子告別：“我走了，這次是真的走了。”不料，他含笑而別的話，竟成讖語。
10月20日清晨，人們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驚悉：由北京飛往莫斯科的客機失事，我國文化代表團團長鄭振鐸等同誌不幸遇難。
[編輯本段]梁羽生談鄭振鐸
（選自梁羽生《筆·劍·書》，“鄭振鐸與商務”）
第壹個因飛機失事而死的名作家是徐誌摩，第二個是鄭振鐸。談徐誌摩的甚多，我來談談鄭振鐸吧。壹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他擔任“中國文化團”團長，往阿富汗與阿聯訪問，飛機在蘇聯境內的卡納什地區失事。他的死是中國文化界的壹大損失。
“五四”時期，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發生極大影響的兩個文學團體，壹個是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組成的“創造社”；另壹個就是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耿濟之、葉紹鈞等人組成的“文學研究會”。前者著重在創作與文藝思潮的介紹，後者著重在文學名著的介紹、研究與古典文學的整理，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貢獻，可說是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