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美國有壹個很著名的案例，就是“梅爾文訴裏德案”，案情大體上是這樣的：原告過去曾是壹名妓女，並被卷入壹樁謀殺案，後被宣告無罪。但在以後的時光裏她放棄了恥辱的生活，壹年以後結婚並過著令人尊敬的生活。
但在她被宣告無罪7年以後，被告以她的經歷為素材拍攝發行了壹部電影，真實地反映了她以前的生活，並使用她婚前的真實姓名。原告說這部電影使她的朋友第壹次知道了她過去的令人討厭的生活。
加利福尼亞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隱私權。他們的理由是，所有的人都擁有壹定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壹項為追求和獲得幸福的權利，而原告的這壹權利被這壹電影的發行所侵害。這事實上已經脫離了對隱私權本身的論述，而是從更高的層次，或者更抽象的層面上來論證“隱私”的正當性。
應該說，原告所要隱瞞的過去的生活事實本身是違反社會公序良俗的，但又充滿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並且改邪歸正，積極的開始了自己令人尊重的生活，這樣的生活狀態是值得法律去維護的。法律必須尊重生活事實。
我們可以看出，法院也正是從對隱私權的保護出發，而他的理由卻落在了“每個人都有追求和獲得幸福權利”上面，這顯然是想為隱私權的成立提供強有力的憲法支撐，因為這種權利在美國的傳統權利是“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只有在憲法地位不可撼動的的國度裏才有可能是成立的。
而且，在這個判決書裏，法官壹再的強調原告“放棄了恥辱的生活”“令人尊重的生活”，這就讓人們不斷的認識到原告已經開始了道德的生活，並且，閃爍於其中的尊嚴更讓增添了對原告的同情與理解。這樣的道理看似清晰的，也是淺顯的。
可見，該法院繞了這麽大壹圈也就是為隱私權的成立尋找理由，就是因為該案之中的隱私權的認定所依據的生活事實在價值的層面上是缺乏正當性的。
其實，這也就提出了隱私權所可能面臨的道德與法律的困境，作為壹項法律權利，必須要有其存在的正當性，我們知道隱私權是在隱私與人格尊嚴相聯時才獲得法律上的正當性。
美國的科布法官在帕弗斯奇案中對隱私權作了自然法的論證，他認為，個人為了成為社會的壹員就得向社會讓渡諸多他在自然狀態下就可以自由行使的權利和自由。這裏面包含著身後的自然法的法理。
但這種讓渡並不意味著他放棄所有的權利，在未經他允許的情況下，公眾無權侵犯那些必須由他加以保留的權利，隱私權就是其中的壹項。這似乎在告訴我們隱私權的正當性來源於權利的讓渡，即來自權利人的允許。這就抹去是權利獲得正當性的其他條件。這裏事實上暗含著“同意”的理論支撐。
但是我們不可以忽略他是從自然法出發的這壹前提，這也就隱含著隱私權需要的自然法基礎，無論是永恒的善還是永恒的理性，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因素。那麽隱含於隱私權之中的“隱私”的正當性又是什麽，那些公眾不知道的秘密能否表現出足夠正當使隱私權成為壹項法律權利，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