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對佛家的吸收，是有其深刻原因的。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道諸家，其思想是從“仁”、“道”等極具形而上意味的概念發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在於：從內心自性體悟形而上的道。近代國學大師馬壹浮先生曾反復強調：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於“發明自心之義理”，並說：“須知教相多門，各有分齊，語其宗極，唯是壹心。從上聖賢，唯有指歸自己壹路是真血脈。”（馬壹浮《爾雅臺答問》卷壹《答張君》）在這壹根本觀點上，熊十力、梁漱溟等大家與他也是壹致的（蔡惠明《馬壹浮居士的佛教因緣》，《法音》雜誌1988年第1期）。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對形而上本體的是有特別追求的，同樣，中國古典藝術對形上境界的也有著特別的興趣。 與儒、道諸家相比，佛家對形而上本體的闡發和認識更為精深細密。佛法的“實相論”是對形而上本體的描述，而“解脫論”則是認識體悟形而上本體的方法。對於對形而上本體有著特別追求的中國傳統文化來說，佛家思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李澤厚先生在《華夏美學》中講：“佛學禪宗的化出的確加強了中國文化的形上性格。”在二者互相結合的過程中，中國文化著重吸收了佛家有關形而上本體的精髓，佛家思想則廣泛地影響了中國文化體系中的壹切，包括中國古典藝術。
藝術的終極追求是表現形上本體的意境，而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的獨特範疇，就如宗白華先生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中指出的：意境是“中國文化史上最中心也最具世界貢獻的壹方面”。作為中國古典藝術的代表，中國古典文學特別善於“澄懷觀道”，在超脫的襟懷裏體味最高心靈和宇宙境界，表達出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淵深靈境。
文學以意境表達美，而美則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佛家要求人“明心見性”，其領悟的自性本體，正是最深層次“人的本質力量”。佛學力求發掘“人的本質力量”，文學則力求表達“人的本質力量”，兩者手段和目的都是壹致的。正是這種壹致性，使佛家思想全面地影響了文學。作為壹種精研形而上自性本體、追求“人的本質力量”的思想體系，佛家以其浩瀚的文獻向文學提供了新的素材；以其“解脫論”的諸多法門向文學提供了新的手法，更以其“實相論”影響了文學的主題和意境。佛家思想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這種全方位影響，通過對蘇軾文學的分析，較好地得到了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