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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教學——雲南燒灰壩小學的有效教學探索

這是壹所坐落在中緬邊境傈僳族村寨裏的小學,只有40多名生、2名公辦教師。課本中的語言和知識對於這裏的孩子來說是遙遠陌生的。為此,學校的老師們嘗試了很多基於鄉土鄉情的教學方法:用“三語教學法”,針對不同的教育目標和情境使用民族語言、當地方或普通話進行教學;采用“全身動作反應法”,使得教育的發生不只是依賴語言,還可以通過調動身體感官來參與和感受學習;將鄉土文化融入學科教學,使兒童的日常生活經驗成為他們學習與認知發展的“腳手架”,營造以兒童為中心的環境,使得教室布置成為兒童可以參與的學習資源。孩子們在這裏度過受教育的最初四年,從民族語言過渡到普通話,學會學習,升入完全小學。老師們期待:對每壹個孩子來說,這裏都是讓他感到自信、舒適的場所,也是他通往廣闊天地的起點。

壹、起步

余應芳是這個學校的校長,他出生於20世紀70年代末,是那壹輩裏唯壹走出天堂鎮,走出騰沖市,去更遠的大城市,保山市上學的人。師範學校畢業後,余應芳選擇留在了這個學校,壹呆就是16年。她因為壹個簡單的理由堅守:這是我的家鄉,我深知知識對壹個人的重要。學校裏的40個孩子,大都是留守兒童,或者是破裂的家庭。余校長每日最大的困擾就是怎麽才能給每個學生打下讀寫算的基礎,讓他們四年後,跟著上完小其他學生的進度,怎樣才能夠改變學生對待學習的態度,把學生留在學校,讓他們持續的接受教育,

二、讓每個學生都變成讀書的料

與老師們不同,大多數村民對子女的學習采取的是壹種任其自然的態度,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意識到教育與知識在這個時代的價值,相反,因為外出打工的經歷,當地村民對從事輕體力勞動,獲得更高報酬的擁有大學學歷的管理者,充滿了羨慕。只是有關教育的經歷讓他們認為,讀書是壹件十分困難的事,即使努力也不壹定有收獲,能不能繼續接受教育,更多取決於是否那塊料。家長們常說:“他自己要讀,那我肯定是要想辦法供他讀的,他要是不是讀書的那塊料,讀不進去,我也沒有辦法,就看他們自己吧”。這種對讀書困難程度的判斷,甚至發生的非常早,有個爺爺只在家裏還得上幼兒園的孫子,無奈的說:“這個娃不會讀書,以後看看能幹什麽吧!”這無疑大大的增加了教育的難度。

家長對教育不夠重視,多數家長沒有文化,無法指導孩子,學生的所有知識都要靠老師壹個人去。學生學習漢語難度大,輟學逃學現象時常發生,作為學校的負責人,得常常挨家挨戶的去和家長交談,轉變家長的觀念,取得家長的支持。

大多數人被認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他們在死記硬背課本裏那些不容易理解的知識,逐漸上感到沮喪,升入完全小學後隨著課程難度的增加而失去學習的興趣,慢慢走向輟學。余校長認為:與其勸說家長堅持送孩子上學,不如吸引學生喜歡課堂、喜歡讀書、通過有效的教學方法讓每壹個學生都變成“讀書的料”。他和老師們想了不少辦法,又在教學培訓中快速的領悟了其中的要義,通過自己的加工轉換,用在了實際教學當中,這些基於鄉土鄉情的教學,逐漸改變了燒灰壩小學課堂的樣子。

三、嘗試基於鄉土鄉情的有效教學

初為人師時,余應芳說自己帶著滿腔熱情全部用普通話教學,自認為課講得很好,效果應該不錯。沒成想卻碰了壹鼻子灰,作業和測試的結果反饋上來,學生根本沒有聽懂。因為這裏的學生平時在這裏說的都是壹些當地的漢語方言和傈僳語,用普通話教學還是很吃力,於是余艷芳開始嘗試三語教學法,即根據不同的教育目的和情境選用當地的漢語方言、傈僳語和標準的普通話,開始講課的時候先用普通話說壹遍,遇到重要的難以理解的知識點,先用方言或傈僳語解釋給學生聽,最後再用普通話說壹遍,幫助學生鞏固。

余老師的這種做法,後來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辦的教師培訓中得到了專家的認可。北京師範大學鄭新蓉教授認為,對少數民族兒童來說,在課堂上使用兩種或多種語言進行教學是可行的。教師應對兒童年齡文化背景的差異具有敏感性,只要是有助於促進兒童認知發展,或滿足兒童情感需求的語言,都可以作為“適宜的教學語言”,將學習內容與適切的語言聯系起來,可以幫助學生理解學習內容,並實現積極的轉變。

TPR教學法,又稱為全身動作反應教學法,說的是壹個簡單的道理,兒童學習知識不只需要頭腦的參與,還需要全身感官都參與進去,這樣獲得知識才會深深的印在腦子裏。號。全身動作反應教學法在教學中的應用很廣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培訓為教師們提供了壹些課題演示,譬如語文教學的《開天辟地》,數學教學的“雞兔同籠”等,都可以通過肢體的參與將抽象的知識轉化為身體的思考與記憶,這些案例給燒灰壩小學的老師很大啟發。他們回到學校,不僅將這些課例應用於實際教學,還利用全身動作反應教學法解決自己面對的困難,開發了新的教學案例。

四、搭建認知發展的腳手架

鄉土知識作為學生認知發展的“腳手架”進入課堂,服務於學生兩個方向的能力訓練。

壹個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即對抽象的知識內容進行理解,是還原的過程。臂如,“國際互聯網”對學生來說是抽象、陌生的概念,需要還原到具體的情境中、借助已有的生活經驗,才能理解和掌握。熟悉學生生活經驗的鄉村教師可以捕捉和組織這類經驗,使得鄉土經驗作為解釋、例子,服務於抽象概念和學科知識的學習。

另壹個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即對具體的生活經驗進行提煉,是抽象的過程。臂如,教師用標準的、抽象符號(語言文字、數學關系)對學生熟悉的日常經驗進行表達,就是抽象化示範的過程。學生經歷了春遊或餵豬,其實都是非常有意義的經歷,但卻未必能將之轉化為壹個口頭故事或壹篇作文;類似的,看見山、看見樹覺得非常歡喜,卻未必能畫出山、畫出樹。對於鄉村兒童而言,他們面對的常常是壹對矛盾——他們熟悉的日常,在教育中沒有得到抽象化的示範;教材中的知識,在教學中沒有得到具象化的解釋。鄉土知識只有在教學中加以提煉和抽象,才能發揮“腳手架”作用,轉變為具有教育價值的資源。

五、營造促進發展的環境

燒灰壩小學的老師們每個學期都會帶學生們參與教室布置——既是為了把鄉土生活中的親切感帶入學校,也是為了將這個過程和成果轉變為教育資源。他們帶著學生將玉米、雞蛋殼、松塔、廢舊藥瓶/光盤/啤酒瓶塗上各種顏色,做成充滿創意的盆栽、墻飾和吊飾;周末讓學生去山上找來膠泥,讓大孩子帶著小孩子們捏成他們喜歡的樣子,有蘋果、茶壺還有唐老鴨等。麻旺德老師與同為美術系畢業的妻子壹起,在校園的墻上畫出穿課葆族服裝的小人,甚至男孩和女孩的廁所標誌也是穿民族服裝的小孩模樣。

很多學校在進行鄉土文化活動或教室布置的時候,也會存在類似問題:本土文化資源的利用被束縛在美術課、鄉土文化課內,既沒能很好地整合在學科教學中作為補充素材,也沒有以壹種恰當的方式被“轉熟為生”引引起兒童的註意和模仿,很難從“刺激性資源”轉變為真正促進兒童發展的教育性資源”。

余應芳老師經常用教室的裝飾、民族服裝的顏色來教孩子們掌握“顏色詞”,用民族服裝上的簡單圖案教孩子們“找規律”;曾任燒灰壩小學教師麻根存老師教孩子們照著樹葉畫葉片上的紋理,練習用筆,培養耐心。麻旺德老師教孩子們模仿傈僳族農民畫家余海青的作品,畫出寨子裏生活。曾任燒灰壩小學教師的余正昆老師則用傈僳族的故事給孩子們講解課本中的知識。他們還帶著孩子們上山采藤菜,去河邊做石頭畫,這些都成為子們筆下的故事和圖畫;而教室裏布置的圖畫、貼滿窗戶的彩色拼音又成課堂練習口頭表達、復習知識的載體。

這些看似瑣碎的嘗試其實就是在做這樣壹件事:引導兒童能夠用標準的號(圖像的、言語的、文字的)表達自己的意義,中禮;也引導兒童理解標準的符號和科學的意義,從熟悉的生活拓展到有力量的知識”。

六、願景

燒灰壩小學所做的“有效教學”可能不符合壹些人對“有效”的定義——這樣的教育效率太低,既在培養學生數量上不具有規模效益,又在知識學習上不具有時間效率。甚至有極端的觀點可能會認為,農村學子更應該用背誦、記憶快速地掌握課本中的“先進知識”,哪怕暫時不能理解。對以後的發展也更有好處。但筆者認為,燒灰壩小學教學的“有效”可能不符合現代工業生產意義上的“效率”,而更像是農業意義上的“自然成熟”:學生就像是麥苗壹樣在土地上生長,教師要作用於土地、施肥、澆水、及時觀察作物生長的情況。對當地生活經驗和兒童學習起點的關照壹方面使得教育的發生是友好的,“有效”最基礎的意義是把兒童留在校,不因為“不是讀書的料”導致挫敗感而早早退出學校教育;另壹方面這使得學習是有意義的,“有效”的知識不應該是外在於學習者的,也並只有功利的價值,而是可以服務於學習者當下的需求和長遠的、全面的存狀態。

燒灰壩小學的三語教學法等各種結合鄉土情況的教學方法不斷地在提示們:教育應該從學生出發,從實際出發。這樣的教育才有溫度,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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