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主要功績：1、在列寧之後，領導蘇聯黨和人民，頂住資本主義包圍的壓力，在蘇聯壹國建立起社會主義，並為社會主義在其他國家的勝利提供了範例和支持；2、在短短若幹年內，領導 蘇聯人民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建立起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改善了人民生活，戰後又迅速 恢復經濟，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生命力和優越性；3 、打敗了德國法西斯，取得了衛國戰爭的偉大勝利，推動了世界和平與進步事業的發展 。第四，斯大林的主要錯誤：1、接受和鼓勵個人迷信，實行個人專權，在黨內鬥爭中 濫用專政手段，導致法制被嚴重破壞，大批無辜幹部遭鎮壓；2、在30年代特定歷史條 件下形成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壹些理論，被教條化、絕對化、越 來越僵化；3、憑借大國大黨的地位，樹立自我中心，對外發號施令，推行大國主義， 實質是謀求霸權。之所以造成這些錯誤，有歷史條件的原因，有管理體制的原因，也有 個人素質的原因。
四、赫魯曉夫也談斯大林的功與過，因其立足於“譴責”，往往用語刻薄，給人的印象是全盤否定斯大林。赫魯曉夫在1956年蘇***二十大秘密報告中說，這個報告不想全面評價斯大林的生平事跡，因為他的功績已經進行了足夠的研究，說“斯大林在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中，以及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是盡人皆知的”。報告中著重指責把斯大林“變成某種超群的人物，認為他像神仙壹樣具有非凡的品質，他似乎無所不知，洞察壹切，能夠代替所有人思考，能夠做壹切事情，他的行為沒有壹點是錯的”。赫魯曉夫在1961年蘇***二十二大報告，也只是強調必須公開地譴責對斯大 林個人迷信時期“所犯下的錯誤和歪曲現象”，“拋棄已經成為前進障礙的那種對黨和 國家的領導方法”。從這些詞句上，並不能得出“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結論。大論戰時 “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引證赫魯曉夫謾罵斯大林的粗暴字眼，反映了赫魯曉夫骨 子裏是憎恨斯大林的。
五、從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蘇聯後來各個時期較少評論斯大林，出於實用主義需要，談及時譴責兼有肯定。每逢衛國戰爭勝利紀念日，避不開斯大林，或多或少要提壹下斯大林的功績。通常的說法是：在戰爭年代，斯大林所表現的巨大政治意誌、目的性和堅定性、善於組織人們和使人們遵守紀律，在取得勝利方面起了自己的作用；不能把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作用壹筆勾銷，等等。
六、蘇聯軍界領導人對斯大林功過的評述壹般比較中肯。具有代表性的是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主任德米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科戈諾夫於1988年撰寫的《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壹書。其中指出：1、斯大林的歷史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時代的復雜的辯證法。坦誠地面對歷史，面對真理，不能不承認斯大林對爭取和維護社會主義的無可辯駁的貢獻，也不能不承認他毫無根據地迫害千千萬萬無辜者的政治錯誤和罪行。2、斯大林擁有無限權力，不受民主監督，至高無上，為所欲為。但他卻內心孤獨。他畢生都盡力把自己的這個弱點變成力量的標誌。列寧指出的斯大林“兇狠”的特點，在政治家身上起了極壞的作用。3、從列寧逝世直到30年代初，在革命領袖中也許只有斯大林壹個人最徹底、最堅決地維護黨關於確立和加強世界上第壹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方針。他沒有那種能取代列寧的天資，但別人也沒有。他在智力和道德上不及許多人；但在爭取新制度生存的鬥爭時刻，極端重要的是目標明確和領袖的政治意誌。在這個問題上，除了列寧，無人能勝過斯大林。
七、我黨早期對斯大林的公開評價采取“兩點論”，提出“功大於過”。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先後發表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簡稱“兩論”)，不僅肯定了蘇***提出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的重要性，對斯大林的功過作了冷靜的、客觀的、在當時條件下堪稱全面的評價，而且從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領袖與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等角度，對斯大林錯誤的社會歷史根源作了理論剖析，還著重指出：“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斯大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產主義運動的壹種 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兩論”當時在國際上特別在蘇聯產生了強烈的積極反響。 從總體上說，“兩論”的基本觀點和提出的評價斯大林的方法論，至今仍站得住腳。其 中關於“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於第二位的地位”這壹說法，雖然越 往後越難以得到廣泛認同，但畢竟是比較合理的。至於毛澤東說斯大林的功過“三七開 ”，形容功大於過，無非是運用中國傳統的壹種通俗比喻，不必去細究。不過，基於當 時的歷史條件，“兩論”中籠統地稱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創造性 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現在看來有些偏高。而1963年9月在大論戰過程中 寫的“二評”《關於斯大林問題》，由於當時與赫魯曉夫作鬥爭的政治需要，對斯大林 錯誤的壹面則有些過於簡化、淡化。
八、中國學術理論界對斯大林的評價前後有所變化。總的來說，在很長壹個時期內，我國學術理論界對斯大林的評價沒有逾越“兩論”的基本框架。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 性”大量揭發斯大林的罪行、特別是蘇聯解體——標誌著蘇聯模式破產——之後，國內 從負面評價斯大林的論說增加。隨著對斯大林模式教訓的研究加深，開始出現斯大林“ 過大於功”的說法。這裏列舉兩個代表性例子。
第壹個例子。1992年8月在長春市舉行了“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學術研討會，會後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文集《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再認識》。這是壹次專家較齊全、水平 較高、代表性較強的會議。對斯大林的評價大致上是按照“功績巨大、錯誤嚴重”並側 重於分析後者的思路進行。該書“前言”概括了會議的研究成果，指出對斯大林問題的 研究必須采取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特別強調斯大林的功與過、對與錯，往往糾纏在壹 起，甚至是壹個問題的兩面。文中列舉壹系列令人信服的實例，說明如果這些錯誤和弊 病都避免了，成功也就沒有了，至少是很難取得，而這些錯誤和弊病的存在和發展，則 孕育了後來更大的失敗。
第二個例子。200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蘇聯興亡史》壹書，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雜誌2003年第1期發表書評，稱該書“導論”中鮮明地指出在斯大林模 式這壹點上斯大林“完全是過大於功的”。書評稱頌這個新結論是“最新、最大突破” 。接著，評論者根據該書內容，從體制角度概括了若幹“充分根據”，來證實斯大林過 大於功。——是否應該根據斯大林建造的“模式”這壹點來對其壹生的功過下結論，頗 值得商榷。
九、評價斯大林的若幹認識和方法問題
筆者認為，盡管評價斯大林問題難度甚大，但只要我們始終本著冷靜、客觀、求實的 精神，避免情緒化，防止摻雜任何個人因素，總還是可以逐漸找到接近真理的答案。
第壹，評價斯大林應采取總結教訓而不是實行清算的態度。斯大林問題畢竟是黨內和人民內部的問題，無論對其功過的具體評價有多大差別，怎麽來說也還是好人犯錯誤。從斯大林那裏汲取經驗教訓是應該的、必要的，更要弄清他犯錯誤的深層次的社會歷史原因與國際背景。正如“壹論”中所說：“不論是他的正確的地方，或者錯誤的地方，都是國際***產主義運動的壹種現象，帶有時代的特點。”如果壹味地采取秋後算帳的辦法，那麽結論和效果就會截然不同，甚至適得其反。西方國家某些禦用學者，為了否定蘇聯，否定社會主義，歷來將斯大林置於敵對面加以攻擊和批判，對此絕不可效法。人們常說，把壹個人的缺點錯誤集中起來，上綱上線，攻其壹點，不及其余，足可打倒壹 百次。打個比方(比方總不可能那麽確切)，如果僅就“文革”這壹點來評價毛澤東壹生 ，又該作何結論?我們清楚地記得，鄧小平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做 了怎樣巨大的努力。可見，立場不同，方法不同，得出的結論也就不同。
第二，研究斯大林問題不要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歷史地看問題和與時俱進，是兩個並行不悖的概念。研究任何問題，包括斯大林問題，必須堅持與時俱進的原則精神，但不能把與時俱進用來否定歷史地看問題。如果僅僅用現代的條件去衡量歷史，美其名曰“與時俱進”，那麽後人對前人說三道四就太容易了。比如用今天信息網絡時代的科技發展水平去衡量人類古代的科學發明創造，也許會覺得那時的成就該是多麽幼稚可笑。在談到蘇聯模式時，試問，在蘇聯建國初期，面對帝國主義包圍的惡劣國際處境，不搞中央集權行不行?在衛國戰爭中，面對強大兇惡的德國法西斯武裝侵略，不搞中央集權行不行?答案是明擺著的。當然，中央集權不等於個人專權和實行高壓。問題是，在國家政權穩固之後，領導者們應該自覺地采取措施，不斷完善和優化管理體制，充實國家民主生活，在盡可能大的程度上推行民主化。斯大林錯就錯在誤解社會主義新時期階級鬥爭的規律，強調“越來越尖銳化”，以此杜絕民主化之路。斯大林確實做了許多蠢事，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也做了不少蠢事。這該怎麽看?列寧曾經壹方面強調***產黨人“將百折不回地來為糾正我們的失利和錯誤而奮鬥”，同時指出，“如果我們的敵人責難我們說：看，列寧自己也承認，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這樣來回答他們：對的，但是妳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蠢處較之妳們說來，終究完全是另壹種性質的。”(轉引自“兩論”)
第三，不能僅就體制問題對斯大林壹生的功過下結論。從體制這個要害方面研究斯大林問題固然非常重要，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把斯大林時期和後來蘇聯各個時期的錯誤完全歸結為體制原因造成，其實欠妥。除了體制之外，還有壹個發展戰略問題，有壹個基本路線和具體政策的制定與運作問題。前述《關於斯大林問題的再認識》壹書《前言》中，有壹段論述值得參考：“由於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不恰當估計造成的過快過急的要求，單純追求產值的粗放式經營，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失調，過分強調重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而忽視和犧牲了農業、輕工業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等等，這些與體制有關，但不都是體制問題。就是說，並不是體制決定了要實行這種發展戰略。把發展戰略方面的失誤完全歸結為體制的原因是沒有根據的。而從某種意義上說，發展戰略上的失誤對於蘇聯後來造成的經濟發展上的嚴重後果是更為直接的原因。”說到這裏，筆者還想引申壹點。如果僅用體制原因來詮釋蘇聯為何解體，因而責任都在斯大林，那豈不是說作為禍首的戈爾巴喬夫對於蘇***垮臺、蘇聯解體就不必承擔任何責任了嗎?如果這樣來研究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豈不是越搞越偏了嗎?在國內研究界，還可以看到 有人不僅想從斯大林那裏尋找蘇聯解體的“深層次原因”，甚至把根子壹直追到列寧那 裏去了。這樣的做法，不僅完全陷入誤區，而且造成對社會主義歷史的本末倒置，導致 歷史虛無主義。
再者，對於蘇聯模式也應加以全面評價。蘇聯模式之所以能夠生存那麽久，自有它的道理。蘇聯模式是在沒有現成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在黨內外復雜的鬥爭環境中，逐步探索出的壹種模式。它曾在歷史上發揮過積極作用，產生過輝煌業績。其形成初期，適應了經濟落後、結構簡單和以增強國防能力為發展經濟首要目標的狀況；在戰爭年代 ，顯示了動員性強和困難承受能力強的優點。蘇聯用15年時間完成了工業化，為反法西 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二戰後經濟迅速恢復，成為綜合國力足以同美國 抗衡的又壹個超級大國。問題在於，隨著時代主題轉向“和平與發展”，面對科技的迅 猛發展和資本主義表現某種活力的嚴峻挑戰，日益僵化的蘇聯模式弊病沒有能及時有效 地加以革除。把斯大林之後數十年的這大筆帳也都算到斯大林頭上，是不公允的，無異 於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和戈爾巴喬夫等人開脫責任。何況也不應該得出蘇聯模式改 則必垮的結論，否則就難以理解，為何鄧小平能夠在中國這個曾經照搬蘇聯模式的國家 ，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四，對斯大林的評價應該有壹個總體說法。歷史證明，“有過無功”論，把斯大林當作敵人，或者，像安德烈耶娃等人那樣，把斯大林描繪成壹個“有功無過”的“完人”，都站不住腳。“功大於過”論，難以解釋某些重大歷史事實，不易得到廣泛認同。“過大於功”論，存在明顯的片面性。看來，在研究問題時，無須就斯大林功過的比例爭論不休，而應在肯定他畢生為***產主義事業奮鬥、領導蘇聯社會主義30年這壹基本前提下，著重於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總結經驗教訓。當然，對斯大林也該有壹個總體上的評價。筆者認為：斯大林是壹位有巨大歷史功績的人物，是壹位有非凡領導才能的人物，是壹位有嚴重錯誤罪過的人物，是壹位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物，因而，是壹位功過成敗兼而有之、不可避免地引起長期爭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