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卡（Mikhail Glinka，1804—1857）是俄國民族樂派的奠基人，他的《伊萬?6?1蘇薩寧》是第壹部真正的俄國民族歌劇，在劇中格林卡將俄羅斯民歌的特色加入到了傳統的意大利歌劇的框架中。這部作品同他的另壹部名作《魯斯蘭與柳德米拉》壹同奠定了俄國民族歌劇的基礎。
與格林卡同輩的達爾戈梅斯基（Alexander Dargomyzhsky， 1813—1869）是這壹時期另壹位重要人物，他最重要成就在於對宣敘調這種聲樂形式的探討。他的聲樂風格幾乎影響到日後俄羅斯所有的最重要的歌劇作曲家。
俄國民族樂派真正的繁榮壹直要到19世紀中後期才開始。此時的俄國音樂界受到文學領域的影響，也分成了兩派。壹派是泛斯拉夫的民族主義者，另壹派則是向西方靠攏的學院派。
安東?6?1魯賓斯坦（Anton Rubinstein，1829—1894）和柴可夫斯基（Pyotr Tchaikovsky，1840—1893）是學院派的代表人物。安東?6?1魯賓斯坦是個出色的鋼琴家和音樂活動家，他創立了彼得堡音樂學院，教授西方音樂文化，為近代俄羅斯音樂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柴可夫斯基就是從他的音樂學院裏畢業出來的俄羅斯第壹個“專業”作曲家。
柴可夫斯基的管弦樂作品壹直在節目單上占據醒目地位。第壹鋼琴協奏曲洶湧澎湃，但很可惜只限於它的引子，這個引子長得使整體幾乎失去了比例上的協調，且好的效果在此後的樂章再也沒有出現（樂章出現明顯的斷裂）。小提琴協奏曲被當時最著名的評論家漢斯利克認為是：“已不是在演奏小提琴，而是在狠揍、在撕裂…末樂章粗狂而嘈雜…可以看到狂放下流的嘴臉、聽到惡言相罵得詛咒、聞道劣等的白蘭地酒”這些評論雖言辭激烈稍甚，但也不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誣蔑。值得註意的是，柴可夫斯基往往在這樣粗俗的艷麗中插入最溫柔、感傷的歌唱性段落，這顯示了他性格或藝術的迷茫和不穩定。柴可夫斯基的交響曲都具有明顯的標題性。連作曲家自己都沮喪地承認，這些交響曲總體上是組曲性質的，各樂章並沒有真正有機組織起來。奏鳴曲式基本上呈現出壹種類似對稱的插部音樂的狀態，缺少真正的交響式的發展，個人情感赤裸裸的表達是唯壹聯系各樂章脈絡的線索。但這些交響曲中的某些片斷體現出了柴可夫斯基作為職業作曲家的技巧和想象力，如第五交響曲“命運”動機的運用，第六交響曲“悲愴”豐富的管弦樂色彩（如首樂章開始的柔板和精彩的第三樂章）等等。柴可夫斯基最出色的作品應該是他的芭蕾舞劇和管弦樂組曲，在那裏，相對簡單的結構使得作曲家的抒情天賦得到了最好的施展空間。
柴可夫斯基在普通聽眾中有著極高的聲望，其交響作品（特別是後最後三首交響曲和兩首協奏曲）的上演率幾乎和貝多芬、勃拉姆斯平起平坐。但實際上，他的作品肯定遠遠趕不上那兩位德國大師。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許是他的作品中那些扭曲誇張、空洞但確刺激的音響效果吸引了期望展示自己的指揮家，而另外壹些傷感、悲觀的情緒和抒情的旋律又吸引了多愁善感的聽眾。
另壹派與學院派相對應，其中的作曲家都是屬於業余性質，他們在壹定程度上排斥西方的影響，但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們卻更能真正觸及到俄羅斯民族的心靈深處。
在果戈理、達爾戈梅斯基的自然主義和格林卡的泛斯拉夫運動的影響下，在彼得堡聚集了壹個奇怪的五人小組，成員包括：巴拉基列夫（Mily Balakirev，1837—1910）是小組的領導者及核心、居伊（Zesar Kjui，1835—1918）是軍事工程師、鮑羅丁（Alexander Borodin，1833—1887）是個化學教授、裏姆斯基?6?1科薩科夫（Nikolay Rimsky—Korsakov，1844—1908）是海軍軍官、穆索爾斯基（Modest Mussorgsky 1839—1881）是陸軍軍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