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小說中，毛姆深刻地探討了生活與藝術的矛盾和相互作用。小說揭示的逃避現實的主題與西方許多人的追求是壹致的，並成為20世紀的流行小說。
"毛姆的小說《月亮和六便士》受高更的啟發，毫無疑問是虛構的。"“未來十年，高更認為自己終於可以享受成功的果實，讓壹家人團聚了。”將小說與現實進行對比，可以發現高更對繪畫的追求有其因果關系和過程發展，而思特裏克蘭德的離去則顯得非常多余，過於激烈。再加上作者對虛構情節和敘事手段的嫻熟運用，造就了壹個不可理喻、脫離實際的所謂純粹藝術家。與高更的離去相比，思特裏克蘭德的離去完全不符合現實的邏輯，更讓讀者無法理解。事實上，毛姆這樣寫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就是說，毛姆自我欲望的虛擬滿足。
六便士是當時英國最小的貨幣單位。壹個朋友和毛姆開玩笑說，當人們擡頭看月亮的時候，經常會忘記腳下的六便士。毛姆認為這個說法很有趣，所以他把它命名為壹個笑話。月亮代表崇高的理想，六便士代表現實。《月亮與六便士》的現代性首先表現在其觀念上。在《月亮》中，毛姆表面上描述了主人公的命運和經歷，但實際上表明了他自己對藝術與生活關系的思考。緊緊纏繞著主人公斯德夫克雷恩頭腦的問題是，藝術的本質是什麽，如何處理藝術與經驗的關系，傳統的表達手段是否可靠，以及探索新的形式來控制現代思維。經過不斷的曲折，克蘭德終於認識到，藝術是壹種具有極大自主性和獨立性的東西，不同的敘事角度會導致不同的結局。現實生活是真實的，是醜陋的，是殘酷的，所以表面上美好高雅的藝術只是對現實的粉飾，藝術的本質是虛假的。在小說中，Steffcrane還表現出對傳統藝術手段的極度不信任，這使得他在繪畫表現上有很大的困難。他壹度陷入沈默和不作為的困境，不得不尋找新的表達方式。毛姆在小說中對藝術問題的思考使小說具有了很強的概念，從而使小說豐富復雜，具有多重含義。通過表層與深層、敘事與觀念的對抗，小說具有了廣闊的張力和內涵。
《月亮與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其人物形象的模糊性上。其人物不註重鮮明的個體特征，也不是某類人物的代表，而往往是情欲和精神的象征。人物形象模糊不清，像水墨畫中的遠山背景，往往給人以肥胖感。讀者需要根據作者安排的懸念、暗示、細節、靈感和壹些可感的整體氛圍來猜測。這壹點在史蒂夫·克蘭德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他的行為總是有著非常規的神秘感，不可預知的突然性，有著壹系列不尋常的舉動。沈默寡言，屬於不善交際的啞牛形象。他說話總是半吞半吐的。或短小零碎，簡潔如電報；或者幹脆避免與讀者直接正面接觸，由其他目擊者影射，往往給人霧裏看花的模糊印象。壹方面，Stefan Crane的這種表現表明了他對既定語言的不信任。在他看來，由於醜陋的現實生活的侵蝕，語言和它所指的東西之間的關系被打破了，語言變成了壹個滲透著資產階級功利觀念的意識網絡。作為壹個“枯萎的物質”，我無法表達內心對事物真諦的探索，所以我會情不自禁地去思考和尋找準確的、有表現力的詞語，猶豫不決。另壹方面，他的行為也顯示了他對暴露真實自我的恐懼和焦慮。每次涉及到自我的主題，他要麽避重就輕地跑題，隱藏自己的真實內心；或者裝聾作啞，保持沈默，陷入漫長的沈思。即使被迫勉強回應，也是壹問壹答，極其簡短，沒有絲毫的熱情和傾訴的欲望。在小說的結尾，他幹脆逃離了歐洲文明社會，逃到了無人居住的荒島上，試圖隱藏真實的自己。史蒂夫·克雷恩的這兩種情況，無論是對文字的極度不信任，還是對暴露真實自我的恐懼，都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性意識，這使得毛姆的小說具有了現代主義小說的壹些特征。
《月亮與六便士》的現代性還表現在對人類非理性意識的探索，尤其是原始野性力量在文明社會中的作用。在整個19世紀，人們認為健康的生活離不開對形式、秩序、組織和模式的尊重和服從。尋找壹種有序的、確定的時間模式來超越復雜的偶然，成為當時作家追求的壹種時尚。在《月亮與六便士》中，史蒂夫·克蘭德開始在刻板理性的節奏中生活多年，但他很快發現，在這種平靜的生活秩序中，他逐漸耗盡了才華，失去了精神，創造力也在萎縮。於是他走向了生命的另壹個極端，讓非理性意識泛濫，用野蠻、原始、無情的生命力量去攻擊生命表面的理性秩序。他變成了壹個陰郁而傲慢的怪物，擁有無情的巨大力量，成為了壹個“來自永恒黑暗門檻的聲音”，他的壹生都處於罪惡和邪惡之中。在文章的最後，經過不斷的探索，他終於認識到，極端的理性和非理性都不是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是兩者之間有節奏的振蕩和慣性的擺動，是這千變萬化的生活中壹個瞬間的平衡點。人們應該有真誠的勇氣和對生活忠誠的態度來抵抗黑暗、無情和陰郁的原始自然力量。
毛姆對敘述者“我”的運用也使其小說在敘事風格上獨具創新。壹方面，敘述者在主人公所經歷的幾個板塊的結構中起著壹種交聯的作用，有意無意地將它們連接成壹個整體結構，“我”作為事件的見證者，與書中的人物有著直接的關系，對情節的發展起著推動作用。另壹方面，敘述者“我”與作者和讀者之間有著復雜而微妙的關系，可以說是他們之間聯系的媒介。敘述測試不僅是作者向讀者傳達思想、表明態度的道具，也是毛姆為了拉近讀者與他的思想的距離而故意制造的煙幕。在《月亮與六便士》中，當史蒂夫·克雷恩的妻子得知丈夫離家出走的消息時，她有壹瞬間非常難過。“這時候我並沒有表現出應有的同情去安慰她，而是詳細查看了屋內的家具。”結合妻子對丈夫克雷恩的不友善和殘忍的虐待，讀者自然會從觀察者“我”的態度中分辨出她的悲痛只是壹個面具。
但敘述者的態度是如此的模糊，只有模糊的暗示，所以誰也說不清他的態度中是否隱藏著深刻的含義。也許觀察家具的動作真的是為了掩飾他發自內心的同情。因為事實上，敘述者“我”把自己發展成了壹個名副其實的局外人，壹個真正的觀察者，他也成了壹個自己創造的模糊的欺騙者，失去了和讀者壹樣解讀他所表達的生活的權利。這樣敘述者的態度既有真有假，既可信又不可信，體現了復雜人生的本來面目。然後，敘述者“我”突然又變得迷茫無知，他承擔起了勸說鶴兒回心轉意與家人團聚的任務。他充滿了淺薄的好奇心，沒完沒了地詢問克蘭，試圖找出更多的奇聞軼事，並把這種規勸當作壹種施舍，企圖讓克蘭德拉回歸他那不屑的世俗生活。敘述者越愚蠢無知，就越顯得可笑。當讀者最終破譯了作者的陷阱，從情節中解讀出“自由”二字，卻發現裝瘋賣傻的敘述者，只是敦促讀者這麽做的作者。就這樣，毛姆運用敘述者的方式，靈活地調整了讀者、作者和人物之間的關系，使讀者不自覺地接受他們的引導，調整自己的觀念和認識，最終與作者趨於壹致，最終接受作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