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貫中從雅俗兩個不同的層面對文化進行整合，並根據自己的主觀認識、價值觀和藝術好惡進行扭曲，從而使作品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在《三國演義》中，既有上層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折射，也有博大精深的民間思想。是壹部形象化的三國興亡史，也是民眾眼中的政治軍事史。
由於素材大多來自民間，這固然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也給編劇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它們進入小說文本時，伴隨著不同觀念和不同審美趣味的滲透。然而，民間情懷和好歷史的精神並不總是壹致的，甚至可能相互沖突，這對作家的創作提出了嚴峻的考驗。羅貫中的偉大，就在於恰當地處理了民間情懷與好歷史精神的關系，創造了壹個有大氣度的藝術世界。
歷史上的三國誌著作不僅為《三國演義》提供了基本的素材和歷史框架，而且直接影響了小說的創作模式和基本傾向。實事求是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意識是史官文化的基本特征，反映在史書編纂中，要求編者采取客觀的態度，同時註意總結和發掘歷史經驗教訓，以達到“以資治國”和育人的目的。這些特點在《三國演義》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三國演義》創作的壹個重要特點就是以史為據。作者的創作目的是描述壹部生動的三國興亡史，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意圖十分明確。小說的敘事從漢靈帝(184)元年開始，到金代太康元年(280)結束，比較完整地敘述了漢魏吳的興起、發展和滅亡。小說借鑒編年體史書的編撰模式，以三國之爭的歷史進程為主線，以王業的興衰為主線，有機地組織了近百年的歷史故事。主要寫的是三國時期的政治軍事鬥爭，作者的興趣在於揭示這壹時期的各個軍事集團是如何興盛和滅亡的。比如前33章的主要內容是曹操和袁紹的鬥爭，矛盾的焦點是兩派的鬥爭。作者對二者進行了多次比較，重點是對興衰教訓的總結，這是作者所要表達的主旨。後十五章《三國演義》主要表現了三國內部的矛盾，特別是對司馬氏篡魏、後主信任、孫皓暴政的深刻描寫。雖然劇情很簡短，但重點還是在怎麽生，怎麽死。作者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客觀完整地展現了壹百多年的歷史進程，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給後人留下了很多啟示，因而極具魅力。
在創作上，《三國演義》繼承了傳統史學的精神，“七實三虛”可以說是這本書取材的基本原則。小說雖然有很多虛構的成分，但所有重大歷史事件都取自編年史，主要人物的性格和經歷基本符合史實。面對豐富復雜的史料和民間故事，作者主要開展了兩方面的工作:
首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剔除來自民間文化的荒誕庸俗成分和不符合人物性格的情節。《三國故事》是三國民間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三國演義》寫作時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之壹。書中大部分情節取材於民間傳聞，有許多荒誕的情節，如司馬忠越獄的故事，劉淵滅晉興漢的結局，使該書帶有明顯的因果報應色彩。這種安排代表了下層階級的壹種欲望，但在歷史小說中不僅不協調，而且荒謬。羅貫中刪去了這個結尾，既避開了樹枝藤蔓，又淡化了因果報應的色彩，使小說成為壹部意蘊更為豐富的歷史悲劇。此外，《平話》中壹些與史實或人物不符的情節，如劉、關、張殺死杜佑後去太行，劉備私逃黃鶴樓等，都被作者舍棄了。
其次，精心提煉情節，增強小說的文學性。《三國誌》、《資治通鑒》等歷史著作為《三國演義》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作者的主要任務是將這些雜亂無章的原始材料重新組合、提煉。《三國演義》的成功之處在於，在尊重歷史、使情節框架符合史實的前提下，充分發揮他的想象力，把這些來自史書和民間的各種素材，整理提煉成壹個又壹個生動的。作者對各種過於荒誕、不符合史實的民間傳說和情節做了大量刪節，但保留了壹些與史實相悖但又不背離理性和性格的故事，如《桃花源記》、《三英抗呂布》、《連環計》、《獨行俠》等，並使之成為小說中非常重要的壹部分。
總的來說，《三國演義》雖然保留了許多虛構的故事，但在壹定程度上註重故事的生動性和趣味性，同時又盡可能貼近歷史，在處理雙方不可避免的沖突時，基本遵守了史實優先的原則。章學誠說，《三國演義》的特點是“七實三虛”。不管這種說法是否準確，他揭示了《三國演義》成功的壹個秘密——“實”是官方文化的壹個組成部分，“虛”則多與民間文化有關。只有融合各種文化，小說才能豐富。然而，只有通過精心的整合，各種異質文化才能交融，小說的藝術品位才能得到提高。
審美批評
歷史與文學的本質區別和同壹性關系是壹個古老的話題。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寫道:“兩者的區別在於描述已經發生的事情和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以寫詩比寫歷史更有哲理性，受到重視。因為詩歌裏描寫的東西是普遍的，歷史講述的是個別的東西。”《三國演義》的寫作主體顯然沒有區分歷史和文學的意識，所以小說文本並沒有呈現歷史和文學的區別概念，歷史和文學的所有故事元素和話語表達都是混亂和糾結的。正是由於先天審美觀念的局限，小說被抹黑為壹種既不是歷史，也不符合文學壹般規定的混合文本。另壹方面，歷史和文學的同壹性在哲學意義上是相關的。它們應該而且不可避免地顯示歷史的客觀規律及其偶然性結構。換句話說，歷史和文學都不可避免地隱含著歷史理性和辯證邏輯。
但遺憾的是，《三國演義》並沒有讓我們在這種哲學意義上讀到歷史與文學同壹的可能性。從而呈現出壹種令讀者沮喪的意識形態場景:本應區分的歷史與文學的差異被混淆，與之相對應的，本應由身份關聯的歷史原因被割裂或缺席。所以《三國演義》致命地選擇了這樣壹種草率而庸俗的歷史觀:壹切歷史形態只是隱藏了國家政治的機械運動和權力的邏輯循環。換句話說，歷史只是壹個暴力和權力的競技場，是陰謀和政治的帷幕下各種社會力量的轉化和平衡。在所有的敘事場景中，歷史正義或歷史理性被消解和侵蝕，只有淩亂的歷史故事的殘跡出現，偶然的片段成為歷史的主角。
《三國演義》的時間敘事或散或散，但這些散或散的時間敘事缺乏統壹的邏輯線索將它們串聯成壹個有意義的有機整體。因此普遍存在時間與故事、故事與人物、人物與時間多重斷裂等現象。與時間的斷裂敘事相對應，《三國演義》的空間敘事也有明顯的局限性。小說所代表的歷史空間和地理區域相當廣闊和豐富，故事在不同的空間結構中產生、發展、漸變、急轉、終結，所以為小說發展出許多充滿審美驚喜和快感的故事場景是合理的。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原始歷史地域的豐富性和多變性並沒有為小說的作者提供自由的舞臺，反而使作者迷失在空間敘事中，整個小說的空間結構因缺乏邏輯順序而破碎淩亂，主次、前後、輕重、對比和深度的應有區分不夠清晰，時間敘事和空間敘事的統壹性和有機性沒有得到微妙的體現。
文學成就
《三國演義》用的是樸實的文言文，生動流暢，雅俗共賞；筆觸充滿了變化，對比，冗余，曲折，搖曳。結構恢弘，把百年左右的事件和眾多線索錯綜復雜的人物組織得完整而緊密，敘事有條不紊，前後呼應，相互關聯，環環相扣，層層推進。
《三國演義》的藝術成就更重要的是在軍事政治描寫和人物塑造上。小說最擅長描寫戰爭，能寫出每場戰爭的特點。註意描寫特定條件下不同戰略戰術的運用，引導戰鬥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
而不是把主要筆墨花在單純的實力和武功較量上。比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等。，每壹場戰爭的寫作也隨著戰爭的特點而變化。在書寫戰爭的同時，也將其他活動作為戰爭的前奏、余波或輔助手段來書寫，使緊張刺激、驚心動魄的戰爭顯得輕松緩慢。如赤壁之戰前孫與劉的合作，諸葛亮與周瑜的矛盾，曹操的試探，孫劉聯軍誘敵深入的準備等。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說特別註重將人物置於現實鬥爭的尖銳矛盾中，通過其言行或周圍環境表現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背信棄義，壹舉壹動似乎都隱藏著陰謀詭計；張飛口無遮攔，壹無所有，只有天真和魯莽；諸葛亮胸有成竹，面對事情總能得心應手，從容不迫。關羽“溫酒殺華雄”、“過五關殺六將”、張飛“威震長阪橋”、趙雲“獨騎救少爺”、諸葛亮“七擒孟獲”、“空城計嚇退司馬懿”等名篇更是廣為流傳。
社會影響
《三國演義》以75萬字的篇幅，用成熟的小說語言塑造了400多個人物形象，描述了近百年的歷史進程，開創了壹種新的小說體裁，不僅讓當時的讀者“爭相抄寫以供觀賞”，也激發了抄寫員和書商繼續撰寫和出版類似小說的熱情。嘉靖以來，各種歷史演義如雨後春筍，不斷問世，從開始到現在。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的歷史演義大約有壹兩百種。
《三國演義》聞名於世，也受到外國讀者的歡迎。早在明朝隆慶三年(1569)，就已經傳到朝鮮，崇禎八年(1635)，就有阿明出版的《三國誌》，收藏於英國牛津大學。自康熙二十八年(1689)日本高僧文山編撰出版《通俗三國》日文版以來，朝鮮、日本、印度尼西亞、越南、泰國、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多國紛紛翻譯本國文字，發表了許多研究論文和專著，對小說《三國演義》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和高度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