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新中國60華誕。隨著國力的增強，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但關於社會公***道德的爭論愈發激烈，也使新型道德體系的建設顯得日益緊迫。2009年的最後壹天，回想起過往，總有壹些人和事在頭腦中閃回，它們或遭詬病，或受贊揚。盤點2009年的幾則道德事件，希望在引發讀者回憶的同時，喚起公眾對於如何構建社會主義道德觀的思考。
壹：湖北“撈屍索錢門”
事件
10月24日，湖北荊州寶塔灣地帶，兩名少年不慎落水。為了營救落水少年，湖北長江大學10多名大學生手拉手撲進江中營救，兩名少年獲救，而3名大學生不幸遇難。就在人們為見義勇為者扼腕嘆息時，壹則新聞卻使整個事件向另壹個方向發展。
壹名參與施救的大學生告訴媒體：“在兩個少年落水不足5米的地方就停著壹艘機械漁船，我們同學都給漁船的老板跪下了，求他們看能否撈救方招等三人，老板說，長江上哪天不死人，不死幾個人我們靠什麽掙錢啊？活人不救，撈屍體，白天每人壹萬二千元，晚上壹萬八千，壹手交錢壹手撈人……”後經媒體調查發現，當地存在壹個牟取暴利的民間打撈隊，專靠撈屍體賺錢。壹時間引發眾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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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事件曾經是網上點擊率最高的新聞，如今讀來依然讓人心中百感交集。三名19歲的大學生為了營救落水少年，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他們拯救的不僅僅是兩個少年，更是日益淪陷的社會道德；那些撈屍者的冷漠和唯利是圖，激起的不僅僅是人們的憤怒，還有公眾對於曾經美好道德的向往。希望在這件事情之後，類似的“撈屍索錢門”能夠從此絕跡，進而有越來越多的人在他人求助時伸出援手。
二：富二代“飆車門”
事件
2009年5月7日晚8時許，24歲的譚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胡斌所駕駛的改裝三菱跑車撞飛，後送120後不治身亡。有目擊者聲稱，譚卓被撞出大約5米高後再重重摔在20米以外的地方。此事壹經報道，立即引來公眾的關註。富二代、飆車，這些敏感的詞匯引起巨大爭議。此案以胡家賠償受害者父母113萬元、胡斌被判三年有期徒刑告壹段落。期間，演變出“七十碼”、“胡斌替身門”、“以賠款抵刑期”等諸多事端，令其成為2009年最跌宕起伏的網絡熱門事件。
據媒體報道，在出事後，有壹群年輕人站在血肉模糊的屍體旁，還若無其事、勾肩搭背，甚至悠閑地吐著煙圈……這些“富二代”輕視他人生命的行為深深刺痛了民眾的道德神經，也讓這群年輕人的形象壹路跌停。網上對於“富二代”的指責不絕於耳。點擊
胡斌飆車案之所以受到網民們的特別關註，在於它引爆了杭州乃至全國各大富人聚集城市由來已久的鬧市飆車痼疾，也在於它使普通民眾對“嬌縱的富二代”那沈積已久的憤懣得到了宣泄通道。但同時，它也喚醒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生命面前人人敬畏的社會***識。
伴隨著富二代的“飆車門”，壹場關於駕駛員駕駛公德的辯論隨即展開。不久後，蘭州壹老人在斑馬線上向闖紅燈的汽車扔磚頭的事件，迅速引起廣泛關註。時值歲末，醉酒駕車撞死5人的張明寶以無期徒刑為2009年壹連串的交通話題畫上句點，曾經群情激奮的人車關系辯論依然沒有結果，隨著新聞熱點的轉移，關於道路安全的問題，盡管不再成為熱議話題，但每個走在路上的人，個人安全還須各自小心啊！
三：感冒農民工“民意門”
事件
陳國芳和張大有是四川內江人，在廣西壹家工廠打工。12月20日，二人放假準備回家過新年。在大巴車上，陳、張感到嗓子沙啞還伴有輕微咳嗽。每次咳嗽，都有乘客投來異樣的眼光。於是，陳國芳和張大有自覺戴上了口罩。沒想到，他們的舉動反而引來了更多異樣的眼光。21日淩晨，大巴駛入服務區。全車近30個乘客進行“民意表決”，所有乘客舉手同意讓兩人馬上離開大巴，到服務區“隔離”。隨即，兩人被攆下了車。淩晨4時，高速公路執法支隊隊員發現了正在高速路上步行的陳國芳和張大有。經檢查，兩人患的只是普通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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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件中，人們把道德譴責投向了30名乘客，並認為這是對農民工的歧視。但相信，在談“ 甲流 ”色變的當下，這樣的悲劇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壹個罰站的14歲孩子，在寒夜裏被凍死，老師爭辯稱，孩子死得“很安詳，很舒坦”，心頭不禁有些顫栗。這種自私品行的張揚、對他人生命的冷漠、人性道德的缺失，都有可能在任何壹次事件中成為殺人的利刃。民意，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然而，真正的民意，並不是壹定範圍內人們舉手表決的結果。
四：滎陽市民“被慈善門”
事件
2009年 8月，媒體報道，河南省滎陽市下發紅頭文件，要求在全市開展全民慈善活動，設立1000多個慈善組織，推舉出5000多個慈善大使，將滎陽打造成“慈善城市”。來自滎陽官方的說法，自8月6日召開“滎陽全民慈善活動動員大會”以來，以“黨委領導，政府推動”的方式建設“慈善城市”，已在市直單位、鄉鎮、街道設立慈善工作處71個，在學校、村、居委會和較大企業設立慈善工作站444個，發展熱心慈善、樂於助人的“慈善大使”2560名，還開展了系列的“慈善超市、慈善藥店、慈善影樓、慈善飯桌”等。
消息壹出，立即招致輿論壹致炮轟。但滎陽沒有放棄打造“慈善之都”的努力，而是繼續埋頭推進全民慈善，並依靠這個平臺取得了超越全國其他城市的“孤兒能享受每月最低700元補助”慈善政績。4個多月來，滎陽的確更多地走入公眾的視線，以中國首個“慈善城市”的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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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從來不會懷疑行政權力的神通廣大和無堅不摧，不會懷疑“全民慈善”短期內會產生相當大的效果，當行政權力集中所有力量、凝聚所有資源、采取壹切手段、全心全意地做壹件事時，會相當有效率，會很快出成績，這就是舉國體制和計劃手段的威力。可是，這種權力推動模式缺乏可持續性——尤其是對慈善而言，可以集中力量以運動的形式半自願半強制地在短期內籌到壹筆善款，營造出“全民慈善”的氛圍，但這種氛圍卻難以持續。
“無自願、不慈善”，慈善是最勉強和強制不得的，它主要依賴公民的自覺和文化熏陶，依靠道德培養和精神教化，壹個城市在物質和精神上發展到壹定程度，富裕的公眾達到壹定層次，城市才會自生自發出慈善精神和慈善文化，人們才會熱心於捐贈和行善。而像滎陽目前這種的發展水平，根本不可能持續地“全民慈善”下去。
五：煙草企業“冠名門”
事件
“四川煙草希望小學，中南海愛心小學，‘迎客松’希望小學，紅塔希望小學，芙蓉學子助學基金……”12月中旬，壹位控煙專家拋出壹張煙草企業贊助、冠名的希望小學名單，炮轟這些企業沽名釣譽，名為做公益，實為推銷煙草產品。
根據不完全統計，我們目前以煙草冠名的希望小學多達17家，去年地震後，四川災區建立了壹所“四川煙草希望小學”，不僅屋頂上有明顯的“中國煙草”的標識，樓下的壹塊石板上還寫著“立誌奉獻社會，煙草助妳成才”，這壹做法引發媒體和眾多反煙人士的聲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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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企捐建希望小學本身本是無可厚非的，但煙草企業冠名就有些問題了。眾所周知，煙草對未成年人的侵害非常大，未成年人吸煙也是有關規定明令禁止的。煙草企業冠名希望小學的做法讓人覺得，他們的公益行為和社會責任有些目的不純，他們不是在無私地贊助，而是利用廣告促銷和贊助美化其形象。如果企業的捐贈可以幫助孩子們完成學業的話，無須禁止，規範即可：明確煙草企業可以贊助，但這種贊助應該是無條件的，包括所謂的“冠名”權。
煙草企業冠名希望小學的熱情，也讓人開始思考，慈善與名利該保持怎樣的距離。
六：豆餅老太“拾金不昧被告門”
事件
59歲的淮安市淮陰區居民周翠蘭平時以走街串戶賣豆餅為生，每斤豆餅也就能賺毛把錢。11月6日早晨，她在推自行車賣豆餅途中，撿到1700元現金。在幾經周折找到失主周繼偉後，讓她意想不到的壹幕發生了：周繼偉堅稱丟的是8200元，所以堅決要求她返還另外的6500元。事發不久後，周翠蘭與壹位目擊者王長玉壹起收到法院傳票。原來，周繼偉將他倆壹起告上了法庭。手拿傳票，壹字不識的周翠蘭除感到冤屈外，心裏也直犯嘀咕：我撿錢歸還了，怎麽還被人家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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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人的文化背景看，失主周繼偉的做法顯然有失厚道。然而，聯想到“拾金不昧”已經被上升為法律意誌，他的較真似乎也應該被理解。然而，現實世界中，不是每件事都可能被分出絕對的黑白對錯。當壹些無法甄別的細節，令絕對的真相沒有辦法立刻被挖掘時，豆餅老太拾金不昧反成被告的社會影響，必然對大眾的道德價值產生損害。
此事，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南京彭宇案。法律無法以絕對的事實來辨明偽善時，彭宇案最終的判決，對大眾道德價值的負面影響延續至今。否則，也不會發生南京兩位小夥同時發現路邊有壹沓百元大鈔後，擔心萬壹接觸錢可能會遭到誤解，便選擇守在錢旁等待警察到來了。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這是壹個文明社會的表現。然而，法律有對道德走向的影響力，考慮到這壹點，法律中也應富有人情味。
七：明星“代言門”
事件
深陷“遺產門”糾紛還未了結，相聲界第壹“紅人”侯耀華再次成為眾矢之的。11月1日，中國廣告協會發出通報，點名侯耀華***代言了包括保健食品、藥品、醫療器械等10個虛假產品廣告。同時，通報把矛頭指向包括主持人在內的代言人，不負責任、見利忘義、違反國家法律和規定，造成消費者物質、精神和身體損害的行為。
當年莫文蔚、大S、劉嘉玲、林心如等多名女明星代言的日本SK-II品牌化妝品被國家質檢總局查出含有禁用成分；鄧婕、倪萍代言的三鹿奶粉導致多名兒童死亡；唐國強、解曉東代言“不孕不育醫院”被指虛假，還有“藏秘排油”減肥茶代言、“蟻力神”代言……明星代言廣告出問題的事情接連不斷，使人們開始質疑明星代言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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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犯錯可以原諒，但明知犯錯不思悔改，賺了大把鈔票，還把自己當受害者壹樣的喊冤，那就不可饒恕了。更何況，代言產品是否如代言人所言效果那麽好，明星作為公眾人物，本著對信賴他的觀眾負責，也應該有壹定的甄別，而不是給錢就可勁兒地忽悠。
有人提出立法約束明星代言，並嚴懲違法行為。畢竟，在法治社會中，只有通過明確的責任區分，才能有效維護公***利益不被侵害。但單純依靠法律約束無法激活明星們的道德自律意識。對於嚴法的恐懼只是暫時的，當務之急，是制定壹個明星代言的“遊戲規則”。標本兼治，才能讓明星們沿著法治和道德的軌道理性地代言下去。只是，明星代言的規定好制定，如何監管，還需要相關部門有相應的具體措施。
八：值班醫生“偷菜門”
事件
11月3日，南京五個月大的嬰兒徐寶寶因為高燒、眼眶部腫脹等癥狀，入住南京市兒童醫院治療，次日早晨不治身亡。據了解，家屬曾多次向醫院反映患兒惡化情況，甚至跪求救治，但值班醫生卻玩起“偷菜”等遊戲，沒有及時搶救嬰兒。但此後，南京市衛生局通報表示，該院不存在醫護人員玩遊戲、發牢騷等情況，並認為醫院對患兒搶救措施合理。隨即，有網友發帖講述了這件公案，“偷菜醫生”壹時竄紅網絡，並得到更高壹級領導關註。通過調看監控錄像、還原上網記錄等方式，人們證實了值班醫生確實在當晚玩網絡遊戲，同時醫院的診療措施和服務存在嚴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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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問今年最流行的網遊是什麽，答案壹定是開心農場；如果問開心網上最吃香的遊戲是什麽，必定是“偷菜”。沒想到壹個簡單的網絡遊戲，卻牽扯出壹樁人命官司。人們在指責醫生喪失職業道德的同時，也把矛頭指向了開心農場。現實生活中“偷菜喪誌”行為不絕於耳，也引發了家長對於孩子教育的擔憂。細想來，人們之所以熱衷“偷菜”，正是由於網絡上的“偷”可以不用承擔法律責任，滿足了人們對“不勞而獲”的向往。這，恐怕不僅僅是玩物喪誌那麽簡單，更讓人嗅出壹絲道德的隱憂。
九：余秋雨“詐捐門”
事件
《北京文學》雜誌編輯在壹篇博文中，對余秋雨宣稱已為汶川地震災區捐款20萬元提出質疑，表示其最終並沒有兌現承諾，實際捐款不超過6萬元。隨後，易中天連發三篇博文質疑余秋雨的道德水準。壹石激起千層浪，余秋雨受到來自國內各方的口誅筆伐。
幾天後，余秋雨首次回應“詐捐門”事件，稱“他們亂講”，並表示，“就在地震發生後決定捐款20萬元辦壹所希望小學，但災區教育局的領導建議我，改捐三個圖書館，由我自己來挑選書。於是我就用20萬元買書，再追加30萬元購買圖書館的設備，三家圖書館都在今年9月1日落成。”但依然有人表示質疑，余秋雨的捐贈從捐款到援建圖書館，再到捐書，性質已經不壹樣，而在這壹切都還沒有到賬兌現的情況下，已經大肆宣傳，算不算“詐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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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慈善營銷都是企業行為，個人也完全可以做得風生水起。據壹位圈裏人說，現在壹些文化明星和商業公司合作捐贈，捐贈人是文化明星，但由商業公司出面，錢也是商業公司出。這樣名人得了名氣，商人做了廣告；然後，公司拿名人的名換了錢，名人拿公司的錢換到名，這種“慈善營銷”，絕對要更加高明。回到秋雨詐捐的口水仗上，其實，捐多捐少是個人心意，本來也不能用多少來衡量愛心大小。只是，打著慈善公益的旗號來搞個人宣傳，如此作為，有失大師風範。公眾不斷的質疑，逼出了壹連串的個中內情。無論最初的設想如何，最終承諾的捐贈是否到位，才是人們追問的最終目的。沽名釣譽、以善謀私，余秋雨“詐捐門”只是讓我們看到了發生在公益熱潮中與這兩個詞有關的故事之壹。
十：農夫山泉“捐贈門”
事件
8月11日，民政部主管的《公益時報》在頭版刊登《農夫山泉“壹分錢”捐贈受質疑》壹文，再次引爆企業“諾而不捐”的爭論。
農夫山泉於2002年在包括中央電視臺在內的各主要電視臺反復播放廣告片“從現在起，每喝壹瓶農夫山泉，妳就為孩子們的渴望捐出了壹分錢；到2008年，陽光工程將為20萬孩子帶來運動的快樂”。但《公益時報》的調查結果卻顯示，如履行“壹分錢”公益的承諾，以農夫山泉每年15億瓶到20億瓶的市場銷售量計算，該企業每年至少有1500萬元捐贈給“陽光工程”助學基金，而實際上能查到的公開現金捐贈只有2006年捐贈的500萬元，這與最初承諾不符。
壹周後，農夫山泉高調反擊，以“惡意詆毀”為由把公益時報社和中國社會工作協會告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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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農夫山泉”的事件在當下企業參與慈善行為中並不罕見。在品牌和市場利益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企業選擇公益營銷模式，以贏得消費者好感。只要能夠獻出壹片愛心，是公益還是營銷，消費者不會太計較。在多元的社會價值下，人們對搭著慈善進行的營銷已經寬容接納，但關鍵是企業要“說了算”。對於企業的“慈善承諾”，要保障其兌現，只等待道德約束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立法規範和監督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