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的佛教概述

>　東漢時期，佛教的傳播範圍並不很廣，從東漢末年開始，隨著社會動蕩程度的加劇，宗教作為人們精神的庇護所，為廣大民眾帶來了壹絲生存的希望和寄托，在統治階層的有意識提倡下，佛教獲得了迅速成長的機遇，而關中、洛陽地區的壹些貴族，為了避免戰亂，紛紛南下，也將佛教帶到南方。> >　魏晉時期佛教的發展與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密切相關，著名的北周僧人道安就曾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舉”。以南朝為例，劉宋政權意識到佛教“進可以系心，退可以招勸”，大力扶植佛教；梁朝武帝時期，佛教更是盛極壹時，梁武帝熱衷於建佛寺，在他的帶動下，王公後妃、門閥士族紛紛效仿，壹時間，京城寺院林立，詩人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就是對此的描寫；更為甚者是梁武帝為了扶植佛教，自己多次舍身為奴，脫下皇袍改穿法衣，自願為僧眾服務，以示自己的虔誠，據記載，梁武帝曾有4次舍身為奴，以致大臣以巨款從寺廟中贖回。> >　與南朝相對應的北朝也同樣如此。北魏從拓跋開始，就在山西大同壹帶大建寺廟、佛塔、佛像，北魏遷都之後，更是迅速發展，據《洛陽伽藍記》記載：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國（北魏）佛寺有 6400余座，僧尼77000多人，到北魏末年，全國寺院有3萬余座，僧尼200余萬人。> >　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發展還表現於以下幾個方面：> >1.佛經得到了大量的翻譯，湧現了壹批佛經翻譯名家，如時期的支謙，翻譯了《維摩詰經》、《大明度無極經》、《了本生死經》等；如西晉時的竺法護，翻譯了《光贊般若經》、《法華經》等150部300卷；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後秦時的譯經大師鳩摩羅什，他使佛教的翻譯工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佛教史上是劃時代的，他曾譯出了《阿彌陀佛經》、《大品般若經》、《小品般若經》、《法華經》、《金剛經》、《大智度經》、《百論》、《中論》、《十二門論》、《成實論》，約74部，384卷，鳩摩羅什的翻譯在文體上壹改過去樸拙的古風，魏晉南北朝以達意為主導，使翻譯的問題趨於成熟，同時鳩摩羅什在翻譯中註意相關佛經的翻譯，第壹次有系統地介紹了般若學說，對於大乘佛教理論在中國的發展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在鳩摩羅什翻譯的佛經中，許多成為歷代教派的思想源泉，如《彌勒經》成為歷代秘密宗教的經典；如《法華經》發展出了天臺宗；《般若經》先發展出三論宗，並通過天臺宗，最後在禪宗中得以最完整的體現；《小阿彌陀佛經》則發展出了凈土宗。> >　2.中國僧人開始西行求法。印度、西域僧人的紛紛來華，使壹批中國的僧人有了西行的興趣和實踐，在這些西行的中國僧人中，以後秦的法顯成就最大，公元399年法顯從長安出發，渡流沙河，翻越嶺達到印度，後來又經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和爪哇島，從海路回國，他帶回了當時中國所缺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彌補了藏律殘缺、戒律不全的狀況。> >　3.佛教的南北交流頻繁。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處於南北分裂之中，南北雙方人民的正常往來被阻絕。可是，南北之間的佛教交流卻異常密切，成為雙方交往最活躍的領域，每當有西域高僧或佛經來到中國，不管是在南方或是北方，都會掀起對方僧人前往求學取經的熱潮。如後秦時，以鳩摩羅什為代表的壹批西域高僧攜經來到長安，立即有許多東晉方面僧人紛紛入關受學。鳩摩羅什和慧遠是聲洽南北的宗師和領袖，慧遠弟子法領、法靜受命西行取經，回經長安，利用長安譯經優越條件，翻譯所取佛經。這簡直給人壹種沒有南北之隔的印象。> >　4.佛教的教育開始發達，壹些佛學大師門下有壹批弟子弘揚佛法，如在長安的義學沙門有四方來的弟子3000多人，其中鳩摩羅什的學生占了很大部分，他們以後都成為了有道高僧。再如南方的慧遠，他主持的廬山東林寺，也培養了江南佛教的骨幹，從而推動了佛教禪法、般若法等在南方的傳播。> >　5.寺院經濟形成。各寺院由於政權的支持，朝野貴族的捐獻，以及善男信女的奉獻，擁有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此時的寺院普遍通過出租土地獲取地租，經營商業獲得財富，甚至發放高利貸獲得暴利，逐漸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寺院經濟。>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思想史上有很大變化的時期，佛教與這些變化是比較融洽的。當時社會思潮中“玄學”，流行玄學基本特征是以老莊的思想為基礎解釋經典，奉《周易》、《》、《》為“三玄”，旨在說明現實世界背後存在永恒不變、非語言能形象表達的精神本體“道”或“無”，但魏晉玄學專務清淡， “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加上它的抽象思維形式，繁瑣晦澀，因此，雖曾風靡壹時，卻始終充當著名門望族用以表示身份和教養的壹種裝飾品，未能深入影響社會的各個階層，起到它應有的作用。對此，大乘佛教的般若學適時地彌補了玄學的這種只“雅”不“俗”的缺陷。大乘般若學和玄學壹樣，論證客觀世界的虛妄不實，通過般若智慧可以追求超越物質世界的精神本體。這樣，理論上兩者可以相通，佛教和玄學的互相援用就有了基礎。> >　魏晉南北朝的高僧，從他們宣揚的佛法來看，許多不僅是佛學家，而且也是玄學家，他們以佛教理論附會老莊思想，歷史也就把他們所宣揚的佛教稱之為“格義佛教”。> >魏晉南北朝佛教不僅有壹套精致的唯心主義體系迎合著門閥士族的玄學“雅興”，而且還具備了另外壹套解釋迎合了門閥士族的生活景況。魏晉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壹切特權，貴族們在實際生活中享樂，但是口頭上又要否認自己的這些行為，超脫自居，這種物質與精神的二重性，需要有壹種合理的解釋。佛教的《維摩詰經》解決了這壹難題。《維摩詰經》描寫的中心人物是維摩詰居士，他精通佛理，頗有辯才，神通廣大，同時他又家中豪富，妻妾成群，吃喝玩樂，無所不為，但是由於維摩詰具有超人的般若智慧，因此他雖然過得是十足的世俗生活，卻能保持高尚的精神境界，牟取暴利、出入妓院、吃喝玩樂這些精神墮落的事情，壹旦由維摩詰來做，不但不是墮落，而且是壹種崇高的自我犧牲，就是維摩詰處於大慈大悲、救苦救難、普渡眾生的心懷，運用各種靈活的教育方式點化眾生，使他們迷途知返。維摩詰的生活事例道出了當時門閥貴族的心聲，使他們腐朽的生活神化。因此佛教在門閥士族中也是很受歡迎的。> >　但是魏晉南北朝的佛教的迅速盛極壹時也導致了許多社會沖突。大量的寺院存在，佛教僧侶出家修行，不事生產，不僅影響了兵源，同時由於免稅的措施，國家無法從寺院獲得財源，對社會經濟、國運盛衰有著不利的影響，因此在壹定時候，政權會打擊佛教，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發生了兩次滅佛事件，壹次是北魏太武帝，因為北魏太武帝在長安的寺院裏發現了私藏的武器和大量錢財，甚至發現藏匿婦女，於是下令滅佛，既誅殺長安的和尚；壹次是北周武帝，因為寺院經濟耗費大量的民力和財力，與國家爭奪財富資源，皇帝就下令滅佛。> >　魏晉南北朝排佛最為激烈的是理論上的爭論，關註的問題壹是倫理問題，就是孝，在儒家眼中，孝不僅要表現在對父母的孝道，而且要愛護受之父母的胡須頭發，而出家剪斷頭發，無疑是大不孝，佛教為了應付這些討論，編出許多“孝”有關的典故，將 “孝”建立在“報恩”的基礎上；二是君臣問題，儒家認為臣屬禮拜君王是的事情，因此當佛教勢力越來越擴張，僧團越來越大的時候，儒家提出了“沙門禮拜君王”的理論，而佛教的理論家則有不同的看法，慧遠將佛教徒分為出家與在家兩類，如是在家，應當“奉法”，做“順化”之民，如是出家，就是“方外之賓”，自然不必拘泥世間的俗法，也就是“沙門不敬王者論”。三是夷夏之辨，在儒家最早的思想中，“內諸夏而外夷狄”是壹種普遍的觀念，壹些知識分子站在 “我族中心主義”的立場上，排斥外來文化，佛教作為外來的宗教，本身存在著“夷夏”分別的問題，尤其隨著佛教的廣泛流傳，改變了中國的許多思想信仰或風俗時，壹些人要依靠“夷夏之辨”來抑制佛教，佛教的擴張對道教打擊較大，因此道教宣揚這種思想的較多，如劉宋道士顧歡的《夷夏論》和齊梁道士張融的《三破論》是這種思想的代表。> >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的發展雖然有波折，但還是在喧囂的非難聲中，逐日逐夜的壯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