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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司馬遷的資料

司馬遷

(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

西漢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陜西韓城西南靠近龍門。所以司馬遷自稱"遷生龍門"《太史公自序》龍門,龍門山,很有名氣。傳說大禹曾在龍門開山治水。龍門山的南面是黃河。司馬遷的家正好在黃河、龍門之間。當地名勝古跡很多。司馬遷從小在飽覽山河名勝的同時,也有機會聽到許多歷史傳說和故事。)人。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壹說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卒於公元前87年,48歲終。現司馬遷墓祠,在韓城市城南10公裏芝川鎮南門外,位於黃河西岸的梁山東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司馬遷10歲開始學習古文書傳。20歲時,從京師長安南下漫遊,足跡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區,所到之處考察風俗,采集傳說。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繼承其父司馬談之職,任太史令,此後,司馬遷開始撰寫《史記》。後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獲罪下獄,受宮刑。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終於在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記》的撰寫。人稱其書為《太史公書》。是中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對後世史學影響深遠.

司馬遷還撰有《報任安書》,記述了他下獄受刑的經過和著書的抱負,為歷代傳頌。

發憤著《史記》

司馬遷從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為太史令後開始閱讀、整理史料,準備寫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寫作計劃,***經過十六年。這是他用壹生的精力、艱苦的勞動,並忍受了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個生命寫成的壹部永遠閃耀著光輝的偉大著作。力求真實

司馬遷撰寫史記,態度嚴謹認真,實錄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寫的每壹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都經過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對史實反復作了核對。司馬遷早在二十歲時,便離開首都長安遍踏名山大川,實地考察歷史遺跡,了解到許多歷史人物的遺聞鐵事以及許多地方的民情風俗和經濟生活,開擴了眼界,擴大了胸襟。漢朝的歷史學家班固說,司馬遷 "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也就是說,他的文章公正,史實可靠,不空講好話,不隱瞞壞事。這便高度評價了司馬遷的科學態度和史記的記事翔實。

司馬遷要堅持"實錄"精神,就必須面對現實、記錄現實,這就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忌諱"的問題。可是他在給人物作傳記時,並不為傳統歷史記載的成規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對歷史事實的思想感情記錄。從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貴族,到將相大臣,再到地方長官等等,司馬遷當然不會抹殺他們神奇、光彩的壹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們的腐朽、醜惡以及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尤其揭露了漢代統治階級的罪惡。他雖是漢武帝的臣子,但對於他的過失,司馬遷絲毫沒有加以隱瞞,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當時盛行的封禪祭祖、祈求神仙活動的虛妄。在《封禪書》中,他把漢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計祈求不死之藥的荒謬無聊行為淋漓盡致地描繪了出來。

司馬遷想為封建統治者提供歷史的借鑒作用,反映的是真實的歷史,這是非常可貴的。本著實錄的精神,司馬遷在選取人物時,並不是根據其官職或社會地位,而是以其實際行為表現為標準。比如,他寫了許多諸如遊俠、商人、醫生、倡優等下層人物的傳記。在司馬遷心目中,這些人都有可取之處。司馬遷首創了以人載事,始終敘述壹個人生平事跡的寫法。著重寫其"為人",並註意其"為人"的復雜性,是司馬遷的筆法。他在作傳時,把自己的看法寓於客觀的事實敘述之中,來表示自己對人物的愛憎態度。比如項羽這個人物,司馬遷同情他,以非常飽滿的熱情來寫這位失敗英雄。他既稱贊項羽的驍勇,又對他的胸無大誌、殘暴自恃作出批評。可是,在《項羽本紀》中,司馬遷並沒有發議論,但是他對項羽的愛憎態度卻於敘事之中明顯地表現了出來。這便是司馬遷作傳的最大特點,即真實性和傾向性的統壹。

2、愛憎分明

司馬遷愛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記當中表現得非常充分。他高度評價了秦末農民大起義。陳涉出身貧農,是農民起義的領導者,可司馬遷卻將他和諸侯並列,放在"世家"當中來敘述。對於壹個封建史學家來說,能做到這壹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將陳涉和古代有名的帝王--商湯和周武王相提並論,同時明確地指出,只要封建帝王暴虐無道,人民就有權利起來推翻他。陳涉領導的這支農民軍雖然沒有取得成功,但卻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秦末農民戰爭,最後終於推翻了秦朝的無道統治。對陳涉首先起義、推翻秦朝的歷史功績,司馬遷是完全持肯定態度的。

對於歷史上許多忠於祖國、熱愛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馬遷也大加贊賞。他當年遊歷時,曾到過湖南長沙北面的汨羅江,並在江畔憑吊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這次憑吊極大地影響了司馬遷,他的心靈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詩篇和壹生的遭遇。在給屈原作傳時,他認為屈原可以同日月爭輝,並憤怒地譴責了楚國貴族統治者不辨忠奸的醜惡行徑。當年,司馬遷還曾到湖南零陵郡瞻仰舜的葬地,對舜的事跡作了實地考查。後來在寫史記時,他便把舜的事情寫在《五帝本紀》裏,贊揚他憂國憂民的高貴品質。司馬遷也非常推崇"完璧歸趙"和"將相和"故事中的主人公--藺相如和廉頗,對他們的愛國行為大加贊賞。

在史記中,司馬遷還歌頌了那些為了反抗強暴,置自身性命於不顧的刺客以及救人急難、見義勇為的遊俠。比如"鳳蕭蕭兮易水寒,壯士壹去不復返"的荊軻,為報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不惜只身刺秦王,最終血濺秦廷。司馬遷對這些人物進行大膽的歌頌,實際上便是對勞動人民的同情,贊賞人民反抗強暴的願望。司馬遷對名醫扁鵲、諄於意等有益於人民的人,用很長的篇幅記錄了他們的生動事跡和醫學理論。這些人在當時都沒有社會地位,可在司馬遷的心目中,他們遠比某些王侯將相高貴。

對封建統治者的醜惡面貌,司馬遷也有比較深刻的認識,並無情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罪惡。比如《酷吏列傳》壹***為十個殘暴冷酷的官吏作傳,其中漢武帝的臣子就有九人。漢武帝當時重用張湯,而"湯為人多詐,舞智以禦人。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王屬交私"。所謂"乾沒",即空手得到的意思。這裏描寫的是張湯為小吏時好用計謀以制服人的情況。張湯得勢後,與趙禹壹起制定了各種殘的法令,其中有壹條叫"腹誹之法",即不管有罪與否,只要被指控為對朝廷心存不滿,就可以據此治罪。張湯不僅善於巧立法令名目,而且還會迎合漢武帝的心意去處置"犯人"。在他的主持下,往往壹個案件會使無數人家受到牽連,以致殺人如麻,視人命如草芥。這些人的罪惡活動都被司馬遷記錄了下來,他便是通過這些對漢武帝時期專制統治的殘酷和黑暗加以暴露和控訴的。

司馬遷的進步歷史觀和敢於揭露帝王過失的大膽作風值得肯定。對於歷史的演進過程,他的思想也比較完整。他在給予歷史正確的評價後,又充分肯定了歷史是不斷發展進化的這壹結論。

3、史家絕唱

魯迅先生曾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說,作為壹部規模宏大、體制完備的中國通史的史記,同時也是壹部非常優秀的文學作品。

在司馬遷的筆下,篇幅不多的文字就能非常生動地刻畫出壹個歷史事件或壹個歷史人物。例如,對《田單列傳》中田單防守即墨城的描寫。田單用了六條妙計大勝燕國,使齊國得以恢復。"火牛陣"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壹條計策。晚上,田單將紫紅色的帶有龍紋的布帛披在壹千多頭大牛身上,又在其角上綁上鋒利的刀劍,用油浸透它們的尾巴,再用火點著。於是,壹千多頭牛帶著熊熊火焰,像怪獸壹樣沖進了燕兵的陣地。而齊國士兵也拿著武器沖向了敵人,還有壹些人敲鑼打鼓,高聲喊叫,以壯聲勢。摸不著頭腦的燕兵嚇得爭相而逃,結果被殺得丟盔棄甲,燕兵的屍體遍布於戰場上,齊國大獲全勝。司馬遷雖著墨不多,可"火牛陣"就如壹幅圖畫壹般出現於讀者的腦海中。

司馬遷還栩栩如生地刻畫了不同類型的歷史人物。他對西楚霸王項羽的描寫非常精彩。巨鹿戰役中,項羽率領大軍渡河,然後沈掉所有的船只,並下令只允許帶三天的糧食,這便形象而又具體地刻畫了項羽破釜沈舟、與秦軍決壹死戰的決心和氣概。項羽的軍隊壹個抵十個,消滅了數量上遠遠超過自己的秦軍,在推翻強秦統治的戰爭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項羽在戰鬥結束之後,召見各路將領,當他們進入項羽的轅門時,沒有壹個人敢擡起頭走路。這是對項羽威風的描寫。對項羽被圍的場景,司馬遷描繪得更是感人。項羽慷慨而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司馬遷通過這歌聲,完全刻畫出了這位英雄在失敗以後時慷慨悲壯,而又無力挽回失敗命運的復雜心情。接下來,司馬遷又對項羽突圍後,在東城決戰時的勇猛作了描繪。當時項羽只剩下二十八個騎兵,當幾千名追兵迫近時,項羽圓睜雙目,怒喝壹聲,把漢軍嚇得後退了好幾裏。看到這樣的描寫,不禁使人覺得這位失敗的英雄似乎就在眼前。

再如,司馬遷描寫漢高祖入關時與民眾約法三章,充分表現出了壹個政治家的風度。而漢高祖也具有好謾罵的流氓習氣和隨機應變的性格。有壹回,韓信給漢高祖寫信,要求封自己為假齊王。漢高祖非常生氣,剛想發作,張良卻在壹旁暗示他別發作,他立即轉過口風說:"大丈夫平定諸侯,要做就做真王,做什麽假王呢?"這裏用字也不多,卻活靈活現地刻畫出了漢高祖善於隨機應變和玩弄權術的性格。

司馬遷在書中的敘述語言非常生動,人物形象鮮明。他廣泛采用口頭流傳的諺語、成語、歌謠,而且不回避方言土語。他的語言是壹種接近口語的"方言",通常敘述和人物對話和諧壹致,雖明快但含蓄,話外有音,值得玩味;繁復而簡潔,不拘壹格,各得其所,壹般都為人物特征的描寫服務。他刻畫人物說話口吻的描寫最令人玩味,充分表現了人物的精神態度。為了突出人物形象,他還常常適當地強調、誇張。比如,《高祖本紀》:"(五年)正月,諸侯及將相***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這壹段漢高祖讓帝位的話,是直接模擬當時的口語,生動形象地反映了漢高祖惺惺作態的樣子,讀完不禁覺得漢高祖說話的情景就在眼前似的。再者,司馬遷使用古史資料時,壹般以當時通用語翻譯古語。如《五帝本紀》寫堯舜的事跡,取材於今文《尚書?堯典》,把書中的"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允厘百工,庶績鹹熙"等語,翻譯為"百姓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信傷百官,眾功皆興"等,譯文與原文相比較,就會發現更容易讀懂。史記的人物傳記之所以這麽出色,是與司馬遷駕馭語言的高超能力分不開的。

壹個人在遭到無辜的迫害以後,通常有兩種選擇: 要麽悲觀消沈,要麽發憤圖強。而司馬遷選擇了後壹條路。他秉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的目的,將自己心中所有的"憤"全部傾註到史記的創作中去。司馬遷獨創了中國歷史著作的紀傳體裁,開創了史學方法上全新的體例。司馬遷以個人傳、紀為形式,以社會為中心記載歷史,為後人展示了壹部規模宏大的社會變遷史。無論在歷史上還是文學上,司馬遷都取得了光輝的成就。

他那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崇高的人格將永遠閃耀著不朽的光芒。

古史雜識之 不可鄙薄司馬遷

葛劍雄先生《貨殖何罪》(《讀書》壹九九六年第九期)縱橫恣肆,古今事例信手點化,可謂文理俱佳,令人獲益匪淺。但說“深感太史公的遠見卓識,不僅在壹般學者之上,也比當代某些史家高明”,很有模擬不當的意味。司馬遷何止比現在某些史家高明。關於為史壹道,司馬遷無人可及大概已是古今***識。再往寬泛處看,司馬遷身後還沒有任何學人能在對歷史、社會、人事諸多方面的綜合把握上可與之比肩,這恐怕也不算妄言

司馬遷說過:“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詔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向來將其著述之舉視為同《春秋》等量齊觀的事業,這壹點應該說也做到了。恕筆者孤陋,似乎還沒看到什麽人對司馬遷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 的自許說三道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應該算是完成了聖人般的事業。既然司馬遷功同《春秋》,他是否享有過哪怕片刻,如同孔聖人般的社會崇敬呢?答案是,從來沒有。於是,司馬遷又給後人留下了壹個沈重的命題:為何寫出過“聖人級”專著的作者,得不到聖人級的待遇?之所以要這樣說,是因為葛先生的上述句式,絕不會轉換成“才深感孔夫子的遠見卓識……也比當代的某些……高明”。而且從古至今,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轉換句式。

其實,司馬遷留下的這個命題,他自己已先行破解過,他說:“刑余之人,無所比數,非壹世也,所從來遠矣……自古而恥之。”(《報任安書》)原來大質已虧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資格。所以,司馬遷又說:“雖累百世,垢彌甚耳。”看來司馬遷椎心疾首還不僅僅是因為塵世間的屈辱以腐刑為最,更重要的是經此壹創,其人其書再也不會被後人視為聖人聖物。果不其然,不僅後世學人每每發出“史遷不察”之類的詞句,即使高明如葛先生者,也不自覺地將他所不值之人以司馬遷這桿大秤掂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司馬遷的偉大不僅在於能打理前史,也在於其能預見其身後之事。當人們為司馬遷驚天地泣鬼神般的文思欷噓不已的同時,又免不了墮入其生前已存在、身後仍延綿不去的世俗觀念中去,從而不會以虔誠的崇敬面對司馬遷。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司馬遷已先行預見了兩千年之後的世態,但也無法料定自己的命運。或許會有人說,司馬遷受宮刑是咎由自取。這種認識無疑是指責司馬遷燒糊過洗腳水,完全是厚顏無恥地替統治者的殘暴張目。且不說司馬遷受刑時李陵降否不明,即使坐實,兩國交兵,叛來降去,在漢代也是尋常之事,至少在司馬遷時代還不是當局用以定罪的名目。在《衛將軍驃騎列傳》裏就記有壹個趙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未聞失侯奪爵。所以對司馬遷的受刑原由還應當遵從他本人的說法,即“上以為仆沮貳師”,也就是蒙受了莫須有的腹誹罪。因此,可以斷言,兩千年前司馬遷蒙受的冤屈,是.的罪過。

當然,葛先生絲毫沒有認為司馬遷是罪有應得。這可以從文章處處表現出來的對.統治的厭惡及對司馬遷的崇敬之情上得出結論。但葛先生的無意識還是受了世俗觀念的影響,以至於他把自己不以為然的人和現象與司馬遷扯到了壹起。須知,不論對什麽人來說,只要能與司馬遷放在壹處較高下,都是壹種擡舉,而不是相反。另外,有關貨殖問題,胡適先生曾有過與葛先生類似的結論,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

司馬遷祠墓

坐落在韓城市南10公裏芝川鎮的韓奕坡懸崖上,始建於西晉永嘉4年。1982年2月,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位。司馬遷祠墓建築自坡下至頂端,依崖就勢,層遞而上。登其巔,可東望滔滔黃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長城,北觀芝水長流,可謂山環水抱,氣象萬千。壯觀的自然形式和秀麗的風光,映襯出司馬遷的高尚人格和偉大的業績。

祠墓建築群自下至上叠有坊矗立。坡下東北方豎壹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書“漢太史司馬祠”六個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經太公廟至岔道口,坡南有平臺之地,建有新遷的元代建築“禹王廟”、“彰耀寺”、“三聖廟”等,現已辟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壹牌坊,系元明建築物,上書“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馬遷德高如山,世人至為敬仰,從此迤邐而上,牌坊上書“河山之陽”四字,語出《太史公自序》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走完99級臺階登道就進入了祠院,祠院大門上書 “太史祠”寢宮,古柏參天,環境幽靜,置身其中,如登青雲,如臨仙境。

司馬遷留給後人的啟示

中國歷史悠久,史籍浩如煙海,歷史內容豐富多彩,歷史人物風姿萬千。我們中華民族有壹部令子子孫孫為之驕傲、為之神往的歷史。

當然,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對於每壹個人來說,面對悠久而豐富的歷史,究竟怎樣去了解它、認識它並從中獲得教益,受到啟迪與鼓舞?這就不是壹個簡單的問題了。看來,怎樣讀史,確是值得認真思考、認真研究的。依我的膚淺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認識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其次是著眼於從歷史中獲得思想上的啟示。這種啟示,壹是可以通過對歷史事實和歷史過程的認識而獲得,壹是可以從歷代史學家對歷史和史學的評論中去發掘。這兩個方面都很重要,而對於後壹個方面我們似乎還有許多事情可做,還有許多問題需要進壹步去深入思考。

中國歷史上每壹個有責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學家,都會以他們的心血凝聚起來的思想,留給後人許多有益的啟示。對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馬遷。司馬遷寫的《太史公書》--後人稱作《史記》,壹方面展示了他那時的壹部輝煌的中國通史,壹方面凝聚了他對史學和歷史的深刻的理解與認識。2000多年來,贊嘆它、研究它的人不絕於時,證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對於這樣壹部宏偉的歷史著作所展示的歷史長卷來說,在歷史運動中的個人,都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呢?這些角色和他們所活動的歷史舞臺及其背景,對今天的人們有些什麽樣的重要啟示呢?對於這樣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他那個時代的思想範圍內的壹些認識,而從不同角度看問題的人也會有屬於他那個領域或視角範圍內的壹些認識,這是壹部說不盡的"史家之絕唱"。盡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領域中,必有壹些最根本的、對不同時代的不同的人們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觀念。

比方說,人們為什麽要學習歷史?人們應該用什麽方法或態度對待歷史和現實的關系?這是有關社會公眾同歷史學之關系的最根本的問題,直至今天,還不斷有人提出類似的問題來。其實,關於這個問題,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寫道:"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幾句話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壹,他指出現實中的人們之所以要了解歷史、認識歷史,是把歷史作為現實的壹面鏡子來看待,加以對照,作為借鑒,既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也不是要現實去模仿歷史,二者是不應當混同的。這是明確地指出了古今的聯系和區別:因有聯系,故可"自鏡";因有區別,故"未必盡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禮而異務",他們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達到治理國家的根本目的。可見"自鏡"決不是混同古今。這兩點,很辯證地闡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誌古之道"。可見,拒絕歷史經驗,是愚昧的;生搬硬套歷史經驗,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則(即今天我們所說的規律)?如果有的話,人們認識這種法則有什麽意義?這是人們學習歷史、研究歷史壹個帶根本性質的問題,而首先是認識歷史之本質屬性的壹個帶根本性的問題。應當坦率地承認,這也是千百年來人們為之爭論不休的問題之壹。這個問題,太史公司馬遷也觸及到了。他從對社會經濟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認識?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征期會哉?(《史記·貨殖列傳》序)這是把耕種、開采、加工、交換,以及交換中的貴賤變化等人們的分工及相互關系,視為符合於"道"的自然現象。太史公在講到類似的經濟現象時還說:"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壹質壹文,終始之變也。"又說:"無異故雲,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準書》後論)他認識到:事物發展到極盛就會轉向衰落,有利的客觀形勢發展到了頂頭也會轉向不利的方面,這是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影響、沖突而造成的,是沒有什麽值得奇怪的。顯然,人們能夠認識到這壹點,其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對過往歷史有壹個大致正確的看法,而且還在於對現實的歷史運動和未來的歷史前景,會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和比較客觀的態度。

再如,歷史運動主要是由人的活動組成的;離開了人的活動也無從討論人類社會歷史運動的各種問題。那末,作為壹個個體的人,究竟應當在歷史活動中扮演什麽角色呢?這不僅涉及到人對自身生命價值的認識,還涉及到作為個體的人在社會生活、歷史運動中所具有的價值。歷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們對此有種種說法,都給人以有益的啟迪。他們所論大多是理性的闡說,這無疑能夠提高人們的認識,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在這方面,太史公從史學家的角度,冷靜地觀察那些經過歷史潮流洶湧澎湃沖刷之後(如大浪淘沙之後),仍然沒有逝去的歷史人物,並對他們的精神世界、社會活動進行分析和綜合,從而提出了撰寫歷史人物的基本原則;這原則既是太史公評價歷史人物的標準,又是他告誡後人如何做人的準則。太史公在綜論他為《史記》作人物列傳時是這樣說的:"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史記-太史公自序》)" 扶義倜儻",主要是講德行、風采;"不令己失時",是講善於把握時機、機遇;"立功名於天下",是講以天下為己任的事功目標。顯然,在太史公看來,他所要寫進《史記》的歷史人物,壹般都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卻又並不是用絕對的觀點來對待這個準則的;他的史筆之下,也活畫出壹些世儈小人,而正因為有這些人的存在,才更襯托出那些寫入歷史書的傑出人物的真正本色。從這裏,我們也可以看到,所謂"扶義倜儻"等等,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於後人的,後人應以為"自鏡",做壹個正派的、適應歷史潮流的、有益於天下的人。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壹書,留給後人許多啟示;這些啟示大多同具體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結合在壹起,這是《史記》之所以受到後人傳誦、崇敬的主要原因。這裏所舉出的三個方面的啟示,著重於人們為什麽要重視歷史、認識歷史、記住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歷史演進的法則何在,在歷史演進中人應當有什麽作為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司馬遷時代,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就是在當今,也仍然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總起來說,任何時代的人們,在認識與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上,在對待史學與社會及人生的關系上,都可以從《史記》中得到必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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