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稱之為“孔老二”。春秋後期魯國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魯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農歷二月十壹日）逝世，享年72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大約在孔子前幾代就沒落了。孔子年輕時做過幾任小官，但他壹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從事教育，相傳所收弟子多達三千人，其中賢人72,教出不少有知識有才能的學生，“桃李滿天下”就出自此處 。孔子任魯國司寇；後攜弟子周遊列國；最終返回魯國，專心執教。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時已被譽為“天縱之聖”、“天之木鐸”“千古聖人”，是當時社會上最博學者之壹，並且被後世尊為至聖（聖人之中的聖人）、萬世師表。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於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詩》、《書》，定《禮》 、《樂》，序《周易》，作《春秋》。
孔子的思想及學說對後世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姜廣輝認為，“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壹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過天啟和神諭來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裏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 “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通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壹生都在追求真、善、美，壹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
政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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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20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註，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壹些見解，到30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 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 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25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壹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27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後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9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 51歲了。孔子治理中都壹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12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壹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采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後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13年，齊國送80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後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並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旅程，這壹年，孔子55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6 萬，但並沒給他什麽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10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於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5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後，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後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壹方面是由於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壹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後，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2年（孔子59歲），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於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後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7日，最後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於壹死。孔子64歲時又回到衛國，68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16年，孔子73歲，患病，不愈而卒。
孔子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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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孔子63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遊列國9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並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並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於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聖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為，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裏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於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壹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壹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壹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於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於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準則。
孔子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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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學說的精華，比較集中地見諸於《論語》壹書，***二十篇，壹萬壹千余字。《論語》就是孔子的語錄，也有壹些是對孔子弟子言行的記錄，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傳弟子對孔子言行的追記。此書對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它的思想內容、思維方式、價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們民族的血液，沈澱在我們的生命中，鑄成了我們民族的個性。《論語》壹書集中闡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內涵----仁。“仁”是壹切理論的中心，所有的關於“仁”、“樂”的規範，都不過是手段，是為實現“仁”這壹道德的最後完美服務的。《論語》作為中華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漢時期就傳入了朝鮮和日本，日本〈大寶令〉還指定它為日本學生的必修課。1594年，傳教士利瑪竇將它譯為拉丁文後，它又被轉譯為意、法、德、英、俄等多種文字，在西方各國廣泛傳播。
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為“仁”即“愛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論點，提倡“忠恕”之道，又以為推行“仁政”應以“禮”為規範：“克己復禮為仁”。對於殷周以來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態度，以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又註重“學”與“思”的結合，提出“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和“溫故而知新”等觀點。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並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觀點。自西漢以後，孔子學說成為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深。
說到治理國家，孔子重視民生疾苦，呼喚仁政，希望統治者以仁義之心待民，他說“苛政猛於虎”，他還強調無論什麽法令法規，統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人際交往中，孔子強調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實誠信的態度對人，以恪盡職守的態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與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在為人處世上，孔子提倡自愛和愛人。孔子對天命持謹慎態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認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壹切要看個人後天的努力。當然，〈論語〉中也有壹些思想是與歷史潮流相背離的，如他政治上的復古傾向，他對等級、秩序的過分強調，他的內斂的人格價值取向等，這壹切都不可否認的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需要我們用現代意識對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類文明剛剛露出曙光的先秦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讓我們這些後人為之驕傲的。
孔子思想在近現代以來的新發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輸入中國以後，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條件下產生的新儒學。新興的“大眾儒學”是當代新儒學發展的又壹成果。
2. 杜甫（公元712--770），漢族，字子美，自號少陵野老，生於河南鞏縣（今河南省鞏縣）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乃祖為初唐詩人杜審言，乃父杜閑。我國唐代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並稱“大李杜”，人稱“詩聖”。壹生寫詩壹千四百多首。唐肅宗時，官左拾遺。後入蜀，友人嚴武推薦他做劍南節度府參謀，加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後世又稱他杜拾遺、杜工部。
他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遊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開始，他流亡顛沛，竟為叛軍所俘；脫險後，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七五九），他棄官西行，最後到四川，定居成都壹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壹帶，貧病而卒。
子美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譽為「詩史」。其人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被奉為「詩聖」。
杜甫善於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並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於全篇的回旋往復，標誌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於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壹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著為解救人民的苦難甘願做自我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壹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壹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沈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後。王禹、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範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壹九○。有《杜工部集》。
“三吏”、“三別”是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傑作。它真實地描寫了特定環境下的縣吏、關吏、老婦、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動、語言，生動地反映了那個時期的社會現實和廣大勞動人民深重的災難和痛苦，展示給人們壹幕幕淒慘的人生悲劇。在這些人生苦難的描述中，壹方面，詩人對飽受苦難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對官吏給於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惡痛絕；另壹方面，他又擁護王朝的平亂戰爭，希望人民忍受苦難，與王朝合作平定叛亂。這種復雜、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詩人憂國憂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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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壹，讀書和漫遊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19（時20歲）年始漫遊吳越，5年之後歸洛陽應舉，不第。再漫遊齊趙。以後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遊梁、宋（今開封、商丘）。後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後又遇於東魯，再次分別，就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壹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後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後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誌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後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壹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後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疏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後，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
四、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壹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後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壹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大量名作。
史傳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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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杜甫傳》
作者：歐陽修 宋祁 摘自《新唐書 藝文傳》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壹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郁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親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壹至玷汙。臣嘆其功名未就，誌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
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壹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彜，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彜。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
大歷中，出瞿唐，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壹昔卒，年五十九。
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雲。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壹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匯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余，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雲。
《舊唐書·杜甫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
甫天寶初（註：應為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註：應為右衛率府參軍）。十五載，祿山餡京師，肅宗征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註：時未嘗到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註：應為鳳翔），拜右拾遺（註：應為左拾遺）。房〔王官〕為布衣時，與甫善。時〔王官〕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王官〕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王官〕罷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王官〕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谷食踴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註：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負薪采〔木呂〕，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註：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廣德元年居梓、閬間事）。
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註：武凡兩鎮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則以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兼除西川。至以黃門侍郎再帥劍南，乃代宗廣德二年事），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註：此在嚴再鎮後，非上元也）。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床，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裏，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公之去蜀東行，以公詩證之，當在嚴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鎮成都，英□武人，粗暴，無能刺謁，耐遊東蜀，依高適（註：時適已官京朝，不在東蜀，公亦未依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殺英□，楊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註：去蜀後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註：其時江陵無警），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註：自衡往郴，舟泊耒陽耳，未嘗寓居也）。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註：阻水不在嶽廟），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註：當作大歷二年），啖牛肉白酒，壹夕而卒於耒陽（註：此說出於唐小說家，不可信，當以公詩正之），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耒陽遷甫之柩（註：元氏撰墓系，無自耒陽之文），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誚（註：唐《本事詩》雲：太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此詩太白集不載，不可信）。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