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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自解放以來有哪些變化?

剛解放時中國新政府不被美國等壹些強國承認,經濟上受封鎖。這也是當時沒有收復香港的原因,香港作為大陸與海外交往的壹個跳板。

經過幾十年的混戰,中國得到統壹,毛澤東作為主要領導人有很高的威望。剛解放是各方面都很困難,那時候開始探索社會主義的道路,大多數是仿照蘇聯的模式。實行計劃經濟,那樣東西生產多少是計劃好的,買東西要有相應的票才能買到,物質上很貧乏。那時後中國幾乎沒有汽車,而如今滿大街都是,可以說妳現在所能看到的是以前沒有的,以前的東西很多在現在都見不到了。變化是巨大的,中國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來在硬件上走完了西方國家百多年的路程。

舉例

重慶:交通方式最豐富的城市

“妳們今天過來,二三十分鐘就到了。原來跑壹趟,起碼得三四個鐘頭。”在重慶教育學院的家中,58歲的趙心憲教授就這樣打開了話匣子。

“除了求學7年的時間,我壹直在南岸工作和生活,可謂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所以常常戲稱自己是‘重慶土著’。”趙心憲說。

星移鬥轉,變與不變實在很難道清。雖然已在同壹個大學校園裏生活了幾十年,趙心憲卻越來越感覺自己總是置身在新的城市之中。“出去稍長壹點,回來就要倒‘時差’,真正是日新月異。”剛剛從歐洲遊學歸來的趙心憲,對此感觸更深。

重慶教育學院大門前,直轄前還只有壹條泥土路。過往的車輛不多,但只要壹過車,滿天塵土就會在校園上空遊蕩老半天。從市中心的渝中區到南岸,過了石板坡長江大橋就是壹座狹窄陰暗的隧道。“很多人都把那個隧道作為出城的標誌。”趙心憲說。從渝中區到南岸區是出城,到位於南山腳下的教育學院,則是真正的“下鄉”。上山下山、轉車過渡,壹趟折騰下來,渾身上下早已變得灰不溜秋。

現在的校門前變成了寬闊的馬路,最近又實施了“白改黑”,更加光潔平整。在校門口坐車,穿隧道、上高架、走環線,說到就到。“8小時重慶”縮短了城鄉間的距離,“半小時重慶”加速了經濟、文化、教育、智力等各種資源的交流與整合。輕軌、索道、隧道、纜車等等,使重慶成了全國交通方式最豐富的城市之壹。多彩的燈飾、錯落的地形和建築、流連的江水,使重慶擁有了“東方的曼哈頓”、“西部的維多利亞港灣”的美譽。

2002年,石板坡長江大橋南橋頭的山頭被鑿開,陰暗的隧道變成了暢通的快速分流道。在趙心憲眼裏,這座城市的融合發展,正像車流壹樣,變得越來越快。

鹽堿灘上的綠色奇跡

黃昏時分走出家門,到樓下的公園裏散步是錢貴明每天的“必修課”。

住在天津濱海新區的核心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第二大街恂園南裏的錢貴明,是泰達生態園林發展有限公司的壹名技師。生長在他家樓旁這座占地七千多平方米公園裏的許多樹種,就是他親手繁育、移植到這裏的。

如今,在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內,這樣的公園比比皆是。放眼望去,壹派蔥蘢。

20多年前,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是在壹片海鹽田、鹵化池上誕生的。按照常規,如果土壤含鹽量超過0.7%,植物就難以成活,而這裏的土壤含鹽量卻高達4.6%!而且還經常刮“鹽塵暴”,因此被專家稱之為“綠色植物的禁區”。為建設與區域經濟高速發展相適應的城市綠色環境,當時的開發區管委會組織了總***七八個人的壹支綠化隊伍,撥出50萬元,開始了鹽堿灘上的“綠化攻關”。

“攻關的苦和難,真是難以敘述……”錢貴明告訴記者:當初,他們雖然只選擇栽培白蠟、圓柏等壹些抗鹽堿的樹種,但成活率依然很低。後來又采取“穴狀換土”的辦法,但由於出現“土壤次生鹽漬化”,試驗也宣告失敗……再後來又陸續摸索出搞“側滲槽”排鹽、鋪設盲管和淋層、回填客土等方法,最終取得成功。

為了抵禦“鹽塵暴”,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從1989年開始營建環保防風林帶。在總長約28公裏的環狀帶上種植了50米寬的刺槐、檉柳、金銀木、三倍體毛白楊等耐生樹種,到2004年這項工程完工時,這條“綠色項鏈”已使濱海新區“鹽塵暴”的發生率下降了80%以上。

錢貴明說:經過20多年的奮鬥,目前天津開發區累計建成綠地面積815萬平方米,綠化覆蓋率達到31.55%,人均綠地面積39.3平方米。2003年天津開發區被評為全國綠化園林先進城區。今年他們還專項投入500萬元,實施立體綠化和園林景觀藝術化工程,使這座濱海新城的綠化指標和質量居國內壹流水平。

“老麗江”見證古城變遷

連續幾天的陰雨,使得雲南麗江古城彌漫著寒流的氣息,在瑟瑟的秋風中,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客依然擠滿了這個有著世界文化遺產稱號的小小古城。

“這裏的變化太大了,大家吃得好了,住得好了,穿得好了。”1928年出生的吳積仁老人,78年來壹直生活和工作在古城,9月14日下午在家中,向記者激動地講述了他親眼目睹的古城的變遷。

在他的記憶裏,兒時的古城就已經是壹個熱鬧的商埠,但是其規模和經營的商品種類無法與今日相比,古城的基礎設施也是極其簡陋和破舊,當然更沒有前來休閑度假的遊客。

他家當時就住在古城大石橋附近,全家人靠壹個小雜貨鋪勉強維持生計。使他至今難忘的是8歲那年,賀龍、關向應等率領的紅二、六軍團來到了古城。住在他家的紅軍幫助挑水、掃地、劈柴,和藹可親,還宣講革命道理,這也成了他後來投身革命的重要原因。

1949年5月,他參加了黨領導的遊擊隊,同年便加入了***產黨。參軍、當幹部、做老師,直到1986年從縣文化館館長的崗位上離休。

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後,麗江這個邊遠落後的民族地區,開始煥發了勃勃生機,經濟社會不斷發展。雖然後來遭遇了大地震,古城受到了破壞,但在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民及國際社會的關懷幫助下,古城得到了迅速的修復和發展。

遊客年接待量現已達到400多萬人次,稅收大幅度增加、古城居民的收入也逐年提高,日子真像“芝麻開花節節高”。

離休後的他,慶幸自己趕上了好時光,決心用照相機記錄下故鄉的變化。他背著自費購買的照相機,踏遍了古城的每個街道和角落,跑遍了全縣的大多數村寨,至今已經拍攝了4萬多張照片,其中壹部分有關古城的照片已成為珍貴的歷史影像文獻資料。

吳老壹邊向記者展示他拍攝的眾多照片,壹邊感慨地說:“真是沒有***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們勞動人民的幸福生活。妳瞧我家裏,住的是兩層小樓,有電視、手機、冰箱、DVD機,光照相機就有10臺,真是應有盡有、樣樣齊全,兒女們全都有工作、有自己的住房,還出了兩個大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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