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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漁的生平事跡

李漁出生時,由於其祖輩在如臯創業已久,此時“家素饒,其園亭羅綺甲邑內”,故他壹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

其後由於在科舉中失利,使肩負以仕途騰達為家庭光耀門戶重任的李漁放棄了這壹追求,毅然改走“人間大隱”之道。

公元1666年(康熙五年)和1667年(康熙六年)先後獲得喬、王二姬,李漁在對其進行細心 *** 後組建了以二姬為臺柱的家庭戲班,常年巡回於各地為達官貴人作娛情之樂,收入頗豐,這也是李漁壹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壹個階段,同時也是李漁文學創作中最豐產的壹個時期,《閑情偶寄》壹書就是在這壹段內完成並付梓的。

1672、1673年,隨著喬、王二姬的先後離世,支撐李漁富足生活的家庭戲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漁的生活從此轉入了捉襟見肘的困頓之中,經常靠舉貸度日,1680年,古稀之年的李漁於貧病交加中泯然於世。

說起李漁,壹開始幾乎是幾個男人之間的談資,稍稍有點隱私,關於如何挑選女人、關於《金瓶梅》的版本,諸如此類,以為都是秘不示人的。

可是後來發現,喜歡李漁的人越來越多,不僅男人喜歡,連女人也很欣賞。

是不是可以這麽說,喜歡李漁,幾乎出於男人的本能。

因為李漁是壹個熱愛生活,並且生活得很藝術的人。

而且他能夠把生活的經驗又很藝術地寫成書,這也是他高出許多風流才子的地方。

林語堂在談到《閑情偶寄》這本書時說:“李笠翁的著作中,又壹個重要部分,時專門研究生活樂趣,時中國人生活藝術的袖珍指南,從住室與庭院、室內裝飾、界壁分隔到婦女梳妝、美容、烹調的藝術和美食的系列。

富人窮人尋求樂趣的方法,壹年四季消愁解悶的途徑、性生活的節制、疾病的防治……”

李漁的戲曲論著存《閑情偶寄》詞曲部,以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譯、格局六方面論戲曲文學,以選劇、變調、授曲、教自、脫套五方面論戲曲表演,對我國古代戲曲理論有較大的豐富和發展。

《閑情偶寄》除戲曲理論外,還有飲食、營造、園藝等方面的內容。

李漁在給禮部尚書龔芝麓的信中說:“廟堂智慮,百無壹能;泉石經綸,則綽有余裕。

……托之空言,稍舒蓄積。”可見此書足能反映他的文藝修養和生活情趣。

夏李村人多地薄,“流寓於外者幾三分之二”,其族中不少人在江蘇如臯古城經營藥材,有“冠帶醫生”頭銜的李漁伯父李如椿在如臯城內的藥鋪也開得紅紅火火。

李漁父親李如松在李漁出生後不久,便舉家遷往如臯居住,以助其兄照顧生意。

自幼聰穎的李漁,繈褓識字,“四書”、“五經”過目不忘,總角之年便能賦詩作文,下筆千言。

他每年在自家後院的梧桐樹上刻詩壹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虛度年華。

15歲時在梧桐樹上刻的詩是:“小時種梧桐,桐本細如艾。

針尖刻小詩,字瘦皮不壞。

剎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

桐字已如許,人長亦奚怪。

好將感嘆詞,刻向前詩外。

新字日相催,舊字不相待。

顧此新舊痕,而為悠忽戒。”

為了讓兒子能靜心攻讀,光宗耀祖,李漁母親學孟母“三遷教子”,將李漁安置到李堡鎮上的壹座“老鸛樓”裏讀書。

但正當李漁在書山學海中奮讀攻研、學有所成的時候,他父親因病不幸去世,家庭突然失去頂梁柱,全家人頓陷困境。

迫於生計,也因自己要回原籍浙江參加科舉考試,李漁決計扶柩回鄉,回到故鄉蘭溪夏李村,這年,李漁十九歲。

同年,娶了距夏李村約十華裏的生塘徐村(今屬水亭鄉)徐氏女為妻,並白頭偕老。

李漁多次出遊,都靠她主持家政有方,得無後顧之憂。

李漁在其作品中親切地叫她“山妻”。

父親的去世更堅定了李漁謀取功名的決心,崇禎八年(1635年),李漁去金華參加童子試,壹舉成為名噪壹時的五經童子。

首戰告捷,使李漁嘗到了讀書成名的甜頭,他信心更足,讀書也更加刻苦。

崇禎十二年(1639年),29歲的李漁穩操勝券赴省城杭州參加鄉試,他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竟名落孫山。

科場失利的沈重打擊,他滿腹牢騷,在寄給同試落榜友人的信中寫道:“才亦猶人命不遭,詞場還我舊時豪。

攜琴野外投知已,走馬街前讓俊髦。

酒少更宜賒痛飲,憤多姑緩讀《離騷》。

姓名千古劉蕡在,比擬登科似覺高。”次年元日作《鳳凰臺上憶吹簫》嘆功名不就:“昨夜今朝,只爭時刻,便將老幼中分。

問年華幾許?正滿三旬。

昨歲未離雙十,便余九、還算青春。

嘆今日雖難稱老,少亦難雲。

閨人,也添壹歲,但神前祝我,早上青雲。

待花封心急,忘卻生辰。

聽我持杯嘆息,屈纖指、不覺眉顰。

封侯事,且休提起,***醉斜曛。”

崇禎十五年(1642年),明王朝舉行最後壹次鄉試,李漁再赴杭州應試,由於局勢動蕩,李漁途中聞警返回蘭溪。

不久,社會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清朝的鐵騎橫掃江南,明王朝已成風雨飄搖之勢。

國難當頭,自己求取功名之路化為泡影,此時的李漁心灰意冷,惆悵不已。

這年的清明節,他在祭掃先慈墓時,百感交集,內心愧疚,長歌當哭:“三遷有教親何愧,壹命無榮子不才。

人淚桃花都是血,紙錢心事***成灰。”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馬許檄彩之盛請,做了幕客。

後又結識新任知府朱梅溪,兩人誌趣相投,來往甚為密切。

壹次,朱梅溪盛邀李漁去城東南隅的八詠樓賞景,並要他為此樓題聯,以彌補該樓有詩無聯的缺憾。

八詠樓原名元暢樓,因齊梁時沈約的壹首《元暢樓詠》而得名,唐代後改名,是歷代文人墨客吟詠之盛地。

南宋李清照曾登臨此樓,並作《題八詠樓》。

因為有了前人的名篇,後人便不敢輕易吟詩撰聯。

李漁當即作了“沈郎去後難為句,婺女當頭莫摘星”壹聯,令人拍案叫絕。

朱梅溪命人制匾後懸於樓柱上。

三年後,清兵攻入金華,樓遭災,聯遭毀,李漁也被迫離開金華回到了蘭溪。

清順治三年(1646)8月,清軍攻占金華,“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頭如雨落”。

功名不遂、身經戰亂的李漁歸隱故鄉,回夏李居住。

清廷頒布了剃發令,所到之處,“留頭不留發,留發不留頭”,李漁對這壹傷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雖強烈不滿,但為了保命,還是剃了,並自稱為“狂奴”,奮筆寫道:“髡盡狂奴發,來耕墓上田。

屋留兵燹後,身活戰場邊。

幾處烽煙熄,誰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過太平年。”

李漁自譽為“識字農”,在伊山頭的“先人墟墓邊”,“新開壹草堂”,構築了自己的樂園-伊山別業(即伊園)。

伊園是李漁展示其園林技藝的最初傑作,園內經他獨具匠心的設計和安排,構築有廊、軒、橋、亭等諸景,自譽可與杭州西湖相比,“只少樓臺載歌舞,風光原不甚相殊。”並寫下《伊園十便》、《伊園十二宜》等詩篇詠之。

“此身不作王摩詰,身後還須葬輞川”,他決定學唐代詩人王維,在伊山別業隱居終生,老死於此。

在這之前,他還寫過《歸故鄉賦》,裏面寫道:“至乃雞犬歡迎,山川相識。

農輟鋤以來歡,漁投竿而相揖。

騷朋韻執,索佳句於奚囊;逸叟閑夫,訪新聞於異國。

家無主而常扉,草齊腰而沒膝。

燕遷舊壘之巢,鵲喜新歸之客。

蟲網厚兮如繭,蝸跡紛兮如織。

書破蠹肥,花稀棘密。

妻顏減紅,親發增白。

幸猶歸之及今,悔長征之自昔。”“男子生兮,弧矢四方。

世莫予宗兮,盍歸父母之邦。

采蘭紉佩兮,觀瀔引觴。

與鼎食而為萍為梗兮,寧啜菽而為梓為桑者也。”深感行邁之艱,字裏行間表露出了歸隱之意。

李漁非常關心村上的公益事業,以他為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壹座涼亭,取名為“且停亭”,並題聯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來者往者溪山清靜且停停”。

此亭此聯壹直為後人傳頌,被列為“中國十大過路涼亭”之壹。

他還倡修水利,積極為首興建石坪壩等四處堰壩,挖掘伊坑等溝渠六華裏,使易旱的黃土丘陵地帶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農田水利,村民至今受益。

據《龍門李氏宗譜》載:“伊山後石坪,順治年間笠翁重完固。

彼時笠翁構居伊山之麓,適有李芝芳任金華府刑訂廳之職,與笠翁公交好,求出牌曉諭,從石坪處田疏鑿起,將田內開鑿堰坑壹條,直至且停亭,復欲轉灣伊山腳宅前繞過。

公意欲令田禾使有蔭註,更欲乘興駕舟為適情計也。”石坪壩後人譽為“李漁壩”。

順治八年(1651)李漁被推為宗祠總理,手訂下李氏宗祠《祠約十三則》,又主持修了《龍門李氏宗譜》,深受村民敬重。

這壹年,李漁在壹次興修水利過程中介入了與生塘胡村的壹場詞訟之中,後因“胡姓刁詐,事不如願,結訟中止”。

此事使李漁萌發了到杭州發展自己事業的念頭。

於是他寫下《賣山券》,賣去自己悉心營造、終日遊樂其間的伊園,舉家移往杭州,去尋找新的創業之路。

李漁為其在杭州的寓所題名為“武林小築”,並在此暫居下來。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雖美麗如畫、勝似天堂,但初來乍到,人生地不熟,盡管有朋友的接濟,但仍然舉日維艱,窮途欲哭,處境十分尷尬。

然而,李漁並沒有氣餒,他知道,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謀生之道。

壹段時期,在杭城的大街小巷、戲館書鋪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和身影,他在不斷接觸、不斷觀察、不斷了解中發現,在這座繁華的都市裏,從豪紳士大夫到壹般市民,對戲劇、小說都有著濃厚的興趣,而自己正好有這方面的專長,“賣賦以糊其口”,壹方面可以解決壹家人生計,另外壹方面還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腳跟,隱逸於市井間。

主意壹定,他毅然選擇了壹條前人從未走過的、被時人視為“賤業”的“賣文字”之路,開始了他作為中國歷史上第壹位“賣賦糊口”專業作家的創作生涯。

他以旺盛的創作力,數年間連續寫出了《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玉搔頭》等六部傳奇及《無聲戲》、《十二樓》兩部白話短篇小說集。

這些通俗文學作品雖在當時被正統文人所不齒,視為末技,但由於通俗易懂,貼近市民生活,寓教於樂,適合觀眾、讀者的欣賞情趣,所以,作品壹問世,便暢銷於市場,被爭購壹空。

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說集,更是受到讀者的歡迎,成為搶手貨。

李漁稱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書”,壹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也不重復自己。

他努力發現“前人未見之事”,“摹寫未盡之情,描畫不全之態”,故事新鮮,情節奇特,布局巧妙,語言生動。

他的小說重在勸善懲惡,同情貧窮的下層人物,歌頌男女青年戀愛婚姻自主,譴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學為主題,具有壹定反封建的進步意義。

後人在評論他的小說成就時,稱他的《無聲戲》、《十二樓》兩個短篇小說集是繼馮夢龍、淩濛初的“三言”、“二拍”之後不可多得的優秀作品,是清代白話短篇小說中的上乘之作。

關於李漁的戲劇創作,據他本人和同時代人郭傳芳說,有“前後八種”、“內外八種”***十六種,但編寫時可以肯定的卻只有十種。

李漁寫作傳奇是他生平最大的“癖嗜”,自稱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

他從明代劇作家遠離舞臺使劇本成為案頭之作中發現弊病,開始註重聯系觀眾和舞臺效果,重視研究戲曲的演習工作。

因此,李漁在戲曲的藝術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和創新。

獨樹壹幟的戲劇風格使他在當時詞壇上壹舉成名,“北裏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

李漁的作品因為雅俗***賞,通俗易懂,故遍行於坊間,不少作品還被翻譯後流入日本及歐洲國家。

從1651至1668年,李漁在流寓杭州、南京等地期間創作了《憐香伴》、《風箏誤》、《比目魚》、《凰求鳳》等大量劇本。

他把《風箏誤》等十個劇本合稱《笠翁十種曲》出版發行,此書壹經問世,便洛陽紙貴,搶購壹空,並被當時的戲劇界推為“所制詞曲,為本朝(清朝)第壹”。

《十種曲》的問世,扭轉了在李漁之前戲曲創作上重“曲”輕“劇”,重填詞輕賓白的風氣。

為了加強舞臺演出效果,李漁十分重視賓白創作和運用,他是中國戲曲史上第壹個重視賓白的劇作家,也是賓白創作成就最高的劇作家。

他主張“填詞之設,專為登場”,“傳奇不比文章,文章做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 *** 與讀書人與不讀書人看,又與不讀書之婦女小兒同看,故貴淺不貴深”。

《十種曲》的題材全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而且喜劇色彩十分濃郁,這是李漁傳奇最突出的地方。

他說:“傳奇原為消愁設,費盡枝頭歌壹闕;何事將錢買哭聲,反會變喜成悲咽。

唯我填詞不賣愁,壹夫不笑是吾憂;舉世盡成彌勒佛,度人禿筆始堪投。” 李漁是中國戲劇史上第壹個、也是惟壹專門從事喜劇創作的作家,被後人推為“世界喜劇大師”。

李漁在杭州居住數年之後,隨著作品的不斷問世,“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壇新人。

他的作品以驚人的速度向各地流傳,杭州、蘇州、南京等地的壹些不法書商千方百計進行私刻翻印以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當時,數日之內,三千裏外的地方也能見到笠翁新作。

有的就幹脆拿壹個名不見經傳的作者的作品,掛上“湖上笠翁”的名進行發行,蒙騙讀者。

不法書商不擇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徑,不僅侵犯了他的著作權,還極大地影響到他的聲譽和經濟收入。

為捍衛著作權,他勇敢地站出來與之進行了不懈的鬥爭。

他壹邊請求官府為他主持公道,傳劄布告;壹邊與女婿沈心友四處奔走,上門交涉。

他曾在《閑情偶寄》裏說道:“至於倚富恃強,翻刻湖上笠翁之書者,六合以內,不知凡幾。

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當決壹死戰,布告當事,即以是集為先聲。

總之天地生人,各賦以心,即宜各生其智,我未嘗塞彼心胸,使之勿生智巧,彼焉能奪吾生計,使不得自食其力哉!”

可以說,李漁是中國最早具有版權意識的出版家,也是最早捍衛自己著作權的作家。

然而由於當時社會沒有形成對知識產權的法律保護,盜版現象仍防不勝防,屢屢發生,使李漁忙於交涉,興嘆不已。

而其中以金陵(今南京)的盜版者為最多,為了便於交涉,李漁索性在1662年左右離開了杭州,舉家遷往金陵。

清順治十七年(1660),李漁五十歲,親朋好友欲為他舉行五十歲壽辰,被他謝絕了。

李漁聯想到自己已年過半百,仍無子無成,頓生感嘆。

他在《五十初度答賀客》中寫道:“盡日為農曲水邊,偶因客至罷耘田。

窮愁豈復言初度,衰病空窮祝大年。

艾不服官今已矣,歲當知命卻茫然。

紛紛燕賀皆辭絕,止受心交壹字憐。”

此事過後壹個月,側室紀氏為他產下壹子,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

晚年得子,為他寥落的生活帶來無窮的樂趣。

李漁為他取名將舒,大擺宴席以示慶賀,並作七絕《五十生男自題小像誌喜》:“年逾四十便蕭條,人說愁多面色雕。

歡喜若能回老態,十年霜鬢黑今霄。”七律《庚子舉第壹男,時予五十初度》:“五十生男命不孤,重臨水鏡照頭顱。

壯懷已冷因人熱,白發催爺待子呼。”

李漁給第壹子取名“將舒”,從他所寫《名諸子說》中的 “天下事莫妙於將,而莫不妙於既”壹句中可以理解其用意,他說:“將者,將然未然之詞也。

既,則令人觀止矣。”又說:“吾欲諸子顧名思義,人各用將,凡事皆然,不獨功名富貴。

富而不將,則以滿致溢;貴而不將,則由高得險。

戒之哉。”

自從李漁五十歲添第壹子後,次年,紀氏又生壹子取名將開;五十二歲時,紀氏再生壹子取名將榮,過了壹個月,側室汪氏也得壹子取名將華;後來又得將芬、將芳、將蟠三子,***七子,將榮、將芬早殤,實存五子。

大約1662年前後,李漁告別了風景如畫的西子湖,來到文人薈萃、虎踞龍盤的六朝古都南京,開始了他文化事業上的全新時期。

李漁先在金陵閘暫居了壹段日子,後來在孝侯(指晉人周處)臺邊購得壹屋,因“地止壹丘”,故取名為芥子園,取“芥子雖小,能納須彌”之意。

小小園庭經他精心設計,巧妙安排,倒也別有情趣,有棲雲谷、月榭、歌臺、浮白軒等諸景,並都題有楹聯。

如書室聯:“雨觀瀑布晴觀月;朝聽鳴琴夜聽歌。”月榭聯:“有月即登臺,無論春秋冬夏;是風皆入座,不分南北西東。”等。

此時,李漁壹家連同奴仆少說也有幾十口人,為了維持壹家人的衣食需求,他不得不與官吏打交道,常常外出“打抽豐”,以尋求保護與饋贈。

“打抽豐”是明清時代風行的壹種社會現象,就是壹些未曾做官的文人,憑文藝上的某些特長,出入士大夫之門,以求得到饋贈;士大夫也借這班人來獲取美名。

“我以這才換那財,兩廂情願無不該”,於是李漁常與達官貴人打交道,交朋友,為他們賦詩撰聯,談文說藝,度曲演戲,設計園亭,把他們的書信、文案等選編出版等。

出眾的才華,加上善於交遊,他不但能“混跡公卿大夫間,日食五侯之鯖,夜宴公卿之府”,還經常獲得豐厚的饋贈,為他的文化活動提供支持與幫助。

當時有的正統文人看不起李漁,說他是“有文無行”。

面對世俗偏見和世人的不理解,他無由辯白,信誓旦旦地認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評,豈人之所能倒”,“生前榮辱誰爭得,死後方明過與功”,他相信歷史將會對自己作出公正的評判。

當然,李漁“打抽豐”也是有自己的原則的,絕不折節自辱。

壹次,有同學來信說,有個大官要他去見見面,他回信說:“弟雖貧甚賤甚,然枉尺直尋之事,斷不敢為。

……且此公之欲見貧士,豈以能折節事貴人乎?有緣無緣,聽之而已。” 李漁居金陵期間,結交了很多文友,他們中有雅慕李漁之才者,有自己喜愛舞文弄墨而與李漁相往來者,而當地官吏結交李漁者也不在少數,但絕大部分不過故作風雅,借李漁之名以飾門面的達官貴人為多。

居金陵二十年,李漁以文會友,以戲會友,與整個社會有著廣泛而頻繁的接觸,交遊面極廣。

他曾經為時任江寧織造、《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曾祖曹璽撰贈過對聯,與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成為忘年交;與《聊齋誌異》作者蒲松齡壹見如故,相見恨晚,互贈詩詞(當時蒲31歲,李61歲);在蘇州百花巷、金陵芥子園內,經常可以看到李漁與他的文友、戲友壹起觀劇切磋技藝。

清初的吳偉業、錢謙益、龔鼎孳等“江左三大家”, 王士祺、施閏章、宋荔裳、周亮工、嚴灝亭、尤侗、杜濬、余懷等“海內八大家”以及“燕臺七子”、“西泠十子”中的多數都與他有過交往。

李漁交友有道,深明“君子朋而不黨”,“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膠如漆”等古訓。

他在《交友箴》中寫道:“飲酒須飲醇,結交須結真。

飲醇代藥石,交真類松筠。”還寫道:“交道戒紛紜,交情忌稠密。

神交千裏通,面交九嶷隔。

寧寡無濫觴,寧淡無膠漆。”當時有個潘壹成,和他壹樣也是“府癢生”,明亡以後,也不再應試。

此人恣情遊覽,到處題詠而不署名,李漁神交已久。

壹次,李漁在南昌東湖酒肆中,認出他的題句,經過訪問,知他是湖南東安人。

1668年,李漁遊桂林,特地繞道去東安訪潘壹成。

遍尋不著,壹日偶泊林樹下,見壹蓬門草屋,門上有副對聯,李漁笑道:“此有塵外之致,定是他的住處了。”進門相見,果然是他,兩人意氣相投,言談融洽,留敘二日方才依依道別。

在與他交往的、有文字記載的800余人中,上至位高權重的宰相、尚書、大學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藝人,遍及十七個省,二百余州縣,可以說,他是中國古代文化人中交友最多、結交面最廣的文人。

眾多的朋友,使李漁能自由往來於朝野文人之間,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識,懂得了許多人情世故,更為他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生動的文學素材。

為豐富知識,陶冶性情,向大自然汲取營養,李漁與古代許多文人壹樣,不僅讀萬卷書,而且行萬裏路。

居金陵期間,他壹方面為了生計,不得不四處奔走,交結官吏友人,以取得他們的饋贈和資助;另壹方面,他每到壹地,都要遊覽山水勝地。

“生平錮疾,註在煙霞竹石間”,他把大自然稱為“古今第壹才人”。

他說:“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還說:“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樂。”在古代交通條件十分落後的情況下,他攜帶家班遠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閩、楚、豫、廣、陜等省區,“三分天下幾遍其二”,“名山大川、十經六七”,“四海歷其三,三江五河則俱未嘗遺壹”,中華大地的奇山秀水到處都留下了他的足跡。

李漁“過壹地即覽壹地之人情,經壹方則睹壹方之勝概。

且食所未食,嘗所未嘗。”在長期的漫遊中,他對大自然作了深入的觀察研究,對各地風土人情作了詳細的調查,不僅進壹步孕育了自己對各方面藝術的情趣,而且獲得了大量的第壹手創作素材,經過他精煉細微的藝術加工,從而創作了大量的詩、詞、曲、賦,既有寫實的、抒情的,也有聯想的、議論的,語言精煉,韻律優美,深得世人稱頌。

他還將這些從遊歷四方獲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說、戲曲創作和造園藝術中去,為後人留下了壹批豐富而彌足珍貴的文化遺產。

晚年的李漁思鄉之情日切。

60歲的時候他有壹次經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蘭溪故裏。

在經過桐廬縣嚴子陵釣臺時李漁寫下壹首詞《多麗·過子陵釣臺》,深刻地剖析了自己的壹生。

詞曰:

過嚴陵。

釣臺咫尺難登。

為舟師,計程遙發,不容先輩留行。

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

同執綸竿,***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輕!不自量,將身高比,才識敬先生。

相去遠:君辭厚祿,我釣虛名。

再批評。

壹生友道,高卑已隔千層。

君全交,未攀袞冕;我累友,不恕簪纓。

終日抽風,只愁載月,司天誰奏客為星?羨爾足加帝腹,太史受虛驚。

知他日,再過此地,有目羞瞠。

李漁回到蘭溪故裏,物是人非,感慨萬千,寫下了《二十年不返故鄉重歸誌感》:“不到故鄉久,歸來喬木刪。

故人多白冢,後輩也蒼顏。

俗以貧歸樸,農由荒得閑。

喜聽惟澗水,仍是舊潺湲。”當時的蘭溪縣令趙滾十分敬重李漁的德與才,聞訊後,送去“才名震世”牌匾,並懸掛於夏李村李氏宗祠。

為了便於兒子回原籍應試,康熙十六年(1677) 67歲的李漁遷回杭州。

在當地官員的資助下,李漁買下了吳山東北麓張侍衛的舊宅,開始營建“層園”。

由於搬家的勞累,壹次失足從樓梯上滾下,傷了筋骨,從此李漁貧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訂的《笠翁壹家言》也難以繼續了。

他為此向京師老友寫了壹封 *** 《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要求援助,其所述景況,所興感慨,無不讓人痛心憐憫。

許是這封 *** 起了作用,李漁在朋友、官員們的資助下,次年層園修成。

此園緣山而築,坐臥之間都可飽賞湖山美景。

“繁冗驅人,舊業盡拋塵市裏;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畫圖中。”李漁貧中尋樂,準備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長,由於長期奔波的勞累,李漁再次病倒。

康熙十九年(1680)農歷正月十三,在壹個大雪紛飛的淩晨,這位奮鬥壹生、立誌創新的老人與世長辭了。

李漁死後,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錢塘縣令梁允植為他題碣:“湖上笠翁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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