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壹九六壹年，博爾赫斯獲得平生第壹個國際獎時——他與塞繆爾·貝克特分享了該年度福門托獎（Prix Fermentor），國內的《世界文學》上就出現了對他作品的簡短評介（當時用的是“波爾赫斯”）。“文革”後期，《外國文學情況》（內刊）兩次偶然提到博爾赫斯，均稱之為“自由主義右派”。直到壹九七九年，國內才開始陸續發表其作品的中譯。到壹九九九年博爾赫斯百年誕辰時，五卷本《博爾赫斯全集》出版，這也是第壹個按照國際出版慣例成功引進的拉美作家的全集版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拉美文學翻譯與出版整體趨冷的情形下，博爾赫斯的壹枝獨秀頗為有趣。二十多年來，博爾赫斯不僅不斷被“翻譯”，事實上也不斷被“重寫”。結果是，博爾赫斯已被重構為不折不扣的“文化英雄”，散發著諸如“後現代主義文學大師”、“反極權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光輝。但是，這些命名如何產生？哪些事實被突顯，又有哪些被遮隱？書寫策略的選擇與彼時的社會語境有何關聯？
所謂博爾赫斯的“反極權”，主要指他終其壹生堅定地反對胡安·庇隆。博爾赫斯同庇隆的淵源始於1945年10月，當時庇隆剛剛在阿根廷升任為將軍，正在烏拉圭演講的博爾赫斯在當地報紙發表聲明，認為庇隆將帶給阿根廷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他強調“阿根廷知識分子反對它，同它進行鬥爭”，同時對國內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觀。回國之後，博爾赫斯還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流傳的反庇隆宣言上簽名。庇隆執政半年後，博爾赫斯被市政廳告知，政府決定將他調出米格爾·卡內圖書館——他當時是該圖書館的第三助理館員，“升任”科爾多瓦國營市場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員，雖然是“升任”，但將壹位重要作家升為雞兔稽查員仍然毫無疑問意味著侮辱。博爾赫斯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釋是，因為他在二戰中站在盟國壹邊，所以與法西斯主義有淵源關系的庇隆政府才會對他下手。但博爾赫斯的紅顏知己之壹、阿根廷小說家埃斯特拉·坎托說，庇隆跟這件事毫無關系，任命博爾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勢的知識分子，換句話說，此事更可能源於文人相輕。不管怎樣，受此羞辱的博爾赫斯決計辭職，他還公開發表了辭職聲明，聲明中說：
“獨裁導致殘酷；最可惡的是獨裁導致愚蠢。刻著標語的徽章、領袖的頭像、指定呼喊的‘萬歲’與‘打倒’聲、用人名裝飾的墻壁、統壹的儀式，只不過是紀律代替了清醒……同這種可悲的千篇壹律作鬥爭是作家的諸多職責之壹。”從此博爾赫斯便和庇隆不***戴天。在庇隆統治時期，博爾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語言怒罵庇隆與埃娃·庇隆。在美國接受采訪的時候，人們問他對庇隆的看法，他說百萬富翁們的事我不感興人們又問他對艾薇塔·貝隆的看法，他說“婊子們的事我也不感興趣”。
但是，關於博爾赫斯反極權主義的描述卻遺漏了另外壹些基本事實。首先，博爾赫斯之所以成為著名的反庇隆主義者，是同當時阿根廷國內復雜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的，當時，知識界被激烈的意識形態對立壹分為二，不是反庇隆主義者就是庇隆主義者，鮮有中間立場，而阿根廷作家多數是反庇隆主義的。但博爾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為他在某種意義上被“選定”來扮演這壹角色，壹個例證是，阿根廷作家為他的辭職舉行集會時，作協主席奧尼達斯·巴爾萊塔高度贊揚了博爾赫斯，稱頌他“勇敢地堅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獨裁統治者低頭”，他說，“從博爾赫斯身上看到了壹種真正的反抗精神”，“每壹個阿根廷知識分子都應當表現出這種精神”，博爾赫斯的聲明和巴爾萊塔的講話壹同被發表在《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爾赫斯陡然變成了阿根廷此後十年裏反極權主義的象征”。正如莫內加爾所指出的，這也許對於博爾赫斯來說，是壹個“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卻“坦誠地擔當起這壹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義高漲的時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協會推選博爾赫斯出任主席，因為他是此時最適合扮演這壹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事實上非常復雜，眾說紛紜。但在博爾赫斯眼裏，庇隆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將阿根廷工人對庇隆的擁護完全視做群氓的表現，他也從不思考庇隆首次執政時提出的“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三項原則將會給阿根廷帶來什麽，不體察在冷戰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選擇“第三立場”意味什麽。持左翼立場的莫內加爾曾經和博爾赫斯爭論，莫內加爾認為“庇隆並不是壹個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貧民看來，他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引進了全新而必要的社會法規，他力圖將阿根廷從強權下解放出來”。他試圖對博爾赫斯說，“他的故事和夢魘裏兇險的布易諾斯艾利斯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爾赫斯自己的“噩夢”。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博爾赫斯不會同任何人心平氣和地對話，在他的認知中，“反庇隆”是彼時阿根廷的唯壹真理。因此，他對任何顛覆了庇隆政權的軍事政變都頗為激動，都視為“革命”。第壹個將庇隆趕下臺的洛納爾迪將軍（Eduardo Lonardi）代理總統沒多久，博爾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謀得國立圖書館館長之位。1955年10月，他親自到總統府接受洛納爾迪的任命。壹個月之後，後者被佩德羅·尤金尼奧·阿蘭布魯·西爾維蒂——另壹個將軍取代，阿蘭布魯以“非庇隆主義化”為名實行了新的軍事獨裁，全面清洗庇隆主義，許多人被捕、遇害。但是博爾赫斯卻接受了阿蘭布魯政權頒發的全國文學獎——新政府同樣要在文化領域清算庇隆主義，而博爾赫斯是“新宣傳的最佳載體”，1976年3月，當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薩貝爾·庇隆被推翻，博爾赫斯公開對軍事政變者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將軍表示支持，並應邀與之***進午餐。但是魏地拉上臺之後，就對民主進步人士進行有系統的迫害和殘殺，據國際人權組織估計，至少有三萬人遇害和失蹤——這正是阿根廷歷史上黑暗的“骯臟戰爭”時期。
因此，在拉美，博爾赫斯是壹個備受爭議的人物。在1972年的壹次訪談中，他為了表達對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權的激憤，脫口說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殘剩的黑種奴隸充當炮灰是明智之舉，清除國內印第安土著是歷史性的成就，使人遺憾的只是留下了無知的種子讓庇隆主義滋長”，這樣的言論激起拉美知識界的憤慨和公開抗議。1976年年底，博爾赫斯又親自去智利，從武力推翻阿連德民選政府、殺害了成千上萬智利人的大獨裁者皮諾切特手中接受了貝爾納多·奧希金斯大十字勛章。博爾赫斯連續十幾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但沒有壹次最終獲獎，原因恐怕正在於此。在他接受皮諾切特的勛章之後，瑞典文學院院士阿瑟·倫德克維斯特（也是智利詩人巴勃魯·聶魯達的好友）發表公開聲明：這壹大十字勛章讓博爾赫斯永遠失去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機會。 讀書是博爾赫斯生活中壹項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活動，而且對於他的寫作意義重大。他曾說：“我是壹個作家，但更是壹個好讀者。”他的最初和主要的知識來源可能是他父親的藏書室，到了開始真正作家生涯時，他已經是壹個學貫東西、富有真知灼見的青年學者了。人們想像中那個在寧靜幽暗、滿是灰塵的的圖書館裏坐擁書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的形象，可能是個誤解。至少在被任命為國立圖書館館長的時候，他已經近乎完全失明，所以他不無苦澀地寫了壹首詩向上帝致敬：“他以如此妙的諷刺/同時給了我書籍和失明……”
讀書對於作家博爾赫斯的意義，至少有兩條必須強調：壹，讀書使得他從不將自己的視野局限在阿根廷的現實中，而是以整個西方文明為自己的當然傳統和精神源泉，並以它的正宗傳人自居（他身上的英國血統更強化了這壹傾向）。二，由於讀書在生活中的比重之大，與大多數作家不同，是書籍而不是生活成了博爾赫斯的寫作素材。以小說為例，博爾赫斯之所以被稱作“作家中的作家”，就是因為他的寫作從書中來，到書中去，作品帶有原小說特征，既具有形而上的藝術思維方式的普適性，又容易模仿，所以後世追隨者非常多。博爾赫斯是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分水嶺。從他開始，傳統的文學觀念發生了很大變化，如文學種類的界限被打破、客觀時間被取消、幽默與荒謬結合、寫真與魔幻統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