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舜時代是中華上古文明的壹部分，這本是毋容置疑的，司馬遷《史記》裏有“五帝本紀”的文字記述，公元前五世紀，由孔子等儒家收集畄世遺篇而成的《尚書》，以“堯典”作為開篇，《春秋》、《禮記》等典籍中都不乏談及堯舜的篇章。但近代西方學者懷疑“堯舜”乃至“夏朝”只是壹個“神話傳說”，國內也有學者迷疑附和。懷疑者的理由是：夏代以及與夏相連接的商代都沒有夏的任何文字記載，考古資料也未找到證明“國家建制”的有力證據，“夏”充其量是壹個傳說中的氏族部落。所以有學者感嘆：“中華史將面臨五千年文明，三千年歷史”的尷尬局面。目前的編年史，僅始於西周***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再向上溯，就成為“有王無年”的歷史“故事“。
1996年，國家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曾組織各領域170名專家進行了聯合攻關，由於殷墟考古的貢獻，編年史可上延至公元前17世紀的商初，但對於夏的論證仍存爭議。有關疑似夏文物的鑒定，依賴碳-14同位素檢測法，此法30%以上的誤差率難於準確定年，且爭議不斷。另壹種天文學鑒定法浮出水面，曾給研究者投來壹縷希望，其準確度遠高於碳-14，但必須依據詳實的天象資料，好在中國人信奉“天人合壹”，無論朝野都有連續監測天象的傳統，也留下了不少天象資料。現代科學已經掌握某些天象變化規律，可以根據古代天象記錄推知事件發生的年代。其中春秋墓藏竹簡——《竹書紀年》，記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天文學家依據日食規律推算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黎明時的壹次日食，因發生在晨曦初現時，故只見兩次天亮（再旦），未見日食。由此精確定位了商懿王元年，也為推算其它年代建立了基準。然而，在“斷代”工程中，更加引人註目的是《尚書·堯典》中的“四星”（下稱“堯典·四星”），有關“四星”的記述遍見於《禮記》、《春秋》、《山海經》、《史記》等古典，研究者對此給予了更大的希望，也許借助“歲差原理”能解開帝堯定年之謎，由此敲定夏的存在。由於“堯典·四星”文字過於簡略，所以壹場年代推算方法的學術大辯論在中外學者間展開。本文將簡述歷史及近代四星疑案爭論的來龍去脈，並提出“堯典·四星”年代的框算範圍。
中國上古以農立國，無論國君還是部落首領，要做的首件“政務”便是敬觀天候、監授農時。《尚書·堯典》記述：帝堯曾命羲仲等四人分駐東方旸谷、南方的交趾、西方昧谷和北方的幽都，測定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黃昏出現於正南方的星宿，確定“鳥、火、虛、昴”四星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簡稱“兩分兩至”）的天象標誌，這是歷史上最早的天文“四象”，也是中國產生四分歷的理論基礎。有部分學者認為後世盛行的周天“二十八宿”是在四星基礎形成的，古人將地球繞太陽的公轉看成是太陽在28宿環道上的逐日“遷移”，古稱“日躔宿次”。這種表述在中西方是***通的，因便於以地球為參照物對日月五星進行觀測和記錄，所以壹直沿用至今，發展成為現代表述日月星運動的“天球赤道坐標系”。不同的是西方采用“12宮”作標誌，與中國28宿表示方法完全等價。
由於太陽移動的黃道面與地球自傳的赤道面有23.5°的夾角，所以太陽東西向遷移的同時，還伴隨著南北移動。起初，人們以南北往返壹次為“年”，稱“回歸年”，並下意識認為“回歸年”與太陽繞行28宿壹次的“恒星年”是壹致的，每逢兩分兩至的黃昏，鳥、火、虛、昴壹定會準時出現於正南天。直到公元後4世紀的東晉時代，天文學家虞喜（281-356年）發現：堯時代所說的冬至日“昴”星已東移50余度（古度制：圓周分為365.25度），《宋史·律歷誌》載：“虞喜雲，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這是“歲差”壹詞的最早來源。他推算大約每51.7年，冬至點西移1度，現代公認為71.67年西移1°。
? 圖1示意堯（2400BC）、春秋(500BC)以及現代冬至日太陽位置的變化，堯時在“危”，春秋在“牛”（約退27°），現代至“箕”（再退34°）（註：虞喜所說的由“昴”至“東壁”是指黃昏時分正南方所見星，比太陽的位置偏東約90°）。西方學者喜帕恰斯（公元前190-125年）早於虞喜發現歲差現象，並推算每100年移1°，因虞喜的推算更接近現值，且實際用於修歷，所以虞喜也被稱為歲差的發現人之壹。
虞喜活動於公元300年（東晉），因此他認定的堯年代實際為公元前2400年。這個結論與另壹位研究“四星”定年的法國科學家畢奧（1774-1862）巧合，斷代工程最終擬定夏立國於公元前2146年，因堯早於夏三代人，所以公元前2400年也比較符合人們的心裏認知。
可是斷代工程並未因此畫上句號，壹輪關於“堯典·四星”真偽以及推算方法的爭論驟然又起，其中不僅涉及文史，也涉及天文科技。
為便於理解，有必要簡單敘述什麽是“歲差現象”，我們的地球並非正圓，赤道略顯扁平，因日月在遠近兩端的作用力產生壹種進動力矩，使地球在自傳和公轉的同時，還有緩慢的“進動”現象。它類似於陀螺快要倒地時的搖頭動作，使地球軸線沿公轉反方向緩慢地作圓錐面旋動（見圖1），約25800年畫出壹個頂角為47°的圓錐面，導致春分、秋分點（“黃道”與“赤道”的兩個交點）每年西移50.22″，即每年春分都會提前20.4分鐘，兩分兩至所在的標誌星宿位也相對東移50.22″。虞熹所說的偏移50多度就是這樣形成的。
虞喜認為2700年後，冬至日黃昏出現在正南的“昴”已變成“壁”，相差約52度，所以他得出了51.7年大約移1度的結論（即2700/52）。歲差現象為人們提供了壹個天文計時鐘，只要獲知歷史事件發生時的星宿位置，便可根據移動量求出事件發生的年代，這就是現代天文考古的理論依據。
自晉代虞喜發現歲差現象以來，後代天文學家都饒有興趣地推算過“堯典·四星”的年代，但結論相差甚大。根據宋、明史的記述，各代的推算如下：
① 晉代，虞喜認為冬至黃昏，正南天的“壁”代替了“昴”，認為“堯典·四星”應在公元前2400年。（虞喜的“2700年前”可能引自其它史料，他由“已知”的年差反推出歲差。）
② 南朝宋，何承天（公元300年）測得“堯典·四星”平均移動27.5度，按現代歲差率推算，堯應在公元前1670年。
③ 宋代，《宋史·誌》記：堯時冬至日躔“虛”，漢永元年（公元100年）在“鬥”，虛-鬥相差41°，按現代歲差率推算，堯應在公元前2838年。
另外，歷代天文學家也對堯時代冬至日太陽的真實位置（日躔）進行了推算，《明史·誌》記：“堯時冬至日躔宿次，何承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壹行（唐代）推在女、虛間，元人歷議亦雲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元代）考之，乃在牛宿二度。《大統歷》（明代）考之，乃在危宿壹度。” 為什麽各代結論不同，其壹是可能是采用不同的歲差率進行計算，其二是《尚書·堯典》文字簡引起的歧義。以明代為例，明天文學吸納了湯若望、利瑪竇等西方學者較新的天文知識，度制改為圓周360°，1°為60′，1′分為60″，歲差推算采用新法。《明史·誌》載：“嘗以新法歲差，上考《堯典》中星，則所謂四仲月，蓋自節氣之始至於中氣之中，三十日內之中星耳，後世執者二分二至，是亦誤矣。”意為堯典中星是30天內的大致天象，不能理解為兩分兩至日的精確星位。《明史·誌》認為：“璇璣玉衡為儀象之權輿，然不見用於三代。《周禮》有圭表，壺漏，而無璣衡，其制遂不可考。漢人創造渾天儀，謂即璣衡遺制，其或然歟。”認為“渾天儀”是漢代才出現的，夏商周沒有這種儀表，所以帝堯時代不可能有精確的星位記錄。這種說法代表了低估堯舜技術能力的壹派看法。而近代人則糾纏在“黃昏”這種模糊不清的時間概念裏，對黃昏，有晚18時和20時兩種理解，更加模糊的是堯令四人分赴東西南北四地觀測，更難統壹觀測時間。觀測時間每差1小時，星位差15°，歲差推算將錯位千多年!以上各種猜疑，使“堯典·四星”定年，成為無解的疑案。
我們現在比古人優越的是，可以采用現代精確觀測記錄以及歲差推算的方法，對堯時代的日躔宿度進行復原，讓我們回到堯當年天文環境裏，分析堯確定“鳥火虛昴”理由。
現代（2000年）的兩分兩至太陽所在經度為：春分0°、夏至90°、秋分180°、冬至270°，查現代星表得到，兩分兩至點的星宿分別是：壁、參、軫、箕（表1.）。按現代歲差率，4400年前四點分別東移至61.4°、151.4°、240.4°、331.4°。這是堯時代兩分兩至日太陽的真實位置，若堯在晚18時觀正南天星，需要等太陽西偏90度（落地）時刻，所以四點位置還需再東移90°，即：151.4°、241.4°、330.4°、61.4°，我們再查星表可以發現：緊鄰這四個角度的星分別是：星-張、房-心、虛-危、昴-畢。因“星”古稱“星鳥”；“心”宿之2古稱“火”，所以“堯典·四星”所稱的“鳥、火、虛、昴”正好全都出現在正南點的或左或右，8個（4對）星都有被堯命名的可能，因“鳥、火、虛、昴”較近或較亮，因而被命名為標誌星。
表1. 根據當代星位反推推堯代 （2400B.C.）星位
圖3.示意堯時代夏至和冬至黃昏時√南天星象。
可以看到夏至日的“心”（偏東3.9°）和冬至日的“昴”（偏西4.5°）分別位於正南向的左右兩側，兩星限定了堯年代的確定範圍大致為：2400B.C.±300年。因為如果正南點超出兩星範圍，則“四星”的命名可能沒有“火”、“昴”，如果考慮到春、秋星宿的限定，“四星”命名“限定”年代在2400BC-300和2400BC+100的範圍之間。
《尚書·堯典》中並沒有明確的觀星時間，但後代學者認為觀測時間只能“黃昏”，如漢代著名儒家古典解讀學者馬融（79-166年）解釋：“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 實際上“黃昏”觀星也是唯壹選項，因為如果是夜半或清晨，堯年代相差±6000余年，是極不合理的。我們復原“堯典·四星”時，假定了“黃昏”為日偏西90°，但“黃昏”究竟是何時，是古今學者的爭論焦點。如果按“堯典”說法，派四人分駐東南西北分管四季觀測，觀測時間是無法統壹的。晉後各代天文學家，都將堯時代冬至日躔由“危”前推至虛、女甚或牛、鬥之間，是因他們不懷疑堯生活於公元前2400年前後，但懷疑觀星時間可能會晚於18時之後。據現代對山西平陽（疑是堯都）的實地考察，地處北緯36°，日落時間分別為：春分18:12；秋分17:55；冬至17:21；夏至19:20。四季日落時差2小時，如果沒有計時工具，很難統壹四季觀測時間。夏至落日最晚，只能在19:20之後觀星，這樣，堯年代將被推算到公元前1000年。國內竺可楨等學者正是基於這壹猜想，推定《堯典·四星》為殷末周初（1000B.C），這種推定等於否定了《尚書·堯典》說法，或者否定了堯的存在。若按冬至17:21之後觀星，則堯年代可能推算為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如此大的差異，是“堯典· 四星”成為無解之懸案。
堯時代是否有計時工具，或者是否有對不同觀測時間進行換算的方法？需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答案。
1）農時的要求：堯時代的觀星，目的在於確定農時，觀星時間錯位會直接導致農時季節的錯亂，我國北方有“麥種壹月收三天，秋種三天收壹月”的農諺，就是說有些農時是不可以錯失三天的。觀星誤12分鐘就會錯判3°，歷法會錯位三天。以農立國的古代，壹定對定時觀星有所驚示，不會允許錯亂發生。
2）觀象臺與圭表：《史記正義》有引述：“堯都平陽”，即認為山西平陽是堯政治中心，近年考古發現襄汾縣陶寺“古觀象臺”以及觀測日影的“圭表”，印證了《史記》的說法。同時也證明了堯時代觀天的技能大大超出我們的想象。觀象臺設計有13柱、12個觀察縫的觀象臺（圖4.），
可根據清晨日出方位精確劃分24節氣，可見當時對太陽回歸移動與季節的關系已深諳熟知，兩分兩至的確定可依賴觀象臺的日出方位，而“四星”有可能是兩分兩至日的伴隨天象。在沒有“歷書”和“通信”的堯代，散布各地的民眾不可能遠赴觀象臺查看，只能在住地觀星推算農時。陶寺觀象臺被鑒定為公元前2100年左右，也在本文（上節）關於日躔宿度的估算範圍之內。
3）周天歷度：《尚書·堯典》說：“帝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可見堯時代已熟悉周天歷度，知壹年有366天，據《周髀算經》之“商高”篇：“古者包犧立周天歷度”，是說早在堯之前的伏羲時代，1）已建立了觀測太陽周天運動的度規。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現的賈湖遺址中有表達周天28宿的“蓋天模型”陶釜（圖5），據測定為公元前7000年。
陶釜拱蓋象征“天如蓋笠”，4個對稱短柱象征四季等分（兩分兩至），四柱間勻布4x7=28凸丁，象征周天28宿。另據中科院天文臺趙永恒等研究論文稱，28宿形成最符合公元前五--六千年以前的天象，與陶釜上的28宿互相印證。說明早在“堯典·四星”之前已有28宿，人們知道環天28宿的歷度（星宿之間相差的天數）。“堯典· 四星”是數千年技術積累的成果，知道“日躔宿度”與“時差”的關系，根據冬至天象可推知全年任意日期的正南星位。
《尚書》成書於公元前5世紀，它不是壹部記載天文數據的專著，在“堯典“篇中附帶的四星文句，表述簡略，難免引起各種歧義，但自然科學的規律卻是唯壹的，不允許有任何多義性解讀，必須依據自然規律給出確切答案，所以堯舜的定年只能有壹個結論。隨著考古新資料的不斷豐富，壹定會有更加詳盡的天文觀測數據出現，堯舜時代以及夏的歷史會被最終確定。西方近百年對古巴比倫泥板書的發現不斷地改寫著西方科技、文化史，將重大科學、文化事件的定年不斷前推，正在改變人們對古人智力的評價。中國也會出現同樣的情形，隨著地下、文史資料、天文考古的新發現，會不斷補實華夏古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