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的壹個醫生家庭。他的童年是在父親的莊園裏度過的，因而接觸到了農奴的實際生活。1834年他進入莫斯科契爾馬克寄宿中學，畢業後入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在該校工程部制圖局工作。壹年後，他自動離職，專門從事文學創作。1846年，他寫出了自己的第壹部作品《窮人》。小說壹出版，即轟動文壇，受到讀者的普遍贊揚。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稱之為“社會小說的第壹次嘗試”。之後，他又先後寫出了《雙重人格》、《女房東》、《白晝》和《脆弱的心》等幾個中篇小說。
1849－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參加革命活動被沙丘政府逮捕並流放西伯利亞。
流放回來後，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拿起筆進行創作。經過了長期身體和心靈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生活的反思更為深刻，思想也更為深邃。從1861年起，他先後發表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死屋手記》、《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等重要作品。
其中，1866年發表的《罪與罰》，為作者贏得了世界性的聲譽。
而1880年發表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更是作者哲學思考的總結，被稱為人類有文明歷史以來最為偉大的小說。有作家點評：“陀思妥耶夫斯基壹生執著於研討人與上帝的關系，經常擺蕩於天堂與地獄之間，穿梭於神性與魔性的兩極，直到他年屆六十，終於寫下《卡拉馬助夫兄弟們》，在人類精神領域中，豎立了壹座高峰。”
陀思妥耶夫斯基並非開創心理敘事的鼻祖，但他絕對是發展心理和意識描寫的壹代宗師，其於身後影響巨大，西方的眾多作家都將其奉為圭臬，以至於在他們的作品中都可或多或少地發現陀氏的影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寫的專家，醉心於病態的心理描寫，不僅寫行為的結果，而且著重描述行為發生的心理活動過程，特別是那些自覺不自覺的反常行為、近乎昏迷與瘋狂的反常狀態。而人物的思想行為反常，恰恰又是他作品的特點。他對人類肉體與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寫是其他作家難以企及的。他的小說戲劇性強，情節發展快，接踵而來的災難性事件往往伴隨歸檔心理鬥爭和痛苦的精神危機，以此揭露闕關系的紛繁復雜、矛盾重重和深刻的悲劇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善惡矛盾性格組合、深層心理活動描寫都對後世作家產生深刻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影響，遠遠走出俄國以外。現實主義派的作家從他的創作中可以吸收到有益的營養，現代派作家則把他的作品奉為經典，而稱他本人為他們的先驅和導師。
西方文學評論界對他的評價之高，令人咋舌。
他的藝術才華，連對他批判最為尖銳的革命作家，也是無法否認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就說過他是“最偉大的天才”，“就藝術表現力而言，他的才華恐怕只有莎士比亞堪與媲美”。
村上春樹則說：“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無限愛心刻畫出被上帝拋棄的人，在創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拋棄這種絕對淒慘的自相矛盾之中，他發現了人本身的尊貴。”
作家評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處女作《窮人》開首所引作家奧陀耶夫斯基公爵的壹段反諷的話實際已經預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全部作品的兩個重要特征：第壹是不肯寫“令人賞心悅目”的東西，“卻愛把地底下壹切埋藏著的東西翻將出來”；第二是引發和刺激讀者思考：“讀了這些東西，就不由自主地要思考”。最簡單的辦法當然是“禁止他們寫作，幹脆完全地禁止他們寫作”，但即便人們暫時不被允許思考或缺乏材料思考，這些問題依然存在。於是人們終究要思考，或者就在行動中爆發。
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說中的主人公還不是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形象，他們的思想還不具有深刻的時代和永恒的內容，他們的思想還是片斷的，或者是內容不清楚的，他們還不是哲學家，他們的思想也都還是在獨自行進，而沒有與其他作為人物的思想展開對話和交鋒。在此，思想還是單數而不是復數，甚至經常是片斷的、零碎的。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指出他們身上壹些和後來思想者形象類似的特征：例如弱於行動，不易合群，似乎總是在他人的視線之下局促不安，緊張而富於變化，不斷轉折，提出壹種想法之後又加以反詰，不敢自信，自相沖突，這種沖突有時甚至達到了瀕臨人格分裂的瘋狂地步等等。亦即，在他們身上，已經開始顯示出壹種思想的曖昧性和問題性。
確實，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作為思想者出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形成為壹種獨特的“思想小說”類型，並不是壹開始就定型的，而是經歷了壹個孕育和生長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基本上還是屬於傳統的、註重人物性格、故事情節的小說類型，深受果戈理風格的影響，並承繼了他對小人物的憐憫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基調只是憐憫，默默的、孤獨的憐憫，後期作品才加上了渴望，與時代、永恒對話的渴望。早期小說中的人物感覺豐富、感情細膩、意識流動、心理變化多端，但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思想力，甚至並沒有表現出很高的才智，他們大都是相當普通、地位低下而又對自尊極其敏感，心腸善良而又有時表現怪誕的小人物。他們有時也表達了壹些思想，如《窮人》中的男主人公傑武什金也表述過自己壹些關於社會正義、公民德性的思考，但這些思想總的說來是散漫的、不連貫的、轉瞬即逝的，主人公主要是在傾訴自己的感情，敘說自己的經歷和感受，這裏表現的主要是壹種傾訴的風格，是向對方傾訴，而不是與對方爭論和對話，也不是把思想的過程或思考的結果告訴對方，不是發表哲理的議論，而主要是談自己的情緒和感受。確實，壹個他人、壹個對方總是存在的，這或者是壹個可傾訴自己感情的對象，或者是壹種異己的、嘲弄的眼光。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人公似乎總在他人的眼光下感到不自在，總是要不斷為自己辯解，不斷說明、交代、暴露自己而又試圖掩蓋。這些心理活動已經具有壹些後來思想者的特點，但尚未上升到思考根本問題的層次。
陀思妥耶夫斯基1861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被欺淩的與被侮辱的》標誌著壹種作者對自身的超越，標誌著西伯利亞苦役之後的恢復期已經結束，他開始邁向新的更高臺階。他早期的處女作《窮人》出手不凡，使他壹開始就可以躋身於當時（四十年代）俄國最好的作家之列；而這本書以及大致與之同時發表的《死屋手記》，則已開始使他進入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記》更穩固地奠定了他的這壹新的世界文學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這壹時期，他和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大師壹起使俄國文學具有了壹種世界性，使俄國文學的高峰同時也成為世界文學的高峰。
在《死屋手記》中，包含著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結成的深刻思想，由於它們是直接來自最底層應當說彌足珍貴。《死屋手記》的記述者“我”已經不僅僅是壹個故事的講述者，而且是壹個思想者，但仍主要是壹個獨白者，是壹個敘說自己通過痛苦所認定或肯定的思想的人，而尚非壹個對話者，尚非壹個敘說自己所感到的思想矛盾和困惑的人。
真正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典型的思想者的誕生是在《地下室手記》中，只是在地下室人身上，後來思想者的壹些主要特點才充分淋漓地表現出來：例如思想的轉折性，不斷跳躍，不斷地意識到他人在場（那怕在這裏他人是采取“潛在的在場“的方式）；不斷把問題推到極端，言辭激烈、充滿挑釁性而有時又迅速、全盤地撤退……而其中心的意旨是強調人的極其陰深的復雜性，人的有限性和非理性，強調人的個性，向歐幾米德的的理性挑戰，向廉價的、蟻穴的幸福挑戰。這是壹種“地下室的思想”，是壹種“晚上的思想”。其中第壹章“地下室”約數十頁完全是表達地下室人那相當混亂、陰郁，但仍有壹條主線和壹種隱秘的期望的思想。第二章“雨夾雪”則在回顧自己過去與人的交往，壹次聚會對壹個妓女的始救終棄、始善終惡的故事中繼續闡述“我”的感覺與思想。
但是，將地下室人的思想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完全等同是不合適的，而且，這個思想者雖然已經強烈地顯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主要的思想者類型的形式特征，也還沒有說出這壹類型所欲說出的思想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地下室人的思想主要還是攻擊性的、否定性和破壞性的，它攻擊工具理性、攻擊功利主義，對人在理性方面的有限性的強調要超過對人的道德的有限性的強調，但正面的東西還沒有在絕望的背景中顯示出來。上帝的問題也還沒有直接出現。由它可以引向有神論，也可以引向無神論。這是夜的最深處，還看不見壹點光亮，要看到光亮，還須再擡壹點頭。然而，無論如何，壹種新型的思想者確實可以說就此誕生了，以後我們在卡夫卡、加謬、薩特等壹些二十世紀的作家的作品中將不會對這種思考者類型（如局外人，惡心者、空心人、K等）感到陌生，但在十九世紀中葉，這種思想者的類型卻是極其新穎的。考夫曼在其所編的《存在主義》壹書中將這部作品列為首篇確實顯示出他的洞見。
我們可以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表述過思想的人物分為三類：第壹類是明顯令人憎厭的人物，例如《被欺淩的與被侮辱的》的瓦爾科夫斯基公爵；《罪與罰》中極其庸俗和虛偽的盧辛，《群魔》中壹個“革命小組”的頭兒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老卡拉馬佐夫，不擇手段向上爬的拉基金等。 32 然而，這些人物的思想的特征與其說是承擔思想，不如說是拒絕思想；與其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豐富和活躍，不如說是表現出思想的貧乏和死亡。他們或者是拾人牙慧，引用流行思潮來為自己的利己行為辯護（如盧辛）；或者是幹脆拒絕對自己行為的任何反省，表現出壹種極端的無恥（如瓦爾科夫斯基公爵），或者輕視思想理論，主要是作為壹個活動家出現（如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可悲的盲目的，由於他們本身全然不透出反省的意向，他們也就不能吸引亮光而完全處在黑暗之中。有時他們也有瞬間的懷疑的閃亮，例如老卡拉馬佐夫，但很快就被熄滅了。他們的思想往往可以用非常簡單的形式概括，即壹種露骨的或時髦的極端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或者機會主義，這些思想明顯是作者所反對的思想，表達這些思想的人只是形式上被包括在“思想性人物”之中，只是說出了壹種見解，但他們並不是為了思想本身而思考，更不必說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思考，他們所發表的見解有直接的為自己的行為和利益辯護的含義，因此，當後面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的壹般特點時，他們是有理由被排除在外的。
另壹類與之相對的思想性人物則可說是正面的、美好的人物，例如梅詩金公爵、阿遼沙、佐西馬長老。他們所表述的思想看來是作者所贊成的思想。梅詩金的許多思想是用故事的形式表述的，阿遼沙的話語不多，佐西馬長老的臨終遺言中包含著壹些深刻的、我們目前可能尚不易把握的思想內容，這些內容雖然也反映出壹種心靈鬥爭的歷程，但它們還是作為定論出現的。現在的問題是：這些人物是否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主要思想者類型，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是否戰勝或淩駕了其他思想而占據了壹種支配地位？不能說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此願，他說他在《白癡》中是想描繪壹個“絕對美好的人物”，然而，正如他所承認的，“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這件事更難的了，特別是現在。”33 許多評論者指出在梅詩金公爵身上分有耶穌基督的某些特征：如完全真誠而又十分軟弱，充滿憐憫等等，然而，在現代社會中這是怎樣引起嘲笑的壹個人物形象啊！但是，也許在現時代，他就是這樣的，只能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在小說結尾時，他的思想不僅沒有發生任何效力，他自己也重歸“白癡”狀態這壹點極其意味深長，但這裏有些東西還是我們目前所不能把握、不易明白的。總之，就事實而言，這壹思想並沒有占據支配地位，它本身還極其柔弱。同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也曾想以阿遼沙為主人公，他在給當時重臣波別爾諾斯采夫的信中說自己寫作“贊成與反對”壹卷的主旨，是要通過後壹卷“俄羅斯教士”佐西馬長老的話來反駁這壹卷中伊凡否認上帝的創造的瀆神思想，34 但這壹反駁是否成功，甚至是否足夠有力呢？許多評論者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別爾嘉耶夫說：那代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積極理論的佐西馬與阿遼沙並不是他筆下最佳的人物，伊凡的形象要強得太多，說服力要高得太多。35 毛姆也明確地說反駁沒有成功。“贊成與反對”那壹卷是寫得那樣強勁有力，而駁斥的壹卷卻顯得枯燥無味，甚至有些答非所問，對伊凡提出的指控尚未回應。36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拉思科裏涅珂夫的新生可以做另壹篇新小說的素材，又打算接著寫《卡拉馬佐夫兄弟》的續篇，寫阿遼沙走向人間，乃至成為壹個革命者，最後又重新回到修道院的經歷。37 但這些計劃並沒有實現。這壹類人物及其思想相對來說還顯得單薄。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活二十年，恐怕他也還是不能完成這壹計劃。壹個人不可能預先完成時代所提出來的任務，甚至這永遠不是時代所能提出的任務。
最後壹類思想性人物就是那些處在復雜的矛盾和沖突中的人物，我們也許可以把他們稱之為“問題人物”。他們在思想性人物中所占數量最多，而且，他們不僅在作者的意願上，也在事實上構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後期長篇的主角，有時甚至是違反作者的意願而成為主角，例如拉思科裏涅珂夫是《罪與罰》的主角，多爾戈魯基是《少年》的主角，斯塔夫羅金等新壹代虛無主義者漸漸取代斯捷潘等自由主義的老壹代成為《群魔》的主角，伊凡漸漸超過阿遼沙而成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實際主角。那新的壹代在《白癡》中也咄咄逼人。他們所表述的思想既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贊成的，又有他反對的思想。在這些人物中，最重要的兩個角色是拉思科裏涅珂夫與伊凡。我們可以援引別爾嘉耶夫的壹個比喻，把前壹種正面人物稱作“荷光者”，“荷光者”如梅詩金，阿遼沙趨向其他的人們；而把後壹種被別人趨向的 “問題人物”稱作“聚光者”，
“聚光者”是別人想去探測的人物，他們象壹個謎，他們身上有濃重的陰影，但又有壹束強光在他們身上打過，他們不像那些完全處在黑暗中的人們。劇情趨向於他們，他們占據了舞臺的中心，並繼續吸引著光芒投向他們，如果說這兩種人真正構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類型，那麽，這後壹種思想者則更為突出，我們完全可以說他們構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思想者形象的主要類型。
我們也許可以再仔細看壹看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如此獨特的壹個思想者的家族，尤其是作為提問者的主要思想者類型，這些思想者有些什麽樣的基本特點呢？
如前所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西伯利亞時期”的作品中，已經有了壹些思想反省型的人物的雛形，但這些人物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明確地區別於其他小說而構成另壹種獨特的類型，也尚不足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世界經典的意義。38 富於意義的變化是發生在186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幾乎是在妻子瀕死的病床前寫出了《地下室手記》，然後又失去了與之手足之情深厚並有***同事業的長兄米哈伊爾和朋友格裏戈裏耶夫。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中最不幸的壹年。但也正是這壹年形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前後期的壹個根本轉折點。托馬斯?曼說《地下室手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轉折點，是他自身的壹個突破。”39
在《地下室手記》之後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白癡》、《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主人公，甚至還包括壹些次要人物就都是屬於思想者類型的人物了。40 這些思想者的壹個最明顯的特點看來首先是他們的非功利性，他們不計算利害，不考慮得失，願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價，願為之受苦，乃至犧牲自己的生命。誠然，《罪與罰》的主人公拉思科裏涅珂夫殺死女高利貸者的壹個直接動因是金錢的壓力，是想發財而且馬上發財，而《少年》的主人公多爾戈魯基的思想也是壹種發財的思想，而且是要發大財，即要成為壹個象羅特希爾德那樣的巨富。但那是怎樣的壹種發財的思想啊！拉思科裏涅珂夫在拿到殺人劫來的錢財後幾乎立即就丟棄了，而且把自己的錢送給瑪爾美拉陀夫壹家；多爾戈魯基在陳述了他的發財思想之後，在他後來的全部行動中不再見對如何實現他的發財夢有任何的實際舉措。而在他的陳述中，他也聲明他的要成為羅特希爾德決非是為了物質享受，說如果那樣的話，“思想”的全部魅力，它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將會消失，41 伊凡?卡拉馬佐夫也是“不需要百萬家私而需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那種人。”他們實際上是把那思想本身看得遠比它們要給自己帶來的效果、好處更為重要得多。拉思科裏涅珂夫後來承認他實際上只是想“試壹試”他的理論，他可能仍然是壹個自我主義者，但卻不是壹個功利主義的自我主義者，他仍是為了自己，但不是為了自己的物質利益，而是為了自己的思想、想弄清楚、想驗證自己的思想，他說：
“……我幹那件事時，索尼亞，我想的並不是錢。我與其說是想錢，還不如說是想別的東西……現在我全曉得了……了解我吧！或許我決不會再犯謀殺罪了。我想弄清楚別的事情，正是別的事情在引誘我。那時我想迅速地弄清楚，究竟我象別人壹樣是虱子呢，還是人。究竟我能不能越過障礙，究竟我敢不敢彎腰拾起來，究竟我是不是個發抖的畜生，究竟我有沒有權利……”
“……聽著：我那時往那個老太婆家去，我只是去試壹試……妳可以相信這句話！”42
陀思妥耶夫斯基長篇小說中的主人公，那些第壹等的思想者幾乎全是如此，全是為了思想本身而並非是為了思想所帶來的利益而思考，這裏且不談那些正面的人物如梅詩金、阿遼沙、佐西馬長老，那些矛盾的，乃至否定的形象如《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也是壹樣，甚至他們與其說是要為自己牟利，不如說是戕害自己。歐洲的評論者更容易註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類人物與歐洲作家筆下的人物的根本區別，茨威格曾經寫道：在歐洲每年要出五萬部的書，都是教人怎樣發財，怎樣成功，怎樣得到快樂，怎樣贏得朋友……，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卻全不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人公的基本品質是他們的反資產階級，不追求小市民的幸福。 43 我們也許可以進壹步指出，這些思想者不僅不是世俗的成功者，甚至差不多都是失敗者。44 他們是罪人、囚犯、自殺者、發瘋者、病人、白癡……甚至連幾被視作聖人的佐西馬長老的屍體也沒有出現奇跡，乃至比常人更快地腐爛發臭。
巴赫金也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作為思想者的人物的“絕對無私”，他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主要人物，作為思想的人，是絕對非利己的，因為思想確實支配了深藏在他們身上的個性的核心。這種無私，不是他們作為描繪對象的個性特點，也不是對他們行為的外在評價；這種無私表現出他們真正生活於思想的領域，“思想性”和“無私”在此幾乎成了同義語。在這個意義上，殺死並搶掠放高利貸的老太婆的拉思科裏涅珂夫是絕對無私的；妓女索尼婭是絕對無私的；殺父的同謀者伊凡是絕對無私的。還有《少年》的思想，即要成為羅特希裏德的思想，也是絕對無私的。45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經常被置身於壹種極具悲劇性的情節之中，浮沈於壹個兇險的世界中，處在壹種邊緣處中接受考驗。伊萬諾夫因之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稱之為“悲劇小說”，格羅斯曼強調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與驚險小說的聯系，巴赫金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體裁與古代狂歡式的梅尼普體的淵源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往往都導向壹個大災難，導向壹個悲慘的結局，導向兇殺或者自殺。這樣，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就決不從容，決不詩情畫意，而是常常被逼著尖銳、坦率地發表意見，因為他們是在瀕臨罪惡、瘋狂或死亡的邊緣說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總是充滿危機，隱含殺氣，氣氛兇險，隨時有可能發生最不可預測、最殘忍的罪行。其思想者在這種罪孽、悲劇的氣氛中也就有了壹種深深的痛苦、緊張和不安。他們深深地為自己或他人犯下或可能犯下的罪孽感到痛苦，拉思科裏涅珂夫為自己殺人感到痛苦，伊凡則為壹種“思想的弒父罪”感到痛苦，梅詩金為他看到的所有罪行感到痛苦，佐西馬預感到可能發生的罪行而突然向米卡跪下。這裏尤其深重的是壹種道德的痛苦，是因人的罪惡感到的絕望和悲傷。這種極度緊張不安的特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說的主人公身上已見端倪，而在他後期小說的思想者身上更有充分淋漓的表現。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有壹種生長性，或者說未完成性，甚至於是：壹種永遠的未完成性。有時好象達到了壹個終點，但這終點很快又變為新的起點。這壹特點甚至具體表現在思想的主人公的年齡上，他們只是年青人，或者都有點孩子氣，連老壹代的自由主義者斯捷潘也是孩子氣十足。而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者隊伍裏，還有特別的壹個亞類：這就是壹些“少年思想者”。例如《白癡》中的伊波利特、郭立亞，《少年》的主角多爾戈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柯裏亞、麗莎。這些少年往往敏感而自尊，穎悟而早熟，內心世界豐富多變，不可遏止地追求真理而又經常動搖不定，他們也不計功利，不計犧牲，極想行善但又常常做出蠢事來。他們也可以說是壹些“問題少年”，當然主要是思想上而不是行為上的“問題少年”。他們也都極其珍視自己的思想和感受，雖然這些思想有的只是聽來的流行意見。這類“少年思想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有的，在其他作家筆下很少見到的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思想者還常常把思想的邏輯推到極端，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基裏洛夫，他純粹是為了壹種思想，為了壹個問題而自殺的，他的自殺經過了長久的、甚至十分冷靜的思考，他覺得不能夠同時存有兩種不相容的思想，為了思想邏輯的徹底性，他必須自殺，這裏容不得半點的妥協、怯懦、溫情和留戀。
這些思想者的另壹個明顯特征是他們的反省性，是他們與活動家形成的鮮明對照。他們不是那種壹往無前的人，不是那種看準了就直奔目標、壹無反顧的人，活動家的思考常常只是要將這種思考迅速變為結論，又用這種結論作為采取行動的理由或者事後解釋自己行動的籍口。他們要把思想作為行動的武器或成功的利器，作為制勝的法寶，實際上，他們更喜歡理論、主義而不是思想。而思想者總要不斷停下來思考：疑惑、猶豫、惶惑、懺悔、自責、反省……他們常常不僅為思想痛苦，為思想而病，甚至死於思想。他們的思想變成理論，可能會成為別人手裏殺人的利器，如波費利指出拉思科裏涅珂夫的理論能殺人，而斯麥爾佳科夫則徑直運用了伊凡?卡拉馬佐夫的理論來殺人，而他們自己卻殺不了人，他們或者下不了手，或相當偶然地殺了人立刻陷入極度痛苦之中而不得不自首，這些思想的主人常常只會因這些思想傷害或殺死自己。
而且，這些思想者有時不僅似乎失去了行動或者說堅持行動的能力，糟糕的是他們似乎還是有意地無所事事。當然，這裏的壹個現成理由是他們要騰出時間來進行思考，思想本身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成了他們唯壹值得嘗試的事業，而不管其成敗利害。他們中有些人我們根本不知其生活來源，有些坦然接受別人的施惠，有些無疑是在窮困中，卻仍然在餓著肚子思考。他們似乎只是靠思想活著，生計及其發達問題對他們不是重要的，發財成為他們思想的內容甚至理想似乎只是時代的壹個印跡，提供給他們思考的材料，如若換壹個時代，換壹些問題，他們也仍然會緊張地思考，會通過這些問題直溯根本。他們似乎生來就是思想者，少年多爾戈魯基如此說到思想對於他的意義，他如何珍重自己的思想，即便那思想有時把他拖入惡行，並且肯定會拖入孤獨：
在“我的思想”裏包含著壹些我還沒有解決的問題；但是除了我以外，我不願讓任何人去解決它們。最近兩年來我甚至不再看書，怕看到不利於我的“思想”的、會使我感到震驚的篇幅。……
思想差不多總是要在隱蔽與孤獨狀態中成長，盡管它們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訴說和對話，但它們必須先在孤獨中孕育。在思想者看來，思想有壹種至高無上的意義。同樣是這位抱有發財夢的少年說：“首先是最崇高的思想，其次才是金錢，光有金錢而沒有最崇高的思想的社會是會崩潰的。”51 思想常常帶來苦惱，也帶來匱乏，那不是給個人帶來物質利益，使人在塵世成功的思想，但思想在他們眼裏仍然至為重要，它高於快樂，高於溫飽。但偉大的思想卻使人苦惱了。
“有思想的人活得很苦惱，而沒有思想的人卻活得始終很愉快。”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這些思想者似乎在人類中構成了壹個特殊的家族。他們壹是區別於不去想這些事的普通人，壹是區別於壹心想成功的活動家。他們都暗暗懷著某種偉大的孤獨的痛苦，不會有很多人理解他們，而他們自身內部也有激烈的爭論，他們甚至不斷地在和自己爭論，毫不計較功利和效果。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思想不會在社會上產生效果，包括產生負面的後果。
這些思想不僅不能給思想者帶來好處，甚至可說是極其傷人的。常常還是致人死命的。我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總是看見死亡，總是看見謀殺和自殺，思想真是要命的東西。《罪與罰》、《群魔》、《卡拉馬佐夫兄弟》在情節上都是圍繞著幾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