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引言
李白晚年在長江采石磯醉酒入水捉月沈溺而死——這壹傳說已成為李白詩風和人品的象征而廣泛流傳於世。
在壹般中國詩人中，可以說李白是傳說最多的壹人，“捉月”傳說只就其描繪了詩人壹生中臨終場面這點而言，也已具有獨特的傳記方面的意義。本文擬就“捉月”這壹傳說的形成、流傳以及對李白詩歌與生平傳記具有怎樣意義，從而占據什麽位置這壹問題，進行探討。並且與杜甫和李賀臨終傳說比較，可以發現其相互間不同等壹系列問題；通過不同的臨終傳說差異之處的比較，“捉月”這壹傳說所體現的文學史性格特征也就更為明確。
（二）關於“捉月”傳說的文獻再確認
現今流行有關捉月著述，大都以五代王定保《唐摭言》為最早。但清王琦〔（1）〕《李太白年譜》（王註本，卷三十五）中寶應元年（762）條中，只記有：
《摭言》曰，李白著宮錦袍，遊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無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
由於只照引未被確認的原典，至少在現行的《唐摭言》諸本中，不見這壹記述。〔（2）〕或許，乾隆年間〔（3）〕王琦所用的《唐摭言》原文中可能有這壹條，因有這種可能性，所以從王註本再轉引此條時也應註明。〔（4）〕
接下而來，作為現存的確實的最早資料也是為王琦註所引的北宋梅堯臣（1002－1060）詩。
采石月贈郭功甫
采石月下聞謫仙， 不應暴落饑蛟涎，
夜披錦袍坐釣船。 便當騎魚上青天。
醉中愛月江底懸， 青山有冢人謾傳，
以手弄月身翻然。 卻來人間知幾年。
……
（四部叢刊本《宛陵先生集》卷四十三）
此系每句皆韻七言古詩。省略部分六句，系吟詠郭功甫（祥正）現狀。換“王·忌……羊”韻〔＊〕
此外，郭功甫自己也有同樣吟詠之作傳世：
騎鯨捉月去不返， 空餘綠草翰林墳。
（《采石渡》〔（6）〕七言古詩二十句中第十壹、十二句）
郭功甫（《宋史》卷四四四中本傳中“甫”作“父”），采石磯當塗人，晚年隱居李白墓旁青山，著有《青山集》。〔（7）〕此外，據梅堯臣這首詩說，郭乃其母夢李白而後生，堪稱李白後身，〔（8）〕僅此，便可看作是捉月傳說早期傳承者。
這兩首詩作特別引人註目之處，即以采石磯、飲酒、江月、溺死等壹連串要素為基礎〔（9）〕，使李白關於捉月而終傳說故事以完成形態出現。就是加上屬於空想、奇聞類的“騎鯨”〔（10）〕要素的話，作為這壹故事的流傳，可以說也並非是先前所完全沒有的附加要素。
壹般的傳說都帶有這樣性格，即由讀者和聽眾的期待和需求而逐漸形成，其期待、需求在大體得以滿足階段以後，傳說的基本方面也大都不再變化。而關於李白這壹傳說故事卻是在壹開始就以完成形態出現。〔（11）〕
在北宋前期梅堯臣之後，是北宋中期趙令（德麟）《侯鯖錄》（卷六稗海本）所記：
世傳，太白過采石，酒狂捉月。竊意，當時殯於此，至範侍郎（傳正）為遷青山焉。
值得註意的壹點是：“捉月溺死”被當作傳記方面事實、實例而論列。隨後，南宋前期洪邁（1123－1202）的《容齋隨筆》（卷三）作了更詳細論述：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
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雲：‘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雲‘試臨終歌而卒。’
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洪邁以博學與考證著稱，據其開頭“世俗多言”壹語，可見在這壹時期，關於李白捉月傳說已成世間周知話題。在此應註意的是，與梅堯臣、郭功甫的詩和《侯鯖錄》記述相比，雖都具有作為傳說的完整形態，但同時又與杜甫食牛肉白酒而死傳說壹樣，被當作應予以否定的世俗之說。
王琦按語本身，及其所引《千壹錄》——除只在論證重點稍有轉移外，已很清楚地表明將“捉月”傳說當作世俗之見的態度。王琦首先由《舊唐書》、《新唐書》本傳及李陽冰《草堂集序》完全不見有“捉月”傳說這點而作出如下判斷：
豈古不吊溺，故史氏為白諱耶。抑小說多妄，而詩人好奇，姑假以發新意耶。
即因古時有溺死者為不吉的習俗〔（12）〕，故可能史家為李白之溺死避諱，或小說壹類東西本多虛妄，由於詩人好奇，故假借捉月傳說以抒發新意。而且更有《千壹錄》下面壹段記述：
杜子美之沒，旅殯嶽陽，四十余年，乃克襄事於首陽。元微之之“誌”詳矣，李太白卒於當塗，以集托族叔邑令陽冰。陽冰之“序”明矣。而稗家之說，乃雲皆以溺死。二公生同聲，而沒亦同毀。豈相嫉者流言，而誌奇者不察耶。
這裏就李白與杜甫溺死〔（13）〕之說推測其之所出現這“生同聲、死同毀”現象原因，乃是因嫉妒二人才能者所散布的流言，不被誌奇者所明察而致。
不管是善意的（為君諱）也好，惡意的（相嫉者流言）也好，貫穿其中的是明確的“溺死”乃不祥之死意識，從而為大詩人之死打上了負面印記。
由於關系到中國知識階層某種生死觀，這種負面的印記就具有很強的傳承性，在近年的論著仍時時被論及。〔（14）〕但至少將涉及詩人李白臨終之事的“捉月溺死”傳說當作負面印記來論列並不妥切。下面將以此為中心稍加詳說。
（三）“捉月”傳說的構造與功能
從現存確實史料看，正如上述，有關李白臨終捉月傳說最晚在北宋前期（梅堯臣）時已形成。此外，如果王琦所引“摭言”有某種史料依據的話，而非誤引，那麽其形成期可追溯至五代時。
但，無論哪種情況，從現存唐代有關史料均無記述這點來看，是在李白沒後，經百年以上時間逐漸形成較為妥當。至少可以肯定在李白沒後並沒有立即轟傳。理由是如果正值李白去世之後便已成為人們周知話題的話，那麽旨在宣揚李白詩及生涯的李陽冰“序”，範傳正“碑”等，至少也能以“壹說”、“或說”、“俗說”而言及。以“捉月”傳說為褒，不用說，自當言及，相反，以為貶，那麽為否定這世間周知的俗說也更當有所言及。
上述這壹事實意味著，“捉月”傳說實際是在經過壹段時間對李白“詩與生平”把握達到壹定程度的客觀化、相對化後才形成的。主要是由於文學史、鑒賞史很容易以“最具特色要素的典型概括”這壹形式來表述對某位詩人的認識。“捉月”這壹傳說，如何集中概括了李白這位詩人特色，若從“故事結構”角度來分析其傳承流變，則很容易理解。〔（15）〕
姑且不論李白自身主觀如何，僅就歷史的客觀的角度來看，李白詩歌主要題材是“羈旅”、“飲酒”、“月光”，如果從李白詩中排除這種題材，毫無疑問，李白詩之所以成為李白詩的特色——感覺、構思、意象就要完全徹底改變了。——這足以證明它確是李白詩歌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關於這點，可參看杜甫“飲酒”之作，其雖有二百七十餘首之多〔（16）〕，而質的方面，卻並不象李白那樣成為不可或缺部分。其主要代表之作也很少言及酒。〔（17）〕尤其是，如果從杜甫作品除掉“飲酒”題材，杜詩之所以為杜詩的特色並無決定性變化。若說杜詩不可或缺的主要題材是什麽，那麽，當以“望鄉”、“貧窮”、“憂國”等為是。
由此來考察“捉月”傳說構成要素，那麽，其①旅寓之地采石磯，②醉心飲酒之樂，③乘興捉江月，這正是將李白詩主要題材加以有機融合，典型概括。這壹傳說之所以在後世詩人和讀者心目中，成為李白詩及其平生的象征，其原因主要在此。
不僅如此，作為李白臨終傳說“旅寓——飲酒——捉月——溺死”的傳承，貫穿李白詩及其人生基本方面，也即，人們對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這些抽象的基本看法，借其捉月而死這壹人生臨終場面而使其具有具象的可視化。這也是這壹傳說的功能所在。
不用說，這與李白實際人生和具體作品中所體現的世俗的、凡人的、非客寓事跡和態度並不矛盾，即使這些要素成分再多，與其他詩人相比，李白作品及其人生的總體仍給人以明顯的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之感。正是這種感覺或說這種詩的真實，成為詩人作品論、傳說論必定涉及的最重要的要點。
歸納上述所說，即“捉月”傳說之所以成為李白詩及其人生鮮明的象征的直接原因，是將羈旅、飲酒、月光這些主要題材加以集中概括、典型加工所致。進而言之，是由於將構成“李白詩人形象”基調的壹系列抽象觀念、形態上的東西，借人生臨終場面使其可視化、形象化。
（四）誕生傳說、作風傳說、臨終傳說的系統對應
這樣壹來，我們不能不覺察到壹個饒有趣味的問題，即：臨終傳說“捉月入水而死”的傳承，與另外兩個也同樣象征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誕生傳說“太白星”的傳承，以及創作風格傳說“謫仙人”的傳承之間，有壹個系統對應問題。
李陽冰《草堂集序》（762年）和範傳正《新墓碑》（817年）已有李白之母夢太白星（金星、長庚星）而生李白這壹誕生傳說記載：
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草堂集序》）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吉祥。名之與字，鹹所取象。（《新墓碑》）
若就這兩則傳說實際而言，決非在懷孕妊娠或誕生其時其地，周圍人們由其胎兒、嬰兒便預測到他將來能成為中國的代表詩人。因而，這“太白星”傳說與李白誕生“復姓李姓”（指李樹而生伯陽，指天枝以復姓）的傳承同樣，是在李白才能和名聲在社會上的影響日益擴大過程中，逐漸創作形成的，這樣看還是較為妥當的。同時，也就意味著它與大體以史實為基礎的“謫仙人”傳承，構成傳說來龍去脈並不相同。
但若從現存史料看，至少李白其名，太白其字，是其本來所有。大致情況很可能是這樣：A．其父或雙親很註意少年時期李白非凡資質。B．或許在其行成人禮階段，在其正式名字“白”時，確定其字為太白，借太白星含意以願其大有所成。可以說A是基於事實（非凡性）的壹種必然認識。B雖是壹種推測，從“名白，字太白”相關這點看，也是很有可能。
不管哪種情況，最重要的壹點是，成人後的李白，明確地顯示了與“太白星在地上化身的”這壹評價相應的資質和實際成就，而又正是這壹點，使象征李白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的誕生傳說，為具有說服力的傳記論所采用。《草堂集序》所說“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表明至少在李白晚年，這壹傳說已很普遍化了。
另壹方面，與此相對應的“謫仙人”傳承，情況則是這樣：正當李白作為國家級詩人出現在長安詩壇之際，詩壇長老賀知章便對其人格、詩風作出“謫仙人”這壹評價，因而關於“謫仙人”傳承，就明顯地具有確切史實依據。但其評價內容謫仙這壹人物形象構成：①來自上天（超俗性），②暫時流謫人間（客寓性），③仙人（天才性）三種印象無不源自④李白自身言行所具有的自由放縱、恣肆汪洋（放縱性）這壹特色。（參照註〔（18）〕所標明論文）
再進而言之，“謫仙人”這壹傳說與“太白星”傳說——①天上太白星（超俗性、天才性）在人間化身（客寓性）這壹基本構造是同質、同種的傳承。說二者具有很高同質性是指“太白星”傳說產生是以“名白”為契機，“謫仙人”傳說是在他出仕長安以後逐漸醞釀而成。〔（19）〕若說關於誕生時的傳說與登上中央詩壇時的傳說二者之間主要差異只是年代先後關系不同。
若以這誕生傳說與人格、詩風傳說二者為前提來考察其臨終傳說“捉月”的傳承，那麽，後者明顯與前二者相對應，即三者***同將以超俗的、天才的、客寓的為基調的李白形象推向系統完成階段。
不用說，形成這壹系統傳說意圖，就形成者（個人或集體）來說未必有很強自覺性，但，形成者自覺意圖的有無、強弱，屬另外問題；而傳說壹旦形成，由於其本身的構造便發揮出各種各樣的表現功能。而這種表現功能極弱的傳說縱使形成，最終也難以廣為傳播，為人所接受，其原因主要在於，讀者由具體作品獲得了壹個關於該作品作者的“人物形象”，便產生壹種期待感，而這壹期待感又與眼下所提供的有關該作者傳說中所構成該作者形象不吻合。如《新唐書》（杜甫傳）中所記有關杜甫與嚴武不睦的傳說（杜甫傲慢無禮幾為嚴武所殺）即屬此例。
“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壹日，欲殺甫及梓州剌史章彜，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彜。”
而今我們縱觀文學史有關情況可知，人們並不介意“捉月”這壹傳說是在李白沒後百余年才逐漸形成這壹點，仍把它看作是李白詩及其生平象征，看作是正面形象而誦讀不盡，吟詠不絕。〔（20）〕至於溺死本系不祥之語，屬應忌避的負面印象，則被更強有力的正面印象所掩蓋了，這就是文學繼承史中實際狀態。
那麽，這捉月傳說的魅力中核是什麽呢？正如本文第三節中所揭示兩個功能：①將李白詩歌主要題材典型化。②將對“詩人李白”觀念形態方面認識基調予以可視化、形象化，這二者相輔相成，從而構成更為鮮明印象。也即：李白的超俗性、天才性、客寓性，由於他在長江采石磯飲酒、捉月入水而死而輪廓鮮明，具有可視化、形象化。換言之，超俗的客寓人間的天才詩人與其在自家宅中平凡的衰老病死結局不相適應，他應在酒興之中同萬裏長江明月溶為壹體，以保持其永恒的生命。捉月傳說就表明了這壹點。而宋·梅堯臣的吟詠“騎鯨上青天”（《采石月贈功甫》）和元·薩都刺的吟詠“不作天仙作水仙”（《采石懷李白》）〔（21）〕，就描繪了太白星之精的謫仙人李白順江月之光誘導，奔向遙遠太空或千尋水底的情景。這被詩人屢屢吟誦的附加的幻想意象也充分證明了這壹點。
（五）關於杜甫、李賀臨終傳說
關於李白臨終傳說的地位及其意義，已經言明，而給人以同樣印象的杜甫與李賀臨終傳說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註。
《舊唐書》、《新唐書》中《杜甫傳》所記“牛肉白酒”的臨終傳說，雖然是基於《明皇雜錄》〔（22）〕那樣小說雜記類材料〔（23）〕，但實際還是以杜甫自身作品為內因〔（24）〕，而且還由記載唐代歷史的兩部正史明確記錄在冊，因而其傳承，在讀者接受上，遠比“捉月”傳說更具可信性，並且至今它還以史實之見作為壹說並存於世。〔（25）〕但是，與幾乎並非史實，純在讀者鑒賞接受過程中所產生的“捉月”傳說相比，杜甫臨終傳說的形成過程中卻有相當的不同之處。
乃溯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嘗遊嶽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縣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還。……啖牛肉白酒，壹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舊唐書》卷壹九○下）
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肉炙白酒。大醉，壹昔卒，年五十九。（《新唐書》卷二○壹）
另壹方面，關於李賀臨終傳說的“白玉樓”的傳承，是由晚壹代的李商隱《李賀小傳》（《李義山文集》卷四）記載李賀姐姐之言，因而傳承的來龍去脈（即李商隱所記，李賀姐所言）本身具有較高可信性，內容方面與李賀好幻想形象相對應，但較“捉月”傳說和“牛肉白酒”傳說缺乏現實性。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壹緋衣人，駕赤虬，持壹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雲‘當召長吉’。阿女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
少之，長吉乏絕。長（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huì＠①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飲五鬥黍許時，長吉竟死。
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李商隱《李賀小傳》，四部叢刊，《李義山文集》卷四）
將杜甫與李賀二人臨終傳說比較壹下，首先給人以這樣壹個感覺，隨著時代變化，關於杜甫的主要話題“牛肉白酒死”→“溺死”→“舟中病死”也在相應變化，而關於李賀“白玉樓”的傳說卻是壹以貫之，沒有變化。
若進而言之，何以如此，其原因不外乎是傳說，尤其是關於臨終傳說，其形成之時即反映了人們對該人物的評價和印象。因而，當既成的臨終傳說同新時代對此人的評價和印象不吻合時，傳說自身就被改編或變形。
關於杜甫的臨終傳說，正如眾所周知，與杜甫作品本身有關，也就是說，從下面壹段記述看，是在其沒後不久形成的。
“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裏，舟行壹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仇註》卷二十三）
這首古體詩的詩題與正文清楚記載因江水暴漲，宿泊於方田驛的杜甫①被洪水阻後九日，耒陽聶縣令才得以致書及酒肉以救其饑，②呈詩給縣令以致謝意。其詩曰“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gāo＠②。”無疑，杜甫親筆所描述其晚年饑寒衰老的水鄉生活具體情況，為《明皇雜錄》和《舊唐書》、《新唐書》的關於杜甫臨終傳說，提供了直接素材，尤其是作為正史的《舊唐書》《新唐書》將“旬日不得食”作為“酒肉飽死”的重點依據來記載，說明①其記敘與杜甫自己親筆所記“療饑荒江”相壹致。②自中唐至宋初杜詩讀者們並不以杜甫這樣的形象為非，至少大體輿論大趨勢都是如此。
上述趨勢壹直持續到南宋中期，直到形成否定“酒肉飽死”傳說的“溺死”說。清仇兆鰲《杜詩詳註》引唐人李觀《杜傳補遺》（近年研究〔（26）〕已指明應系“宋人李觀”所作）其中記載另壹種傳說，耒陽聶侯為欺騙玄宗捏造虛假報告，實際杜甫是因大水溺死。
（A）唐杜甫子美，詩有全才，當時壹人而已，泊失意蓬走天下，由蜀往耒陽，依聶侯，不以禮遇之，子美忽忽不怡，多遊市邑村落間，以詩酒自適。
（B）壹日，過江上洲中，飲既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江水暴漲，子美為驚湍漂泛。其屍不知落於何處。
（C）泊玄宗還南內，思子美，詔天下求之。聶侯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死，葬於此矣’，以此事聞玄宗。
（D）聶侯當以實對天子也。既空為之墳，又醜以酒炙脹飲之事。子美有清才者也，豈不知飲食多寡之分哉。詩人憾之，題子美之祠，皆有感嘆之意，知非酒炙而死也。
（E）高yù＠③，宰耒陽，有詩曰“詩啟天寶大，骨葬耒陽空”，雖有感，終不灼然，唐賢詩曰“壹夜耒江雨，百年工部墳。”獨韓文公詩，事全而明白，知子美之墳空土也，又非因酒而死耳。（宋·李觀《遺補傳》《分門集註杜工部集》，四部叢刊本）
（A）（B）（C）是關於杜甫臨終傳說部分，（D）（E）後半二段皆為記述者評語，雖然“耒陽——聶縣令——大水”這地域、人物、背景三者與“酒肉飽死”傳說相同，但在這溺死——傳說中卻完全未提牛肉白酒壹事，耒陽杜甫墓是聶縣令為應玄宗詔積空土而成。
杜甫死於770年，比玄宗之死762年要晚八年，僅此壹點可知這壹傳說的虛構性，後半壹系列的評語表明，記述當時傳說杜甫系溺水而死的人們認為“牛肉白酒死”傳說有損杜甫形象，因而力圖予以洗涮、否定。
（E）結末壹段中所說“韓文公詩”，在南宋中期撰的蔡夢弼會箋《集註草堂杜工部詩外集》（附錄酬唱）、《分門集註杜工部詩》（序），繼其後，徐居仁編、黃鶴補註《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卷頭序碑銘）中，都收有韓愈《題杜工部墳》、《題子美墳》七言古體詩。〔（27）〕正如李觀所稱贊“事全而明白”那樣，詩的內容和評價與《遺補傳》溺死傳說內容相同，由此可見，《遺補傳》明顯是依據這首詩而記敘溺死傳說的。但韓愈詩文集中無此詩，采錄者蔡夢弼自己也認為“此……惟載於劉斧《摭遺小說》（二十卷·逸）。……乃後之好事俗儒，托而為之，以厚誣退之，決非退之所作也明矣”，此詩純系偽作，根據有關論文（見註〔（26）〕）考證看，此詩當作於北宋至南宋期間，是構成杜甫溺水而死傳說的主要壹環。
這“溺水”的傳說，正如引用並批判這壹傳說的仇兆鰲所感嘆：“此說欲‘辯牛酒飲死之誣，而反坐以漲水漂溺之慘，與李觀補傳，同出俗子妄撰耳。”但，因不測洪水而死，與因自己飲食招至“酒肉飲死”相比，確是進壹步的修正。而這壹修正卻體現了這傳說形成者的意圖。
歸根到底，在宋——元——明——清的杜甫為“詩聖”〔（28）〕這壹至高評價中，關於杜甫之死，既非“飽死”也非溺死，而是於舟中“病死，衰老而死”這壹說占主導地位。當然，也有象清初錢謙益那樣註釋者強調“飽死”壹說的史實性：“牛肉白酒，何足以為垢病”。但就註釋史上大趨勢看，還是以仇兆鰲為代表的“病死”說成為定論而普遍流傳，以至到今天情況也是如此（近人“病死”說，以聞壹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聞壹多全集》集錄丙集中最為詳盡）。
尤其是，詳盡精細的《錢註杜詩》，批判了宋·呂汲公《杜詩年譜》〔（29）〕、宋·王得臣《塵史》〔（30）〕、宋·黃鶴《集千家註分類杜工部詩》〔（31）〕等所倡導的“病死”說，壹改而倡導復活“酒肉飽死”說，結果清初諸家註釋，都將對《錢註》的再批判列為重點。如在黃生《杜工部詩說》（卷十壹）《諸體》和仇兆鰲《詳註》（卷二十三）中壹系列考證文筆中都能使人感受到那種力求否定對杜甫不利傳承的執著信念。由此可見，關於杜甫臨終傳說的形成與流傳，對杜甫傳記論的影響意義是何等重要。
與此相對，關於李賀臨終傳說“白玉樓”，可以說自始至終基本上壹以貫之而沒有變化。這意味著從李賀時代至今，對李賀的詩與人生的印象和評價基本上沒有變化。“白玉樓”中人今天已成為壹種比喻〔（32）〕，足以表明其傳說具有很強的流傳繼承性。
“白玉樓”傳說主要成因，無疑，乃是源自李賀的性格與作品的個性。李賀性格特征：其“細瘦、通眉、長指爪”的外形描寫（《李賀小傳》），他的母親曾感嘆“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爾”（《李賀小傳》），已勾劃出李賀的形象。而其作品個性，也就是由其作品，尤其如《秋來》、《神仙曲》、《感諷·其三》、《蘇小小墓》、《南山田中行》這些主要作品的特色所體現的特殊個性：即對冥冥世界＝鬼的世界的***鳴與關註。
李賀性格特征與其作品的獨特個性表現二者相得益彰，為“白玉樓”傳說——它象征李賀具有與死後世界靈魂交往能力——的形成與流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而為保證“白玉樓”這壹傳說的reality（真實），還將“緋衣神人”、“赤虬”、“奇怪的古文字”、“與冥宮文人相應的李賀文采”、“空中流動的車駕、音樂聲”……等，作為眾人白晝親眼所見所聞所感之語記敘下來。
順便說壹下，從現存資料看，最早將他看作“鬼才”象征，是在李賀沒後二百年的宋初錢易《南部新書》（丙）中評語：“李白為天才絕，白居易為人才絕，李賀為鬼才絕。”
但，南宋葉廷圭《海錄碎事》（卷十八〈文學·文章〉）中有“唐人以太白為天才絕，白樂天人才絕，李賀鬼才絕”之語。由此看來，首次以“鬼才”壹語評價李賀，很可能追溯到比《南部新書》還要早的時期。不管怎樣，不用說，“鬼才”這壹心象構造是構成“白玉樓”傳說的基礎，而更根本的東西是：與其說李賀詩中冥界描寫和“白玉樓”傳說是構成“鬼才”之評的直接母胎，莫如說是因以李白為“天才，仙才”形象為聯想的出發點，從而要構成壹幅“天·人·鬼”三者相對畫面，才導致鬼才評語出現，更為切當。饒有深意的是，中間的“人才”不是杜甫而是白居易，它表明了當時批評史輿論的趨勢所向。
（六）結論
壹般說，文學史中出現的“作者”和“作品”都具有這樣壹種基本性格特征，只有同讀者關系才是決定其地位和意義的東西。
這裏所說讀者，包含①壹般讀者，②同類型的創作者，③研究者，進而，④作者自身，所有讀之者。
從歷史角度看，關於李白《捉月》傳說，關於杜甫《牛肉白酒》傳說，關於李賀《白玉樓》傳說，是中國文學史上象征詩人的詩風與人生的最著名的臨終傳說。〔（33）〕
若從各自臨終傳說是詩人各自詩風與人生象征這壹角度來比較壹下李白、李賀、杜甫三位詩人，那麽，李白情況是這樣的：正如上述所表明的，誕生傳說（“太白星”傳承）→作風傳說（“謫仙人”傳承）→臨終傳說（“捉月”傳承），是系統的三個同質的傳說。李賀的情況是這樣的：沒有相當於誕生傳說之故事，而作風傳說，則是極有個性色彩的“嘔心”傳承——持續作詩直到吐出心臟——成為他詩歌創作態度的象征。不用說，這與“白玉樓”傳承同樣，具有增強李賀“鬼才”形象之功能。
與此相對，杜甫的情況則是這樣，總體上缺乏傳說故事性東西，有關誕生傳說、作風傳說這些對他來說應該有的傳說卻完全沒有。〔（34）〕此外，就是極為重要的臨終傳說本身，由於它活畫出杜甫晚年末期貧窮零落情景，但為了與杜甫“詩聖”這壹很高評價相適應，逐漸就有強烈的否定這壹傳說的感情和念頭出現，以至形成另外壹個關於臨終的傳說，並在其生平闡釋史中（擴而大之到鑒賞接受史）占主導地位。若從杜甫作詩態度及傳記史料看，象杜甫這樣本質上缺乏傳說性詩人，卻有“牛肉白酒”這樣鮮明的臨終傳說，便特別引人註目。對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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