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受當時革新之風的感染，曾經嘗試打破素食以強身健體、振興民族國家，終因擺脫不了從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廢。19歲時，不惜被開除種姓身份，遠涉重洋，赴倫敦求學。異域的文明曾令甘地產生過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腳下，宗教陳規的約束使他在壹個全新環境裏無所適從。短時的迷惘與摸索之後，他終於放棄了對西方文明的盲目模仿，堅持了原有的宗教信仰並兼收並蓄其他宗教教義，接受了英國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倫敦大學的律師資格。學成歸國後，他開始在孟買從事律師業務，卻歷遭挫折。第壹次替人打官司就因臨陣怯場而砸鍋。半年後打道回府，在家鄉拉奇科特靠兄長和親友的資助維持律師業務，律師業務的毫無起色及令人窒息的環境，使他倍感苦悶壓抑。當有個來自南非印度人的案子要他處理時，他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歷程。反抗在南非這個種族歧視根深蒂固、無所不及的英國殖民地，甘地作為有色人種先後遭遇到了壹連串的歧視與侮辱。民族自尊心和同胞在此所受的苦難驅使他走上了領導南非印度人反種族視歧的鬥爭，成為引人註目的人物。正是在南非這塊充滿種族歧視的土地上，甘地對他曾經傾慕過的西方文明產生了否定，培養和鍛煉了自己從事公眾工作的能力，掌握了作壹個成功律師的秘訣，基本形成了他的宗教、人生觀、社會政治觀。他在南非領導的艱苦卓絕的反種族歧視鬥爭，為南非印度人爭取到了基本平等的權利，他從中也試驗成功了壹種有效的武器——真理與非暴力學說及其實踐。不過，在這種反歧視過程中，甘地對英帝國仍充滿幻想。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回國初年，他坐三等車遊歷印度各地，以深入了解他久別的祖國。壹年以後，他開始發表演講，宣傳自己的主張，從事非暴力鬥爭，試驗並發展了非暴力學說。他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戰爭予以支持，希望以此換取英國的開恩，給予印度自治。“壹戰”後殖民當局的種種作為使甘地由壹個英帝國的忠實追隨者變成了不合作者。1919年3～4月間，為抗議反動的“羅拉特法”，他發起全國性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由於殖民當局的血腥鎮壓和群眾的暴力反抗，甘地壹度宣布暫緩非暴力抵抗運動，試圖與政府合作，但英國政府繼續在哈裏發與旁遮普問題上倒行逆施，打破了甘地的幻想。在印度全民反英鬥爭高漲的形勢下，甘地的不合作思想趨於成熟，並率先在哈裏發運動中發起群眾性的抵制殖民政府的立法機構、法院、學校、封號與洋貨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而推廣為全民反帝鬥爭形式。 1920年9月，國大黨加爾各答特別會議和12月的那普爾年會正式通過了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及甘地起草的黨綱，使非暴力不合作成為國大黨的指導思想；爭取“印度自治”成為國大黨的現實鬥爭目標；國大黨也因此由壹個少數上層分子主要依靠憲政手段從事活動的團體變成壹個有廣泛群眾基礎、依靠群眾性直接鬥爭進行全面反帝鬥爭的現代資產階級政黨。甘地在國大黨內的領導地位也因此確立。此後，不論甘地是否在國大黨內任職，他始終是國大黨的“靈魂”，左右著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方向。1922年2月，因運動中出現暴力事件，甘地宣布停止第壹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挫傷了士氣，引起國大黨內的思想混亂。甘地也身陷囹圄。出獄後甘地致力於重振民心士氣。 1929年12月31日，國大黨拉合爾年會通過爭取印度獨立的決議，並授權甘地領導新的不合作運動。1930年3月他率領78位誌願隊員開始“食鹽長征”，揭開了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序幕，給英殖民主義者以巨大打擊。運動進行中甘地又與總督談判，並出席圓桌會議，群眾運動因此而松懈，被英國殘酷鎮壓下去。1934年10月，甘地因與國大黨領導層再次出現嚴重分歧而宣布退黨，但仍在關鍵問題上指導國大黨的工作。1939年9月3日，英國代表印度宣戰後，甘地的極端非暴力立場與國大黨領導機構的有條件支持戰爭的主張發生尖銳沖突，以致他兩次被免職，又因英國政府頑固不肯滿足國大黨的要求，國大黨兩次請甘地復出。這期間，甘地的反帝立場進壹步發生變化。 1942年4月，在印度國內廣大群眾反英情緒高漲和日本侵略者迫近印度的形勢下，甘地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口號，並先後發起了1940～1941年第三次不合作運動和準備發動第四次不合作運動，均被英國鎮壓下去。甘地入獄直到1944年5月。戰爭結束後，處於內外交困的英國政府懾於印度民族解放運動再起的壓力，答應印度獨立的要求。但因印、穆兩教的分岐對立由來已久，加之英國分而治之政策的影響，印、巴分治已成定局。甘地為維護印度統壹不懈努力，終無回天之力，只好接受分治。 獨立後甘地獲得了印度人民和國大黨的崇高敬意，但他卻大權旁落，其終身為之奮鬥的非暴力理想也被束之高閣。而對分治以後的宗教仇殺與混亂，甘地殫精竭慮，利用自己的威望與絕食幫助平息了大規模教派仇殺，自己卻成了教派沖突的犧牲品，死在了壹位狂熱的印度教徒的槍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