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於憂患"

雄漢盛唐，是人們對漢唐歷史認識的總體印象。唐之為盛，在玄宗統治的前期，有“開元盛世”的美譽；而唐之由盛轉衰，則在玄宗統治的後期，以“安史之亂”為標誌。這種集於壹身的盛衰巨變，不僅強烈地震撼當時人的心靈，而且對關註這段歷史的後人也壹樣產生強烈的心靈震蕩。千百年來，它就像謎壹樣，令世人在嘆惋之余，總想犁庭掃穴，直追謎底。人們常說：“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大唐的盛極而衰也當如此。假如我們從安史之亂往前追溯，壹定會找到很多說頭。人們關心這壹盛衰巨變，對大唐開國以來的統治政策與政治運作中的失誤自然不會放過，但對玄宗時期用人行政的得失利病及這壹時期社會矛盾何以激化、安史之亂何以突如其來等問題的探討肯定更有興趣，因為這種盛衰巨變之所以發生在玄宗統治的晚期而不發生在別的什麽時候，肯定與身為壹國之君的玄宗有更為直接的關系，倘能從玄宗時期的統治政策及政治運作中解讀出某種導致大唐盛衰巨變的奧秘來，自然更能獲得滿足感，也更有學術價值。開元盛世的造就，當然不是天上掉餡餅，應該說是與唐玄宗的開明統治息息相關；而安史之亂的到來，也不是什麽命運的捉弄，而是唐玄宗的昏庸統治所致。何以見得？理由如次：先析“盛”之緣由。其壹，玄宗即位之初，年方27歲，正是少年天子，血氣方剛，具備大幹壹番的基本條件；其二，玄宗靠宮廷政變上臺，沒有老本可吃，必須采取有力措施，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其三，滿朝文武對武後以來的酷吏政治非常不滿，渴望新君振衰起弊，刷新政治；其四，玄宗本人對武後以來的政治危機和社會矛盾也有所認識，對於如何化解矛盾使大唐航船重新駛向安全區域有所思考。這些因素合起來，就使開元時期的大唐政治開出壹個新局面成為可能。事實也正是如此。在這壹時期，玄宗能鑒往，能納言，能任賢，敢放權，充分顯示出壹副勵精圖治的明君派頭；而先後為相的姚崇、宋璟、韓休等人也是治世之能臣，有公心，敢諫諍，能辦事，不貪不私不怕死。現聊舉數例以示言之不虛：壹是史載玄宗即位之初，“聽政之暇，常覽史籍，事關理道，實所留心”，可見玄宗上臺後對治國理政、對歷史經驗，還是非常留意的。二是開元元年，姚崇具奏郎吏升遷事，玄宗裝出壹副很不耐煩、聽不進去的樣子，罷朝後對高力士說，職任宰相，大的決策可商量著辦，但何必事無巨細壹壹匯報請示？姚崇聞之大喜過望，遂放手理事，“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這是玄宗敢放權、臣下敢辦事的壹個例子。三是宋璟為相時，常常是對玄宗的態度不管不顧，必盡為臣之責，直言極諫，而玄宗也盡力配合，往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這是臣下敢諫諍、而玄宗能納諫之壹例。總之，有這班君臣合力同心站在前臺吹拉彈唱，就足以保證大唐政權的高層政治運行有序，不會脫軌，而貪汙腐敗、結黨營私的現象也就很難發生。加上其他因素的配合，出現政清人和的局面就在情理之中，大唐的鼎盛之局自然也就悄然而至。《舊唐書》對開元時期的這段歷史是這樣評說的，玄宗即位後，“糾之以典刑，明之以禮樂，愛之以慈儉，律之以軌儀。黜前朝僥幸之臣，杜其奸也；焚後庭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樂而出宮嬪，明其教也；……收兵而責帥，明軍法也；朝集而計最，校吏能也。廟堂之上，無非經濟之才；表著之中，皆得論思之士。而又旁求宏碩，講道藝文。昌言嘉謨，日聞於獻納；長綹遠馭，誌在於升平。貞觀之風，壹朝復振。於斯時也，烽燧不驚，華戎同軌。……於時垂髫之兒，皆知禮讓；戴白之老，不識兵戈。虜不敢乘月犯邊，士不敢彎弓報怨。……年逾三紀，可謂太平。”這段話難免有些誇張，但壹個勵精圖治的玄宗的風貌已是躍然紙上，壹個太平安樂的盛世就如在眼前。難怪當時的著名詩人杜甫要寫詩贊曰：“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小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稟俱豐實。” 再論“衰”之肇因。其壹，當大唐的年號由“開元”改為“天寶”時，李隆基在皇位上已坐了30年之久，年齡也快60歲了，難免會發生身體和心理的“疲勞”，史稱玄宗“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但似乎還應該加上“惰心日生”才算全面。其二，“開元盛世”的不期而至，使玄宗君臣有了貪圖享樂的資本，總以為天下太平、萬事大吉，壹門心思追求歌舞升平的場面、醉生夢死的日子，於是國家大政就不願聞問、日漸拋荒，大唐政治開始走上下坡路，破國亡家的厄運也悄悄地前來叩門。其三，俗語言，上有好者，下必甚之。到了開元後期特別是天寶年間，由於玄宗飄飄然，喜歡聲色犬馬，聽不進逆耳之言，於是，壹班阿諛奉迎的奸佞小人就日漸得勢，壹片諛頌的馬屁吹得玄宗更加頭昏眼花、得意忘形；而敢於諫諍的賢臣則逐漸被疏遠，忠言很難再吹到玄宗的耳邊。政風由此變壞，吏治由此腐敗，政局由此混亂，盛衰之勢也就在無形間轉移了，終於導致大唐盛衰集壹身、漁陽鼙鼓動地來的悲慘結局。這裏也聊舉幾例，權充說明。壹是自開元十七年張說等人奏請以玄宗生日為千秋節始，個人崇拜之風開始擡頭並愈刮愈烈。到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時，宰相張九齡別出心裁，沒有送銀子，沒有送珍奇，也沒有送時髦的銅鏡，而是把歷代興廢之道編到壹起，名為《千秋金鏡錄》，進獻玄宗。對這種婉轉諷諫的方式，玄宗表面接受了，但三個月後，張的相職就被無情地罷免。這壹結果的導向作用，對官場中人而言真是太淺明了。自是以後，就言路依稀、頌詞滿天諛聲遍地了。二是玄宗在後期“恣行宴樂”的同時，把朝政大權交給了李林甫、楊國忠等奸佞小人，致使朝綱紊亂，人心澆離，政局日壞。李林甫盤據相位十九年之久，“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以甘言而陰陷之”，以至世謂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司馬光認為，正是這樣壹個蛇蠍小人，終於“養成天下之亂”。繼李林甫為相的楊國忠，更是壹個善於“窺探君意好惡而迎合之”的奸佞之徒。他擔任相職後，牢牢地把住朝廷的財權和用人權，還身兼40余職，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搞得滿朝烏煙瘴氣。他看到暮年的玄宗喜歡財利，於是“大事搜刮”。司馬光認為，正是這樣壹個貪吝之徒，“厚斂以怒天下，終成其亂”。《舊唐書》的作者也認為是玄宗的“用人之失”，把壹個好端端的大唐盛世拖垮了：“俄而朝野怨咨，政刑紕繆，何哉？用人之失也。自天寶以還，小人道長。如山有朽壞，雖大必虧；木有蠹蟲，其榮易落。以百口百心之讒諂，蔽兩目兩耳之聰明，茍非鐵腸石心，安得不惑？而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妒賢害功，但有甫、忠之奏。豪猾因茲而睥睨，明哲於是乎卷懷，故祿山之徒，得行其偽。……謀之不臧，前功盡棄。”誠哉，斯言！覽玄宗壹朝的盛衰巨變史，不能不使人想起《詩經》中“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的名言，也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中“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告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