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衣食住行用的變化？

衣：鴉片戰爭後西方服飾湧入中國食：通商口岸開始出現西餐，之後擴大入內地住：租界附近出現西式建築西風東漸與晚清城市社會生活方式的西俗化———以近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變化為個案研究 [摘要] 在中國近代史上,國人在接受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知識的同時,其社會生活方式也出現了西俗化的傾向。探析近代中國人的衣食住行變化,可以深入了解晚清城市社會生活方式的西俗化現象及其規律。[ 關鍵詞] 社會生活方式;衣食住行;西俗化; 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打開國門，開始被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由於中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形成了西學東漸局面。在這壹過程當中，“隨著條約口岸的開放”，西方人的社會生活方式作為西方文化的附生物也漸次傳入中國，國人開始接受這些“新的生活方式’)並由此在中國形成了“西俗東漸”的現象，晚清時期的城市華人社會生活方式開始了西俗化。當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並不完全等同於先進。但是它作為在近代工業文明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畢竟在實質和內涵上比在農業社會文明和封建專制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生活方式要先進許多，因為“西方近現代民俗作為現代化的伴生物，比之中國傳統習俗更能適應現代社會”)。雖然西方社會生活方式在進入中國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挫折和阻礙，但是，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方式還是不可避免地開始了西化的過程。衣食住行，是反映壹個民族或國家社會生活方式最為直接的窗口。而中國人生活方式西俗化的歷程也是首先從這裏開始的。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服飾被認為是禮制大防，它的變化常常與更改正朔聯系在壹起，足見其重要性。在最初，中國人認為短衣窄袖的“夷服太覺不類”。但是，曾經崇尚寬袍大袖的國人很快就認識到西式服裝簡潔、靈活、方便的特點。中國最早接受西式服裝的當屬廣東沿海地區和開放口岸的壹些買辦和經常同洋人有生意往來的商人，他們最早模仿洋人們的穿著打扮。壹直到19世紀90年代以前，還只是少數獵奇者和洋務買辦們穿著西式服裝，這些人還被大眾視為叛逆。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情況就完全不壹樣了。這時，隨著西方民主思想的日益深入人心和西方生活方式在中國認同程度的日益加深，國內剪辮易服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有人力主改穿西服，提出:“視西人之遍身結束，舉止生硬者，反覺文明。”在戊戌變法中倡導“與歐美同俗’，的康有為也主張改穿西服，並把西服附會成中國古代的服制:“夫西服未文，然衣制嚴肅，領袖潔白，衣長後社，乃孔子三統之壹;大冠似箕，為漢世士夫之遺，革窟為楚靈王之制，短衣為齊桓之服。)資產階級革命派更是把改穿西服視為“可振工藝，可善外交，可以強兵，可以強種’, 的靈丹妙藥。這雖然體現了“全盤西化的盲目J陛”，卻也說明了當時人們對西式服裝已經有了壹定的認可。20世紀初年，西式服裝開始廣為流行，不僅壹些大城市中的學生制服日漸洋化，就連壹些窮鄉僻壤也不能免俗。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西梧州中學的學生就被允許“披洋衣揖孔孟”。在近代，女式服裝的西化比男式更早。在鴉片戰爭前後，江南各省就流行“夷船’，舶來的女性衣飾，主要以花邊絲縷之類為主，俗稱為“鬼子欄桿”，女子服飾的西化也由此開始。1859年，剛到香港的英國人吟-411就“看到很多中國姑娘的天足上穿著歐式鞋，頭上包著鮮艷的曼徹斯特式的頭巾，作手帕形，對角折疊，在頗下打了壹個結子，兩角整整齊齊的向兩邊伸出’ 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僅作為外套的西服開始日漸在城市居民之間流行，而且洋式襯衫、絨衣、針織衫、西褲、紗襪、膠鞋、皮鞋等也被國人日漸接受，人們服飾的西化程度得到了不斷的提高。由於西方生活方式的影響，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在近代也出現了西俗化的傾向。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開埠，外國侵略者根據不平等條約，在通商口岸建立了租界。隨著大批外國僑民向租界的日漸湧入，西餐開始進入了中國。最初，西餐館在中國被稱為番菜館。番菜館最早出現在廣東，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國際化程度的日益加深，在這些城市也日漸出現了壹些番菜館。最初，番菜館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僑居中國的外國人。上海的番菜館最早集中在虹口路、徐家匯壹帶，這裏為外國人聚居地;在北京，《北京條約》規定西方國家的使領館集中在東民壹帶，所以番菜館也主要集中在這裏。有的番菜館甚至還請使館的廚師掌廚。在飲食習慣和飲食風格上，中西方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中餐喜好將雞、鴨、魚、肉與蔬菜壹起烹飪，這在壹定程度上似乎是東方人偏重於綜合思維的體現，而西餐是將各種蔬菜肉類分而烹制，則是西方人註重理性分析的反映。在進食方式上，西方人實行分餐制，中國則為合餐制，這也是中國人傳統的家庭觀念使然。而中西方人在飲食構成上，則又是各有千秋。正如《黃帝內經·素問》所說的那樣:中國人的傳統飲食習俗為“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幾千年來，除了西北畜牧業較發達的少數民族的飲食以肉食和奶酪為主外，大部分中國人的飲食壹直保持著這壹結構。而西方人則完全相反，他們主要以面包、肉食和奶類為主食。由於中西方飲食習慣的差異，西餐最初在中國受到的是冷遇。同文館譯員張德彜第壹次登上由天津駛往上海的洋人輪船時，才第壹次嘗到西餐。但是他認為:“蓋英國飯撰，與中國迥異，味非素嗜，食難下咽，甜辣苦酸，調合成撰，牛羊肉皆切成大塊，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雞鴨不煮而烤，魚蝦味辣且酸，壹嗅即吐。”以至於同船的國人壹聽到開飯的鈴聲“便大吐不止’。可見，當時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吃西餐無異於“茹毛飲血’，壹般。與此同時，仍有壹些中國人懷著對西餐的新奇感而趨之若鶩去品嘗西餐。但是社會主流仍對西餐懷有排斥心理。直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這壹情況才有所改變。這是因為隨著中西交流的日益頻繁，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也日益加深，因而對西餐也有了壹個全新的認識。認為“西人飲食最不茍，常以養身為主”，壹些西餐館也出現了“華人兼亦往食焉”)的現象。該書成於1876年，可見，在當時抑或之前，就已經陸續有華人去西餐館就餐了。及至後來，竟然發展到“裙屐少年，往往異味爭嘗，津津樂道’。當然，這裏有很大成份為獵奇者的行為。到了19世紀90年代，“向時華人鮮過問者”的西餐則出現了“裙屐少年，巨腹大賈，往往攜姬摯眷，異味爭嘗”的局面。由於西IN"人各壹肴，肴各壹色”，“分曹據席，，用餐方式極為文明，使當時不少的文人也成為了番菜館中的常客，孫寶暄就對上海四馬路上的壹品香番菜館情有獨鐘，甚至於還在那裏款待過康有為。隨著人們崇洋心理的日漸強化，上番菜館就餐遂成為了中上階層講排場的壹種方式。“光宣之交，滿清貴族，群學時髦，相率奔走於六國飯店”、“昌飯店、長安飯店，皆西式大餐矣甚至於就連光緒的老師翁同於床在宴請俄國使臣的時候也是準備了“西賓館洋菜……洋人來指摩，壹切皆洋式’, 可見，去番菜館吃西餐在此時已經成為了官場之中的壹種時尚。當時不僅官場如此，甚至就連下層百姓也對西餐是好感有加，壹些外國人抓住這些人的心理，便開設簡易的番菜館，如上海四馬路胡家宅有壹家日本番菜館，每客大菜只需五角錢，還備有咖啡、水果，不過質量實在是難以恭維，盡管如此，這類小餐館還是門庭若市。隨著西餐的日漸普及，壹些具有西方風味的食品也走進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事實上，西式食品很早就進入了中國。1853年，英國商人在上海開設的老德記藥房就開始生產冰激淩、汽水等西式食品，主要供應對象為在上海的西方人。鹹豐八年(1858)，英人埃凡在上海創辦了埃凡饅頭店，開始生產面包和糖果。5年後，他在上海開設埃凡洋行，生產啤酒。此後，又有咖啡、奶茶、香檳、冰棒、冰激淩、餅幹、蛋糕、罐頭以及葡萄酒、白蘭地等相繼傳入中國。西人隨之又在中國開設了多家工廠生產這些產品。最初，這些食品的消費群體也是主要面向西方人。不過，隨著西方生活方式的日漸被接受，這些食品方便的食用方式和其亦為美味的優點很快顯示出來。正因為如此，西式食品在中國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喜歡，並成為人們餐桌之物和待客極品。在有些文士家中，甚至還以“西洋名酒’，以饗朋友雅集。隨著西式食品在中國的大受歡迎，以華人為主的西式食品生產廠家也日漸多了起來。最終，在中國人的飲食形式上出現了中西並舉的局面。在居室建築上，中國人受西方人的影響更為顯著。中國古代傳統的建築結構壹般為木骨泥墻，主構架則全為木結構，這是中國建築獨有的特點，在世界建築史上占有壹席之地。但是木結構的建築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易於發生火災、承重力差，不宜向高層發展等。最初，中國人對洋式建築的認識只是“夷人好治宅，重樓疊居，多至三層，繡闊綠窗，望如金碧’。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被迫開埠，西方人在跑馬圈地的同時，也把西式建築帶到了中國。最初的西式建築只能說是神似。因為這些建築的設計者大多是外國商人或傳教士，施工者也只是沒有造洋房經驗的本地泥水匠。最早在中國出現的洋房壹般為周邊作拱券式回廊的磚木結構建築，這壹模式最初是由歐洲傳入印度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因而被稱為“殖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