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敘事的選擇來看，這部作品沿著20世紀中國的歷史脈絡，選擇重大事件作為時間節點展開敘事。作品的前三個樂章可以看作是第壹大部分。第壹樂章《千瘡百孔》的背景是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這也是中國* * *生產者黨產生的歷史背景。第二樂章《救亡圖存》，描述了抗日戰爭時期，以抗日戰爭為背景，中華民族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第三樂章《壯山河》分為“勇士遺書”和“英雄安魂曲”兩部分。通過對先烈的悼念，書寫了中華崛起背後的沈重代價和堅強意誌。第四樂章可以看作是第二部分的開始。第壹部《復興之路》，從新中國成立開始，展現了新中國成立後人民工作生活的新氣象，展現了“每個人都是壹顆螺絲釘，需要哪裏就去哪裏”的精神；第二部分《幸福的源泉》著重描寫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人們的幸福生活。第五樂章《中國的崛起》描述了中國崛起後的“民樂”。
這部作品從體裁、音樂內涵、技巧等方面都有所突破。體裁，民族交響史詩的定位非常準確，詳細研究了“史詩”的概念，包括“民族性”、“整體性”、“英雄主義”、“全景性”。在音樂上，該作品不單純是壹種民族管弦樂的形式，而是通過增強作品的交響樂性和戲劇性而產生史詩般的效果。“上升”是壹個充滿張力的詞，包含著不屈的反抗，而張力的表達取決於作曲家的音樂思維開發能力。
作品在整體寫法上突出了張力和戲劇效果，很多段落甚至像是焦平面語言的“蒙太奇”手法:音樂很有動感，變化多端。作品開頭不定型，其開頭直接進入背誦後的第壹樂章。不和諧的半音與高密度配器下的音塊碰撞，配合連綿不絕的織體，將觀眾帶入飛機轟炸下人們驚慌逃散的情境。瞬息萬變的音樂思想往往容易被處理得雜亂無章，而作曲家在戲劇性和“突如其來的感覺”之間把握恰到好處的平衡，體現在調性布局、素材聯想等諸多細節上，也是作曲家的功力所在。
這個技巧來自於作曲家的學習背景。劉長遠曾經掛科俄羅斯，俄羅斯作文教學擅長紮實的作文技術理論。劉長遠立足於紮實的傳統作曲基礎上，創造性地將其轉化為中國民族管弦樂的形式。這壹系列的轉變本身就是創新的壹部分。第二樂章“戰爭無處不在”，旋風般旋轉是作品的另壹個精彩之處。作曲家將西方古典音樂尤其是俄羅斯古典音樂中進步動機的發展與中國民樂中“緊奏慢唱”的方式相結合，使作品既達到了暴風驟雨的效果，又具有民族韻味。
崛起中的合唱創作也有自己的特點，劉長遠壹直在努力探索將民族管弦樂與聲樂相結合。《崛起》的合唱寫作在“吟誦”與“歌唱”之間自然轉換，可以創造出豐富多樣的音樂敘事角度。合唱團有時在音樂中充當歌劇式的群眾形象。比如歌詞中連續不斷的“逃亡”用顫抖而短促的節奏表達了壹個又壹個難民的哭喊，時而跳出敘事，以第三人稱視角表達中國滿目瘡痍的情懷。作曲家在整部作品的寫作中吸收了歐洲清唱劇的音樂語言，獨唱和合唱的呼應也設計得當。在第三樂章的《英雄安魂曲》中，可以聽到威爾第《安魂曲》般的哀鳴，篇章開始攻擊純粹的音色之美，英雄精神的崇高光輝在整個樂章中閃爍。
在“雅俗共賞”中凸顯民族性是作曲家劉長遠在創作中壹直努力實現的目標，而雅俗共賞的命題轉化為民族管弦樂的創作，很大程度上體現在原創性與民族性的平衡上。劉長遠在處理這個問題上非常成功。就Rise而言，在原創性上，現場呈現出濃濃的中國風。然而，仔細品味後，並沒有對民歌進行“改頭換面”——作曲家對中國傳統音樂的元素采用了更具隱喻性和象征性的表達方式。比如第壹樂章引用了梅花三弄的主題，第二樂章引用了長城歌謠。這種引用絕不是簡單的用傳統音樂素材展現民族特色的“外賣”方式，而是通過音色、和聲的隱喻，與文本建立更直接的聯系。比如《引梅花三弄》並沒有像很多其他作品那樣發展和變化這個著名的主題，而是在引用主題的過程中賦予音色和和聲的變化，將主題置於新的語境中。古琴和《喉嚨》先後奏出“梅花三巷”的主題。壹弱壹強的特點使音樂由遠景向中景推進，緊接著充分發揮特寫和全景來描寫戰爭的慘烈。古琴第壹次陳述主題，樂隊用顫音演奏不和諧的區塊，輔以力度的快速變化，隱隱不安的效果非常貼切。喉嚨本身就有哭的音色。用這種樂器作為第二種說法來表達“哭如訴”的效果，真是神來之筆。用這樣壹種邏輯的方式“引用”傳統音樂主題是很緊張的。劉長遠師從作曲家鮑元凱，這表明他繼承和發展了鮑元凱的“中國風”寫作風格。總之，從作品的音樂細節可以看出，結構不定型，音樂語言多樣自然，傳統底蘊深厚，而音樂所表達的靈性則凸顯出史詩性、民族性、英雄主義的崇高美。
如前所述，作品敘事鏈條細致有機，其中作詞人董方方功不可沒。她有著豐富的戲曲劇本創作經驗，除了優美的文筆外，在曲調與詞的關系等音樂方面的打磨也獨具匠心。和劉長遠的創作壹樣，她也善於處理不同風格的文字，並把它們放入壹個完整有序的系統中，即使單獨看起來也很有文學性。第壹樂章中“逃”的連續排比、重復、尖叫、質問，文字簡單平實卻落地有聲，情感強度漸增。最後壹句:“壹個聲音在喊:救國！壹個聲音在喊:太陽！”它展現了未來的希望，有著強烈的信仰感。第二樂章《救亡圖存》以壹位烈士寫給愛人的告別信開始:“寫這封信的時候，我還孤獨地在世界上；當妳讀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經成了冥界的幽靈。”把烈士們告別時悲傷卻堅定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然後女高音“年”的獨白又有了明清詩詞散曲的意境。“都說來世有緣再相見，只怕擦肩而過就認不出對方了”，其中的悲傷與無奈聽起來令人心碎；“我恨余生，心腸碎痛”和《妳將去哪裏》的《長恨歌》壹樣痛。
這場演出無疑給這部作品增添了光彩。著名指揮家彭家鵬擔任音樂指揮，中國廣播民族樂團領銜主演。彭家鵬善於調動管弦樂隊澎湃的激情，他的作品最後的演繹尤為精彩，被作曲家稱為“中國人的歡樂頌”。在此期間，彭家鵬的指揮非常投入。他的右手保持著清晰的圖示，準確地指出位置。露出的左手既強調了關鍵的結構位置，又揮出了細膩的節奏。當慢慢唱的時候，他的身體可以暗示旋律的方向，而他的手保持著精確的節拍。當音樂激烈時，分拍子自然轉化為合拍子，使意境更上壹層樓。指揮的肢體動作豐富而有效，身體的每壹個動作都充滿了音樂的節奏。指揮的處理可以在緊張快速的演繹中清晰的分辨出音樂的層次，多日的精心排練也讓樂團呈現出許多可圈可點的細節。
中國廣播民族樂團歷史悠久。自20世紀50年代成立以來，它產生了大量原創新作。正是這種歷史傳承，讓樂團從容面對《崛起》這樣的大編譯作品。在這部作品中，管樂難度較大，笛子和嗩吶的獨奏都很出彩。管樂和打擊樂的豐富性充分體現了作品的交響樂性。弦樂的好處是經過訓練後能快速整齊地演奏，面對幾段沒完沒了的快節奏音樂能保持充分的清晰，在幾個快板動作中能聽得很清楚。
而幕後的工作人員也在這麽大的制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如中廣藝術團團長劉學軍、中廣民族樂團團長李春勇、總導演韓進，都在選題、控制、制作、呈現上為作品增光添彩。
大型民族交響史詩《崛起》融合了朗誦、獨唱、合唱等多種風格，有利於情感的具體表達，喚起觀眾的思想覺悟。同時在獨奏和樂隊演奏上不斷創新，用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語言直擊觀眾內心，拓展了交響樂民族化的表現空間。大型民族交響史詩《崛起》，用音樂詮釋了壹代又壹代中華兒女的復興使命。它的成功首演不僅為建黨壹百周年獻上了壹份具有政治覺悟、藝術價值和人文品格的禮物，也是音樂民族化的壹次成功嘗試。希望這部作品能在舞臺上反復打磨，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