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調的必要性:南水北調的必要性 根據對我國水資源2030年和2050年的供需平衡分析，黃淮海流域特別是黃河下遊的黃淮海平原地區，是我國最缺水的地區。在過去的年代，這裏的許多地方，特別是黃河以北的海河流域，通過超采地下水和利用未經處理的汙水維持了經濟的增長。據海河水利委員會統計，海河平原1998年超采地下水55億立方米，全流域廢汙水排放量63億t，除排放入海5億t外，其余或被利用或蒸發滲入地下。據不完全統計，約有20多億t廢汙水被用於灌溉。地下水超采最嚴重的是滄州、衡水和津浦鐵路沿線地區，該區的淺層地下水絕大部分為不可利用的鹹水和微鹹水，多年來超采的是很難再生的含氟的深層地下水，據2000年有關方面的分析，深層地下水耗竭的時間將為10～15年。太行山麓的京廣鐵路沿線，由於城市和工業大量抽取地下水，也造成淺層地下水的大面積區域性漏鬥。由於水資源的過度開發和汙染不加防治，許多地方有河無水，有水皆汙，窪澱枯竭，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 預測到2030年，經充分挖潛和利用當地水資源，采用節水和汙水回用等多種措施和考慮了目前引黃和引江的水量後，在地下水不再超采的情況下，黃淮海平原地區缺水量仍將達到（平水年）150億～（枯水年）300億立方米。考慮到生態環境的用水，今後通過南水北調增補的水源應在300億立方米以上，其中增補黃河以北應在壹半以上。 大運河的主要作用有: 壹、 隋大運河對唐朝經濟的影響 隋大運河作為連接中國兩大地區的運輸紐帶，它的開通，大大促進了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給長江流域的開發註入了壹股強大的動力，並最終使唐朝的經濟重心發生了戰略性轉移。如何看待隋大運河對唐經濟的影響，關系到我們是否能正確認識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問題。 隋大運河的的開通，沒有為本朝經濟帶來什麽益處，但卻遺惠於唐代商品經濟的發展。正如皮日休曾在《汴河銘》中所說：“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作為連貫南北交通的動脈，它溝通了長江、黃河的水運交通，全國各地的大商巨賈，弘舸巨艦，往來不絕。唐代統治者執政以後，對隋代修築的水上交通設施又進行了整修，使之更適應於商品經濟的發展。 大運河，雖然旨在運輸漕糧及各地搜刮來的財富，但在客觀上，又促進了水運交通的發達，使得沿岸壹帶商業發展迅速。運河之上，販運物品的商船，穿梭往來，壹派繁榮景象。運河所經之州，如運河和黃河相遇處的汴州等，都成為繁盛壹時的都會，成為物資和人文薈萃的地方。在壹些新興城市中產生了櫃坊、飛錢等早期匯兌的新方式。當時，“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 唐代的商業性質這時已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已由過去的偶然交換和土特產品的販運，過渡到固定的城市商業。城裏的商人不再遊蹤不定，有了固定的經營點，並出現了“行”這種組織。 杭州是隋唐之際興起的商業城市，到了唐代，更是繁榮富庶，所謂“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戶數由貞觀中(627—649)的35071戶增至開元時(713—741)的86000余戶，人口有幾十萬之多。 唐時有“揚壹益二”之稱。“益”即今之成都，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的重心。然揚州興起以後，已居“益”之上。揚州與成都為東西兩個商業中心，同位於長江流域。揚州既居江河運道之通衢，又為海泊到達之終點，揚州所處的地理位置比成都更為有利，故遂“雄富冠天下”，漸居成都之上。當時的官僚富豪多在揚州置邸開店，經商營利，使得揚州“商賈如絲”。王象之的《輿地紀勝》中曾引沈括語：“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壹路百州遷徙貿易之人，往返皆出揚州下，舟車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十七。”著名的理財家劉晏也以揚州為治所，領鹽鐵轉運，整理漕政。同時，許多波斯、大食等外國商人，麇集於此，開店置肆， 因此揚州亦成為當時對外貿易的中心。 其他大量興起的商業性城市，無不欣欣向榮。汴州，其地位僅次於揚州，“舟車輻瀆，人庶浩富”，“沒入死商錢且千萬”。 大運河開通後，不僅帶來了水運交通的發達，而且使得南北各地形成了壹個以大運河為中心的巨大水域網，這便極大促進了大規模農田水利的興修，許多荒廢的土地被開墾成為肥田沃土。至此，各地的農業生產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農業的發展，水運交通的發達，促進了農村商品經濟的活躍。在城市郊外，商人往來之水陸要道或津渡，也出現了商業活動，自發地形成了“草市”、“墟市”。它們只是臨時的買賣場所，不同於城內正規的市，其存廢與否，與政府的法令無關，不要經官府批準，更未設市場官吏對其進行管理。它們都是應經濟的發展、商品交換的需要而產生的，是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農村中的“草市”、“墟市”開始可能是農民出售草料、購買平常所需用品的場所。為了搬運和交易的方便，草料的販賣壹般都在城外進行，日久便成草市，於是別的商品也到這種市場出售。也可能由於市場是非正式的，故得名“草市”，如汴州的草市。有些草市或墟市後來慢慢發展成為城鎮。除此以外，唐代農村中還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專業定期集市，如“村市”、“藥市”、“蠶市”、“馬市”、“亥市”等。介於城鄉之間的“草市”、“村市”等的出現，是唐代商業向縱深方向發展的標誌。不但城市商業繁榮，農村商品經濟也更為活躍了。 農村中市場的出現，反映了農村中市場的發育已達到壹定的高度。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若沒有外在的催化劑，能否達到那樣的水平，值得斟酌，而這其中，隋大運河的開通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大運河的開通，給長江流域的經濟發展註入了壹股強大的動力，使得長江流域很快成為供應首都漕糧的主要生產地區，並最終取得了全國經濟重心的地位。 漢朝時的長江流域，人口極為稀少，農業原始，商品經濟很不發達，階級分化還不嚴重。司馬遷曾這樣描述過這個地區的特征：“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而到了隋唐時期，由於大運河的修建，使長江流域社會進步速度大大加快，曾經叢林密布、極為原始的南方，已輕而易舉地超過了歷史較悠久、文化較發達的北方。在這壹時期，由於朝廷重視，大運河的引導，及地區本身農業發展的客觀需要，長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規模、數量比歷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長。據省地方誌資料統計，浙江在以前各朝中，有規模的治水活動是很少的，在漢朝數量最多也是四項，而到了唐朝，治水活動空前增長，為四十四項。兩項數字的巨大差異，明顯表明，唐朝時浙江已被大幅度開發，農業生產力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其他南方各省除了雲南外，亦急劇地向前發展。《新唐書》揭示道：“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京師對南方依賴程度的發展是很快的，以至到了偉大作家韓愈的時代，江南田賦已經達到了全國田賦總數十分之九的驚人比例。 長江流域如此肥沃，它的潛力壹旦得到發掘，便飛速發展，並最終成為中國的經濟重心，從而取代涇渭流域與黃河中下遊流域的地位。盡管後來各朝曾考慮到政治基地與經濟基地相隔遙遠，想在首都所在地附近建立壹個基本經濟區。但壹系列發展海河流域的嘗試，結果卻不盡如人意，想無需從南方運輸谷物的希望，再也未實現過。作為農業生產中心的長江流域，其重要性增加了。 這時，經濟重心已經向南方轉移，然而自隋朝到清朝，或許由於傳統習慣與政治上的惰性，首都總是定在北方。這種異常狀態，使得聯系生產的南方與政治的北方的運輸系統壹壹大運河，更加必不可少了。 二、隋大運河對唐朝文化的影響 大運河，促進了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運河開通後，與南方發達的海運交通遙相呼應，使得南北各地在地域上更緊密地連為壹體。地域上的封閉性，在壹定程度上已被打破；同時，地方民族狹隘主義也隨之削弱，對異域文化，亦采取更為開放的態度。它所帶來前所未有地理上的開闊，使人們的眼界豁然開朗，相互間交流不再局限於壹村壹閭，與外界的聯系愈加密切，這極大影響了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心態。再加上當時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政治上的統壹，這壹切造就了唐朝文化的磅礴氣勢，藝術的異彩紛呈，唐人的寬廣胸懷，正因為唐人有如此寬廣的胸襟，他們才能將中國豐富多彩的文化統統納入華夏文化這壹龐大的文明體系，而不遵從壹個模式，壹個調子，體現了中國人“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才敢於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廣泛吸收異域文化的營養，形成了充滿活力、百花齊放的文化局面，充分體現了壹個民族的自信心、生命力和創造力。從這壹角度來說，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中國文明的急劇變化，唐朝文化的無比繁榮。 學者言：“有唐壹代，為文學美術最盛之時，而其他學術亦有樹立……而南北之學，以之統壹。”運河綿長廣闊，流經了南北不同的文化帶，連接了燕趙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吳越文化等多個區域文化，加強了各種文化的交流。唐文化在不同文化的接觸、交融、整合中，變得更為廣博精深，已有革新氣象，體現了唐人追求創新、自由的心態。 經學的變化在唐代已出現先兆。漢魏六朝之風壹直傳承至唐代初期，倡導古代傳下來的學說，重家法和師法，但不允許改變師承，另立新說。然而到了唐中葉，開始有人懷疑舊有註流，要建立壹家之言。最早的是有關《春秋》的新說。啖助治《春秋》，“摭訕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借孔丘之名，實際上在批判《春秋三傳》，企圖成壹家之言。其中已有變革氣象。 就文章來說，六朝至唐中葉流行駢文。這種作品，四六對仗，註重形式，束縛人自由地表達思想感情。而在唐代這樣經濟政治極為繁榮的時代，駢文已不能擔負起表現這偉大時代的任務。故到了唐朝中葉，韓愈、柳宗元等發起了古文運動，復興古文，提倡散文，文章由重形式變為重自由表達。 唐代的詩歌更是光彩奪目。隋大運河的開通，使得各地的經濟文化交流大大加強，人們的視野更為開闊，這便為唐代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詩歌的思想內容亦更為豐富。到了唐末，詞又發達起來，打破了五言、七言的格局。這無不體現出唐人追求自由、開放、創新的精神。唐代在藝術、音樂等方面亦有很高的成就，在這裏不再贅述。 唐朝統治者對外來宗教是壹概歡迎的。由於交通更為發達，所以，除了本土宗教道教，及當時極為盛行的佛教外，西方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也在唐朝時相繼傳入。同時，與宗教有關的哲學思想在中國得到了傳播，大大影響了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宋代理學就是在這種影響下產生的。 由於大運河的貫通，交通更為發達，經濟更為繁榮。這不僅為唐朝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且也促使了南北(包括東西)文化和中外文化的大交流。異域文化源源不斷地輸入華夏文明的體系，形成壹種奔放的情調，對當時的社會風氣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長安城內有著極濃的胡化色彩，中央官僚集團內有大量的“胡人”，從宰相至守卒，都有少數民族的身影。當時人們追求功名的風氣很盛，既重邊塞、科舉，也希望舉薦、獻賦的成功。那時婦女的開放，是後代婦女望塵莫及的。她們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十分活躍，敢於拋頭露面。那時的僧侶、道士、儒生、詩人也並不看輕自己的地位，他們與達官貴人自由交往，出入豪門，高談闊論，沒有太多地位懸殊的約束，用自己的思想來影響當時的社會，無不顯示出開放的氣息，這在其他朝代是少見的。當時的娛樂活動也極為豐富，如遊戲、雜技、樂舞、戲劇等，引進了許多外來的節目，充滿了生動而奔放的內容。 顯而易見，唐代文化的無比繁榮，與生產力的發展，交通的發達，經濟文化的交流是分不開的，而這壹切，與大運河的開通，關系甚為密切。 這十多個世紀以來，隋大運河在中國引起極大的關註，它的歷史，同中國經濟、文化的歷史緊密聯系在壹起，我們應正確認識它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隋運河的開通，對唐朝經濟文化產生如此大的積極影響，是當初隋統治者始料不及的。它不僅促進了唐代經濟的繁榮，使唐朝的經濟重心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而且也使唐朝的文化進入了繁榮的“黃金時代”。目前正在進行的大運河文化旅遊資源開發，準備將大運河古遺址及大運河文化開發成為壹系列旅遊熱點，也從側面折射出了大運河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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