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江
壹個獨立的人，是指其有獨立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有獨自生活的能力。因此獨立就是得沒有依賴他人的心理，能夠自己支配自己的思想與行動，如此才能以獨立的眼光辨明事理。而要取得獨立則在經濟上首先能夠依靠自己的勞動維持自身生活，也就是不依賴他人錢財的獨立。
可是對於獨立人格卻並不僅僅經濟上獨立就可得到，人有時還常常敬畏權威，對敢於挑戰權威的人，也得有無畏無懼的精神。日本近代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曾說“人若失了獨立人格的精神，那他壹定依賴別人；依賴別人的人壹定怕人；怕人的人壹定阿諛諂媚人。若常常怕人和諂媚人，逐漸成了習慣以後，他的臉皮就同鐵壹樣厚。對於可恥的事也不知羞恥，應當與人講理的時候也不敢講理，見人只知道屈服。”如此怎能希冀他們深切地關懷弱勢的群體與國事，又怎麽能秉筆直書？
自古以來，為了滿足金錢或權力的欲望而放棄獨立人格者固然數不勝數，但為保持人格獨立而拒絕官方及豪貴的恩賜、施壓的也不乏其人。在此方面中國古代的史官有許多令人稱道的地方。譬如春秋時期，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借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願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壹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記載了齊太史“身膏斧鉞”的事跡，齊南史的不畏強暴，秉筆直書，幾千年來被譽為中國古代史官的典範。帝王將相和史官，壹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壹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壹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壹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此是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當然在壓力之下放棄獨立人格的人多，因此較量的結果，往往是權力壓倒正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可是只要保持獨立的人格精神，後世之良史依然秉筆直書，因此才有司馬遷之《史記》。司馬遷在宮刑以前，對漢武帝時期抱有很濃厚的入世激情，也曾希望建功立業出將入相，可是宮刑事件徹底粉碎了司馬遷的幻想，從此從對漢武帝緊密依附的精神狀態中掙脫出來，此時司馬遷的人格才從“務求親媚於主上”的附庸狀態中獨立出來，自覺拉開了與帝王將相的心理距離。以更多的理性、更深遂、更冷峻的目光來觀察分析並獨立思考當時社會與歷史傳統。
因此，有獨立的人格精神的人往往有成熟的思想，有正確地前進方向，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看起來就是有骨氣的人，也就是魯迅先生筆下中國人的脊梁。他們對外環境中的各種誘惑能保持“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的心態，時刻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精神。如此搞科研的人才能靜下心實事求是，而不是以作假或抄襲來揚名得利；為文的人不看他人臉色，不受他人驅遣，不違心地寫“升平”之文、遵命之文而秉筆直書等等……推而廣之，就能形成全社會人格獨立的風氣，各行業都將呈現百家爭鳴創新倍出，此亦是胡總書記的所願。君不見，胡總書記幾年前就曾提出“八榮八恥”，胡總說“社會風氣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誌、是社會價值導向的集中體現。樹立良好的社會風氣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強烈願望，也是經濟社會順利發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裏，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絕對不能混淆，堅持什麽、反對什麽，倡導什麽、抵制什麽，都必須旗幟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