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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處理好小品的"雅與俗"的關系

近年來,戲劇界對小品現狀擔憂和指責愈加激烈,矛頭所向是小品的“俗”,在不少專家看來,似乎只有對“俗”斬盡殺絕,才是拯救小品的唯壹正道。

對此類觀點,筆者不大茍同,對於小品的“俗”與“雅”矛盾,我想套用剛圓寂的臺灣聖嚴法師的壹句話——“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

先談“面對它”和“接受它”。

首先,從小品的屬性來看,要求它徹底脫俗,簡直有如“想揪住自己的頭發讓自身離開地面”。因為小品自從它登上舞臺和熒屏那壹刻,就與大眾文化結下不解之緣。當戲劇界人士驚呼“戲劇跌入低谷”的時候,小品卻在百姓中走紅起來,無論是哪壹個電視晚會還是哪壹個社區廣場演出,如果缺了小品簡直不可思議!若對這壹“小品熱”奇觀究其原因,誰都無法回避小品大眾化通俗化這壹屬性。

另外,任何壹種社會文化的現象和潮流,均有它的淵源和背景,當下大眾欣賞文藝,確實存在著粗俗化的傾向,目前,網絡上的調侃惡搞成風就是壹個明證。其實,這壹現象的背後,是大眾對“主流文化”“訓誡性”的厭倦,對“精英文化”“雅致性”的排斥。有的網民直言,“我們的‘惡搞’其實是‘善搞’,遠比壹些‘正搞’受歡迎。”對此,我們應該對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來壹些反思,而對大眾文化的“俗”也應來點入情入理的分析和借鑒,尤其是當中的娛樂性狂歡性的壹些合理之處,也應采用有所選擇的“拿來主義”。

民間狂歡文化主要有幾個範疇:如親昵、笑謔、俯就、粗鄙、插科打諢等。它的功能是:“親昵”縮短了與觀眾的距離,消除了觀演之間的權力關系和情感障礙;“笑謔”把觀眾拉進粗魯的交往氛圍,消除了觀眾對現實和世界的恐懼和尊從,使觀眾獲得心靈解放;“俯就”通過演員的自我矮化,滿足觀眾的身份優越感;“諷刺性摹仿”通過對崇高事物的褻瀆式的模擬,使觀眾宣泄了外部世界對自已的情感壓抑。

實際上,創作者利用這樣壹些“俗”的功能,其實無可厚非,象卓別林作品廣受歡迎,正是將上述功能發揮到極致。

當然,在當下小品創作中,確實存在壹些“低俗”和“庸俗”的傾向,這是我們應該警惕和抵制的,我們要的是“通俗”而非“低俗”,而且,在“通俗”之中我們還要追求“雅”!對“俗”與“雅”的矛盾,我們除了勇於“面對它”“接受它”,更重要的還得“處理它”。

如何“處理它”呢?我想結合我的創作體會,試談化解這種矛盾的壹些探索——

壹、站好立場。

當下壹些小品流於低俗,其實問題不在於內容而在於作者的立場。有人批評果戈理《欽差大臣》沒壹個正面人物,果戈理耐人尋味的回答是:有壹正面人物自始至終存在著那就是觀眾的笑。卓別林的作品為什麽既通俗又高貴?其生命力也正在於站在草根的立場諷刺黑暗勢力,嘲笑強權。我們之所以感到趙本山的小品後期遠不如早期,原因在於作品立場的變化,早期他是平民百姓的代言人,但後來在《賣拐》等作品中我們卻似乎看到作品背後躲著壹雙自以為是的狡黠的眼睛,我不認可《賣拐》尖刻地揭露了國民盲從的劣根性之類的評價,因為作品笑聲所指,是對“忽悠”的欣賞和對殘疾人的嘲弄,立場就出了問題了。

因而,“寫什麽不重要,怎樣‘站’才重要!”,低俗不低俗,關鍵在於站好立場。

壹個女人在半小時內饑不擇食硬將壹個陌生人拉來充老公,這應是壹個夠俗的題材了,但是,假如此女人是驚弓之鳥般的貪官太太,而且因誤會認定老公被公安局帶走了,決定打壹場轉移財產的突擊戰,居然發現“離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那麽這個鬧劇還俗麽?筆者的鬧劇小品《非常男女》寫的正是這樣的內容,當中不乏“笑謔”、甚至“粗鄙”的“諷刺性摹仿”,但它居然登上曹禺戲劇獎的領獎臺,為什麽?拿黑暗勢力開涮的立場使它雅起來!

好端端在家中的壹個大活人,居然有壹大群人說他永垂不朽為他擡來壹個大花圈!這也是夠俗的鬧劇了!但是,假如這是壹個畸形的父親,那壹群人是讀小學兒子的小夥伴,擡花圈並非惡搞,而是因這個父親逼兒子不擇手段爭高分,導致兒子按其推崇的《高分作文如何寫》依樣畫葫蘆,在作文中將父親寫成見義勇為而犧牲的“英雄”……那麽,這樣的作品就堪稱有憂患意識,它直指當今中國應試教育的弊病,又抨擊的虛偽的成年人世界,何俗之有?筆者正是憑這樣的立場寫出兒童小品《要命的作文》的,它獲得了省少兒花會金獎後,而且還居然進了人民大會堂演出,獲得全國的兒童劇有關調演的最佳劇目獎,更可喜的是,還被全國很多地方搬演……

立場站好了,就連我厭惡的葷段子,也完全能變廢為寶為作品添雅!我曾輔導福田區壹個作者創作壹個作品,這個小品叫《都是手機惹的禍》,寫壹對進城的農民工戀人,撿到壹個高檔手機,通過機中的多條短信,弄清這個手機已碾轉過兩任機主,前任機主是壹個很有地位的貪官,後任機主正是昨晚剛在附近作案的歹徒,經過思想鬥爭,這兩個原對城裏人有仇富心理的打工青年,決定上繳這個手機,去幫助有關部門破案。小品中,五花八門的短信,成了這對農民工註視五花八門城裏人的窗口。作品改稿時,我提議寫到閱讀貪官的短信那個段落時,大膽這樣塞進壹個葷段子:

春花:那咱看看這個主人做啥事。

狗娃:(念短信)“王總:十佳頒獎晚會盼您賞臉光臨……”

春花:(敬畏地)是個大領導啊……看看下壹條

狗娃:(按下壹條,念)“王總:妳在上,我在下,上面不動下面動,怎麽出效果?……”什麽意思?

春花:大概聽得出,壹個什麽群眾,在向壹個沒架子的領導提意見……

狗娃:“上面不動下面動”意思是群眾想動(突然壹驚)不對,往下還有壹行“今晚老地方,等妳真抓實幹……莎莎”(大叫)二奶!

春花:二奶?(尋思)“妳在上……”(突然明白)啊,不要臉,不要臉……(捂臉)

狗娃:哈哈哈……

春花:(憤怒)妳還笑?

狗娃:這是城裏的時尚,懂嗎?這類短信葷段子,電信公司壹條得賣兩毛呢!城裏就是不壹樣,多麽斯文的臟話……

 [春花盯住狗娃不開口。

狗娃:怎麽?

春花:妳說什麽?

狗娃:多麽斯文……(打住)

春花:狗娃哥,答應我……別買手機,好嗎?

狗娃:嗯?

春花:我怕妳……也,也這樣”斯文”起來……

我想,盡管舞臺上竄出五花八門的人說著“俗話”演著“俗事”,其實觀眾最後看到的是作者的眼睛聽到的是作者的心跳。透過上面的臺詞,觀眾看到的,絕不會是作者壹雙色迷迷的眼睛吧!

第二、俗殼包雅核。

喬治 梅爾迪斯,曾在《關於喜劇的短文》說過:“鑒別壹個國家的文明程度高低的壹個好方法……我認為是那個國家滑稽戲和喜劇的水平;而能否引起有思想內容的笑聲則是區別喜劇優劣的標準”。

這說法當然沒錯,可問題在於,由於觀眾文化素養各異,讓每個人都去悟透作品當中的思想內容可能麽?但是,就是無法讓壹部分觀眾悟透作品那個“雅內核”,我們也可以讓大家壹起樂呵呵地走進劇場,只要我們給作品套上壹個“俗外殼”,就能讓觀眾各有所獲,嚴格說,這不是“雅俗***賞”,而是化“***賞”為“分層賞”,(有時甚至分出很多層)亦即:淺者見其淺,深者見其深!

這裏試舉兩例闡述之——

我寫《老人與小偷》,講的是壹個初次作案的小偷竄進壹個孤獨的老人的家中,無意發現此老人與他同樣飽受肩周炎的折磨,在跟老人的交談中小偷竟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壹會大吹借公交車吊環牽扯肩周的“治病絕招”,壹會談起合夥敲詐無良黑醫的“壯舉”(這些話題讓小偷獲得壹種“自我價值”得到承認的滿足感),壹會痛罵與老人分開住的兒子缺少孝心(因為沒留下象樣壹點的財產讓他偷),最後,竟好奇心大發,發展到要與老人壹起看“神舟”飛船著陸的電視直播,最後由於電視天線早被別人偷走而惱火到主動為老人報警……表面象是講壹個鎮定自若的老人用智慧戰勝入室行竊小偷的故事,實際上,它的意義是多層的,我們從中可看到人性的復雜或是人間溫情的神奇功效等諸多意蘊。而這壹切,卻依靠“小偷忘乎所以到自己報警”這壹搞笑的外殼來包裝,不同層面的觀眾全都看得樂不可支。

《壹對瘋子》是筆者參加第四屆全國小品大賽的作品,我的意旨是想對現代社會中人的孤獨感發點感慨:人間要能都放下“假面具”,真情是不難找到的!可我表達時卻找來壹個對男女老少都能搞笑的載體——精神病院中,壹個探望病人心切的男青年未到探訪時間而翻墻入內,慌亂中撞上壹個因不適應環境而對著小樹練習護理笑容的新護士,兩人都把對方誤會為瘋子甚至病因定位為“害相思”,正常人當成神經病,這無疑抓住了壹個很好的壹個看點,擁有了壹個“俗外殼”,而在小品營造的“瘋子的世界”裏,兩個陌生的青年男女,居然有了壹種從來沒有的自在,居然能談起心來,甚至把自己最隱蔽的壹角都敞開給對方,假若回到正常人的世界,能夠如此痛快的談心麽?在不正常中反而得到正常,而在我們熟視無睹的正常中我反而感到大量的不正常——我們平時得帶上多累的盔甲跟人交往啊?這是壹種帶有黑色幽默的辛酸,它雅在帶有某種人生況味和哲理層面的思考,這種思考就是俗包裝之下的“雅內核”!

從上述例子可見,小品創作中,“俗”與“雅”並非水火不相容,對這種矛盾,只要經過我們的壹番努力,諸如小心把握好小品創作中的立場,同時多運用“俗外殼,雅內核”的策略,我們應該是能夠處理它化解它!

如何讓小品這朵大眾文化的奇葩,在我們的文藝百花園中長開不敗,的確是壹個很值得我們好好探索壹番的題目,本文也許只是壹個壹線園丁手中壹張有點草率的施肥配方,但這畢竟是自己烈日下勞作的體會,希望能以此引發同行對此問題的關註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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