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淩晨1點半，看完最後壹段文字，我在朋友圈發了四個字：看完，悵然。
這套書看得很慢，除了的確是工作很忙， 更重要的壹點，我想從過往陷入對曾國藩的莫名的崇拜中，找到壹個可以真實觸摸的靈魂。
這期間還翻閱了大量的資料，如2009年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梁文道先生主持的十集專題片《近人曾國藩》、張宏傑先生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吳曉波先生的《跌蕩壹百年》、譚伯牛先生的《戰天京》，以及早晚跑步聽的大量有關曾國藩的音頻節目。
可以說，在長達兩個月的時間裏，幾乎每天都充滿著哲學的思辨，人性的思考，歷史的回顧，還有夢想的追索。
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人，未曾有壹步踏入命運的洪流，未曾經歷跌宕沈浮，他們終其壹生，也只是在此岸遙望彼岸。
從道光十八年，27歲中進士，到鹹豐二年，41歲出山辦團練，這十四年的仕途生涯，因為得遇軍機大臣穆彰阿這樣的貴人，成其門生，加上自己窮究理學，善修辭章，又為人謹慎謙卑，識才放達，曾國藩的仕途可謂平順。
這樣的日子，看似用心經營，看似閃爍著做人的哲思和光芒，但，那也只是生活。
無大任，少磨難，失壯闊，不足以稱人生。
其實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踏進命運之河，去選擇壹種真正意義上的人生。
這取決於妳，是否聆聽到了，上天的召喚。這樣的召喚，在這亂世之中，尤為強烈。
其實，研究曾國藩，最重要的節點，不是他在鹹豐十年終於爬上了兩江總督的位置，也不是在同治三年攻破天京封侯之時。
個人認為，最重要的的節點，恰恰是在鹹豐四年到七年這三年時間。
從衡州發兵，到再回湘鄉奔父喪，這整整三年時間，曾國藩所經歷的，比之前幾十年所經歷的還要絢爛，還要悲壯，還要激昂，還要絕望。
就是這三年，讓滿腔熱血、壹顆忠心為了收復皇家江山，捍衛孔孟名教的尊嚴的曾國藩，卻落得個皇帝猜疑，地方排擠，四面碰壁，八方齟齬，幾陷於通國不容的境地。
短短三年，他幾乎差點死了兩回。
那麽這三年，他到底是如何過來的？
鹹豐四年五月： 兵敗靖港，投河自盡，為部下所救，羞愧難當，不敢進長沙城，進了長沙城，為自己置辦棺材，幾欲輕生，左宗棠罵他：這不忠不孝不仁不義八個字，只因妳今日壹死，便如同銅打鐵鑄，永遠伴隨著妳曾滌生的大名！
鹹豐四年七月： 重整水陸各軍，攻陷嶽州；
鹹豐四年十月： 攻取武昌。鹹豐帝大喜過望，令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然而，大學士祁雋藻進言，稱“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裏，壹呼，蹶起從之者萬余人，恐非國家福也。”鹹豐帝收回成命，僅賞曾國藩兵部侍郎頭銜。
鹹豐四年十二月： 曾國藩率軍攻陷田家鎮。
整個鹹豐四年的下半年，應該來說都是比較順利的。但是接下來的兩年，可以用四個字描述，那就是：坐困江西。
鹹豐五年二月： 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燒毀湘軍戰船100余艘。曾國藩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曾國藩憤怒至極，打算策馬赴敵以死，羅澤南、劉蓉力勸乃止。
鹹豐五年七月： 曾國藩痛失臂膀，手下最得力的將領塔齊布，在久攻九江不下之際，憤恨嘔血而死。
鹹豐六年： 曾國藩的好友，湘軍的創始人之壹羅澤南，料江西困局已定，突圍無望，也離開了他，同年攻武昌戰死，臨死前給他寫了壹封信：澤南壹生，自謂求學尚能刻苦，然學業未成，事業未就，愧見先祖於九泉。近年來與長毛作戰，亦有壹點心得。今將遠別，願送與我兄：“亂極時站得住，才是有用之學。
如果不是鹹豐六年九月的“天京事變”，洪秀全與楊秀清“內訌”，石達開奉命回南京，歷史真的會完全被改寫。
借著石達開撤兵江西的縫隙， 鹹豐六年十月，曾國藩在老家募勇組建吉字營入援江西，就是那個日後攻破南京，威震寰宇，功蓋天下的吉字營，統領正是曾國藩的九弟，人稱“九帥”的曾國荃。
鹹豐七年二月，“借著”奔父喪的機會，曾國藩終於“解了”江西之困。臨別的時候，他的好友也是幕僚郭嵩燾的三點勸告頗具深意： 第壹，要聯絡好地方文武，不要總是站在與他們為敵的地位，當妥協處則妥協。常言說得好，強龍不壓地頭蛇。第二，越俎代庖之事不能再做，費力不討好，反招怨敵。第三，要利用綠營的力量，不要再單槍匹馬地幹。若做到這三點，許多事情會辦得好些。
這也為他日後重新出山的蛻變，埋下伏筆。
這就不得不說到曾國藩壹生的“三變”。
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說， 曾國藩“壹生三變”：做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辦理軍務壹變而為申韓，鹹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
程朱，即程顥、程頤兄弟與朱熹，是理學的大師；申韓，即申不害與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黃老，即黃帝與老子，是道家的別稱。歐陽兆熊的這段話，很好地點出了曾國藩的領導力從“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變遷，也是其從理想到現實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長軌跡。
曾國藩出來統帥湘軍、帶兵打仗，“壹變而為申韓”，開始運用法家的理念施為。 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理解儒家的核心是壹個“德”字，那麽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實就是壹個“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會從本質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
所以，湘軍攻城後的搶掠財物在歷史上，都是出了名的。 曾國荃相信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古訓。他最佩服胡林翼的三如：愛才如命、殺人如麻、揮金如土。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還有實力。所謂的“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法家認為權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人的行為也只有通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在法家眼中，除了實力之外，沒有什麽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還強調爭奪。法家認為這個社會的本質就是爭奪，就是弱肉強食。爭什麽？爭利益。靠什麽爭？靠實力。
可見，與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現實。它把社會的本質血淋淋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這就使得曾國藩壹方面有著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壹種理想主義，它使得曾國藩能夠透過表面的溫情脈脈，看清深層次的利害，對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從而達到所謂的“巨細周知，表裏洞徹”，這無疑是他能在為官從政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而明白的意識的關鍵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 法家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就是過於強勢、過於冷酷、過於霸道、過於刻薄、過於自是、過於以自我的利益為中心。 如此的逞強、霸道、自是，壹定會導致別人的敵意與對抗。所以曾國藩在湖南和江西帶兵時，就陷入了極度緊張的人際關系中。他所到之處，與官場沖突不斷，以至於到了“通國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終被皇帝罷免了兵權，被迫回家守制，曾國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連他自己也長嘆壹聲：唉！虹貫荊卿之心，見者以為淫氛而薄之；碧化萇弘之血，覽者以為頑石而棄之。
當壹代聖人深陷這樣的困境，我們會如何評價？我們贊其“打掉牙，和血吞”的堅忍，會再贊壹句：“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韌不拔之誌”。
當我們遇到這樣的逆境時，也習慣用這些牛逼的人的經歷來激勵我們自己。
可是， 逆境之逆，往往在於心逆。
心不平，氣不順，就容易與外部世界為敵。
降魔者先降自心，心伏則群魔退聽；馭衡者先馭此氣，氣平則外橫不侵。
當鹹豐八年，曾國藩再度出山的時候，他做人做事的風格，已經開始雜用了黃老的道家無為思想，這在他的日記中可窺見壹斑：“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為可貴。”
“常言道，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作字作文與做人是相通的，既然字可寓雄奇於淡遠之中，文可含陽剛於陰柔之中，那麽為人為什麽不可以如此呢？”
在日記的結尾處，迅速添上兩句話： “含剛強於柔弱之中，寓申韓於黃老之內。斯為人為官之佳境。”
正是這樣的變化，扭轉了曾國藩後來的人生，也改變了歷史的格局和走向。
不得不說，後人眼中“最能堅持”的曾國藩，其實也是非常講究變通的人。
堅持的是內心的理想，但行為會隨著外部環境，應時應景應人而變。 作為理學大師的曾國藩，其行為在壹步步在靠近心學宗師王陽明。
此心不動，隨機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