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傳體史書
《史記》
《史記》，原來的名字叫《太史公書》，既是我國第壹部紀傳體通史，又是我國第壹部傳記文學的總集。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黃帝，下至漢武帝，***三千余年的歷史。
司馬遷（約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長，西漢夏陽（今陜西韓城）人，十歲左右開始接受教育，曾先後跟隨大儒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公羊春秋》，他的思想既以儒家思想為主，又帶有黃老之學的因素。其父司馬談，任太史令期間曾想撰寫壹部表彰“明主賢君，忠臣死義”的史書，但未成而終。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馬遷三十八歲那年，子承父業，繼為太史令，為完成父親的遺願而撰寫《史記》，至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才告完成。
《史記》包括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七十列傳，***壹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本紀”是全書的綱領，它以時間為綱，按年月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和各方面的重大事件。先秦的部分篇章按朝代成篇（如《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等），秦漢部分則按帝王人物成篇（如《秦始皇本紀》、《高祖本紀》等）。年份可考者則分年，年份不可考者則分代。
“表”由司馬遷首創，以表格形式記載諸侯王的歷代大事，簡明排列世系、人物和事件。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際月表》）以及年表（如（《六國年表》），脈絡清晰。
“書”指“八書”：禮、樂、兵、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記載了這些典章制度以及沿革。內容涉及歷代禮樂、社會經濟、天文律歷、河渠地理等。司馬遷認為這是經國大政，故列專題載述。
“世家”記載世襲王侯的史跡，兼及個別的著名人物（如《孔子世家》）。
“列傳”以社會各階層代表人物為主，兼及四夷諸國的風土、事跡。“傳”包括專傳（壹人壹傳，如《伍子胥列傳》、《孟嘗君列傳》）、合傳（兩人或幾人壹傳，如《老（子）莊（子）申（不害）韓（非）列傳》）、類傳（壹類人合傳，如《儒林列傳》）。專傳、合傳、類傳又都列有附傳，附傳的作用相當於正傳，表示列傳人物的主次，它並非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有的附傳僅附其名，壹般是載列子孫、親友。
壹、《史記》的特點
司馬遷曾自言撰寫《史記》是秉《春秋》之筆。不僅記載歷史的事實，更希望編寫壹部貫通古今、內容廣博、體例新穎的新史書，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報任安書》）。
1.得天獨厚，準備充分，資料全面
司馬遷成為名垂千古的史學家不是偶然的。在撰寫《史記》之前，他就做了充分的準備：“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嶷，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史記·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把壯遊的動機說得十分明白，即不滿足於“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的書本知識，有目的有計劃地到現實社會中去作實地考察，接觸國家大壹統的壯麗河山和各地百姓的生活習俗，觀察山川形勢，了解和搜尋古代、近代、當代的歷史傳說及各種史料，探訪故老、遺跡，采集歷史傳聞，非常審慎地考辨史實，並且在實地的社會調查當中，厘清了許多歷史資料。他自己把這次壯遊稱為“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太史公自序》）。
《史記》的問世還取決於司馬遷的家學淵源和私家藏書條件。周朝時期，司馬氏的祖上就歷代為史官，是淵源久長的書香門第之家，雖中間失其史職，但家學余風猶存。司馬昌、司馬無澤相繼在秦漢之際作京師官，家中藏有古文禁書，在秦始皇焚書之前應該早有預防，所以司馬談才能夠復興家傳絕學，使司馬遷年十歲就能誦讀古文。
另外，司馬遷的家庭出身也為他的史記創作提供了先天的優勢。司馬遷八世祖司馬錯為戰國時期的秦國名將。司馬遷的先祖由晉入秦居少粱，處在秦晉、秦魏爭雄的戰場區，壹直經受著戰爭暴風雨的洗禮，這使司馬氏家族名將輩出。司馬遷耳濡目染承傳家學，所以記述戰爭有聲有色。
漢武帝“建藏書之策，趕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誌》），為司馬遷提供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這些資料包括經、史、賦、傳、子、騷、詔令、記功表冊等。再者，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做太史令時，就已經為編寫史書在材料上做了相當大的準備工作。司馬遷自己說，寫《史記》是“父子相繼篡其業”。
2.五體結構，敘事靈活，史事真實
司馬遷博采眾古籍之長，創造性地在《史記》中利用五種體裁結構，營造出壹部跨度三千年、包羅歷史萬象的偉大史書。以“本紀”記帝王，以“世家”記諸侯，以“列傳”記臣民，以“十表”記大事的年月，以“八書”記述制度的沿革，這種完整的體例使得《史記》反映出社會各個階層的活動及人類歷史的真相。《史記》的五種體例，各具筆法，分開來看，各體自成壹個獨立的系統，首尾完備，在貫通歷史發展線索方面，又各有不同的側面和重心；五種體例結合起來看，又是組織嚴密互相交融的壹個整體。正因為它體例完備，才能容納豐富的歷史素材，在有限的篇幅之內使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民族、社會以及自然的星象、歷法、地理等無所不包。正如清代史學家趙翼所說：“司馬遷參酌古今，發起凡例，創為全史。”“自此例壹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二十二史劄記》）
立例又破例（所謂“立例”、“破例”是相對而言），是司馬遷在《史記》中創新精神的反映。無例，缺乏規範，必將使史實敘述流於雜亂無章。死守成例，則不能曲盡豐富的歷史內容，勢必陷入呆板。所以，對立例、破例的靈活運用，是歷史的客觀需要。
《史記》盡管是以本紀、世家、列傳、書、表五種體例為其主要分類，但在具體運用中又根據史實的性質而隨時“破例”，可謂靈活多變、自由掌控。這種破例常用的是聯絡五體的“互見法”。“互見法”是司馬遷為適應紀傳五體的需要而創造的敘事方法，具體是將壹個人的事跡、壹件史事分散在數篇之中參差互見，彼此相補。這種敘事方法在《史記》中得到了純熟運用，既具有史學功能，又具有文學價值。宋人蘇詢最早論及互見法。他說：
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繆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夫頗、食其皆功十而過壹者也，茍列壹以疵十，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辨如酈食其，而十功不能贖壹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既是對互見法的最簡潔的概括，又是對其文學功能的充分揭示。李笠的《史記訂補》、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靳德俊的《史記釋例》等書也都對這壹點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們基本上是從史學的角度揭示互見法的作用。從本質上來講，互見法是司馬遷在歷史研究中運用歷史比較法的反映。它是將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普遍的聯系和對比，用最能體現人物、事件本質的東西來組織材料，突出重心，再將枝葉蔓延的材料互見於其他篇章。如本紀以五帝合為壹紀，夏、商、周各壹紀，項羽、漢高祖、呂後、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則壹人壹紀，這采取的是隨時詳近略遠的原則。項羽、呂後都不是帝王，之所以被寫入本紀，是因為二人對時局有重大影響，都曾經獨尊壹時，號令天下。世家也是同樣的道理，本來是記載諸侯世系，但是陳涉、孔子都被寫入了世家。曾有部分學者認為這是“為例不純”，或者說“自亂其例”，實際上這正是司馬遷的獨特的“史識”的體現。
3.創造了“太史公曰”的史論方式
《史記》中的“太史公曰”，也就是習慣上的序、贊、論，這是司馬遷在史論方式上的獨特創舉。“太史公曰”的內容非常豐富，涉及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歷史、天文、地理、倫理、世俗、軍事、人事等等。“太史公曰”的風格獨特，或議論，或考證，或揭示，筆勢縱橫，語辭精練，義旨深微，或褒貶人物，或縱論史事，或隱微譏刺，皆觀點鮮明，直抒胸臆。所有這壹切，構成了司馬遷的系統的歷史學理論。對於所引用的典籍以及他人言辭，如《詩》、《書》、《論語》、諸子等，司馬遷全部變換成他自己的語言。另外，為使評論生動性和通俗化，他還大量引用詩、歌謠以及民間的俚語俗諺。“太史公曰”的形式整齊，但又不乏靈活。所謂整齊，是指“太史公曰”的完備體例，它分為序、贊、論三種形式——篇前序論，篇後贊論，以及夾敘夾議的論傳。序論置於篇首，是大段的恢宏議論，主要集中在十表、八書及類傳之中。因為十表、八書、類傳都是貫通古今的，所以用序論作為貫通性的概括，這樣就使文章上升到了系統性、理論性的高度。贊論都置於本紀、世家、列傳的篇末。本紀、世家、列傳是按序排列人物，贊論主要就用來褒貶評價人物。論傳用來揭示義例，如《伯夷列傳》、《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天官書贊》以及《太史公自序》，集中表明述作意旨，是全書的總綱。三種形式，整齊而集中，匠心獨具。所謂靈活，是指整齊之中的變通，如八書中，《禮》、《樂》、《律》、《歷》有序無贊，《河渠》、《平準》有贊無序，《封禪》有序有贊，《天官》夾敘夾議等。盡管如此，就《史記》的所有論贊來講，內容並非全是評論，有的敘述遊歷，有的補充史事，有的抒憤寄托。靈活的變體即破例，是為了切合內容的需要而作的變通。前面已論及，破例為體是《史記》的壹大特色，全書五體均有破例，立例又破例，正是司馬遷卓越史識的表現，所以“太史公曰”呈現出的形式是豐富多彩的。
4.堅持“通古今之變”的原則和方法
司馬遷對古今關系，堅持“變”以及“詳今略古”、“詳變略漸”（變革之時詳細，升平之世簡略）的原則，在這兩個原則的指導下著重寫變革的歷史。《史記》的壹百三十個篇章，貫穿了近三千年的歷史。在五帝三代兩千多年的古代史中，只寫了五帝、夏、殷、周、秦五個本紀，三代、十二諸侯兩個年表，伯夷、管晏、老子韓非、司馬攘苴、孫子、伍子胥、仲尼弟子等七個人物列傳，***十四篇。兼及古代史的篇目有書七篇，世家十二篇，以及五個民族史傳。寫古代史的篇目，***計為三十四篇，十萬余字。可是，僅僅百余年的漢史卻占了六十二個專篇，兼及漢史的還有十三篇，總計七十五篇，篇章超過了大半。《史記》對四個階段的歷史進行了詳細的描寫記錄：1.西周建國時期；2.整個戰國時期；3.秦漢變革之際；4.武帝建元、元封時期。這四個階段的***同點都是歷史變革時期。四個階段加起來還不足三百年，而篇幅卻超過了四分之三，也就是說，《史記》的近三千年歷史，用了五十二萬六千多字，而變革時期的僅僅三百年，卻占去了近四十萬字的篇幅。如《周本紀》，***壹萬七千余字，西周史二百年約占篇幅的三分之二，而五百多年的東周史僅占三分之壹，西周部分又特別詳寫文王、武王及周公輔佐成王這壹段建國史。突出“變”的優點在於：它使歷史的敘述波瀾起伏，言簡意深，重點突出。詳今略古和詳變略漸指導下的“通古今之變”，目的是著眼於當代和未來，以古為鑒。司馬遷對詳今略古和以古為鑒進行了理論的描述：“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這說明，司馬遷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目的是為了現實的需要。“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三者互相結合，便於“察盛衰之理”，找到治理國家的規律，從而“審權勢之宜”，采用恰切的治理方法，以達到國家的長治久安。
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理論主要集中在他的十表序中。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說：“居今之世，誌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綿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既認識到要以古為鏡，又強調古今不同，不可古今混同，這說明司馬遷具有鮮明的通古今之變的辯證法思想。《六國年表序》說：“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這是說要詳今略古，取法後王。《秦楚之際月表序》說：“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柞，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擅，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這是說劇烈動蕩時期的歷史經驗應該很好總結。司馬遷特別重視秦朝的歷史經驗，其目的是為了讓當時的統治者引以為鑒。
司馬遷還提出了壹系列探尋古今社會的治亂規律的方法和理論，最主要的有兩個原則：壹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壹是創造類傳、合傳，作古今縱橫的對比。“原始察終”，指追究其原始，考察其始終，意思是通過歷史演變的全過程來觀察其原始、經過、發展和結果。“見盛觀衰”，是說在興旺的時候，就要看到它將來的衰變轉化。司馬遷用這八個字概括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縱觀整個歷史長河，人類社會其實是壹個不斷興衰、變化、發展的連續過程，要掌握其發展規律，不僅要作整體的研究，還要劃分階段來考察。根據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前壹階段是後壹階段的原因，後壹階段是前壹階段的結果。《史記》的五體結構，正是按時間的先後順序進行的階段排列。司馬遷根據“變”的規律、史實的詳略來劃分歷史階段，詳變略漸，這就是“見盛觀衰”的歷史觀點。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正是司馬遷創造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方法，將貫通的歷史劃分斷限，使古代的歷史年代學建立了起來，把歷史敘述引向了科學化的軌道。司馬遷的這壹理論與實踐，是其時代樸素歷史唯物史觀的最高水平。至於類傳、合傳，則是司馬遷創造的編纂方法和研究方法。
如果從研究的角度看類傳、合傳的價值與意義，就會發現，類傳、合傳及七十列傳排列中的以類相從，目的就是對歷史作縱橫對比，如《仲尼弟子列傳》、《老子韓非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儒林列傳》等，這些列傳對學術的變化發展作了條理化的論述，源流分合，線索分明。《孟子荀卿列傳》，概括了戰國時百家學說的輪廓，是壹個類傳，同時又用合傳標目，這樣就突出了孟荀兩派是儒學的主流。《老子韓非列傳》（或稱《老莊申韓列傳》），司馬遷之所以把法家的韓非、申不害與道家的老子、莊子排在壹起，目的是為了表明兩家學術的淵源關系，如韓非的著作《解老》、《喻老》。《屈原賈生列傳》，是司馬遷認為賈生與屈原都因為壯誌未酬，具有類似的遭遇，所以將兩人合傳，以警醒世人。
總之，司馬遷為了“通古今之變”，創造了類傳、合傳的方法，目的就是在歷史類比中強調以古為鑒。這種進步的歷史觀，在今天仍然具有其獨特的價值與意義。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方法和理論，也是值得借鑒的。
5.直筆精神
又稱秉筆直書或實錄，是中國史學的優良傳統，歷代的史家都十分尊崇《史記》的這壹精神。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引劉向、揚雄贊揚《史記》說：“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文直事核
“其文直，其事核”，這是實錄的最基本精神，也是歷史著述最基本的要求。它強調史家作史要根據客觀事實，全面而系統地直書史事，不做任何曲筆、誇飾、略漏。忠於實錄的更高標準，不是記流水賬，而是要善於捕捉典型的事件和人物，這也是衡量史家是否具有高遠識見的壹個標尺。這壹精神的具體表現，便是司馬遷為項羽、呂後作紀，為孔子、陳涉立世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全方位地展現了社會生活，他寫了各色人物的傳記，反映了歷史的本質，這是實錄精神的壹種更高境界。實錄精神的基本要求，是對具體史實的記述，不能隨從流俗和習慣，要符合事實的本來面貌，對訛傳的史事要作細致的調查和考證。司馬遷在這些方面，做得都非常出色，他對所引據的史籍，在許多篇章都作出了交代說明，如《殷本紀》“自成湯以來，采於《書》、《詩》”，《五帝本紀》“予觀《春秋》、《國語》”，《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等。又如在五帝、夏、殷、周等篇的“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對古史的考證都作出了說明，五帝的事跡，是綜合各種材料“擇其言尤雅者”；對於夏、殷兩代的姓氏，禹王崩於會稽，殷人的習俗，周室何時遷居洛邑等，也都進行了認真的考證。對於蘇秦，司馬遷也不從流俗為其翻案，他在贊中交代說：“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蘇秦為人行事奇異詭譎，所以，在民間的街談巷語中，“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諸多的附會傳說，皆安在了蘇秦的身上。由於蘇秦過早的死亡，張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張儀為了擡高自己，故意誇大其詞、捕風捉影地詆毀蘇秦，使“天下***笑之”。所以，司馬遷據事實錄，對蘇秦的事跡客觀記述，讓讀者自己明辨是非。又如《李斯列傳》記載秦國丞相李斯，他雖然有功於秦國，但最後卻被五刑而死，引起世人的同情。司馬遷用辯證的方法，條列了李斯輔佐秦始皇統壹六國的功績，同時又記敘了他與趙高合謀、貪重爵祿、助二世為虐的罪責，說明其死雖慘，但不足惜，無形中駁斥了李斯盡忠而死的俗議。
中國自古輕視婦女，但司馬遷卻沒有這種偏見，在他的筆下，婦女形象都得到了客觀公正的記述。如呂後進入了“本紀”，後妃進入了“世家”。司馬遷據事實錄，盡管如實地揭露了呂後的種種惡行，但並非是指責女性的禍國亂政，而是著眼於呂後性格的“剛毅戾深”，指出她與秦始皇屬同類人物。不僅如此，司馬遷還對呂後無為政治帶來的社會安定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評價，這都是難能可貴的。《外戚世家》中，司馬遷首先肯定了後妃的輔政作用，把婦女提到了影響國家興亡的高度。壹正壹反的事例，也說明了社會的發展是離不開婦女的。
司馬遷對婦女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發揮的作用進行了如實的記載，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壹個重視婦女的歷史學家。他之所以具有如此非凡的識見和成就，正如史學家季鎮懷所言：“道理很簡單，只是貫徹了史家應該具有的實錄精神。”
（2）不虛美，不隱惡
這是“文直事核”的更高壹步要求，它強調史家不僅要善惡必書，而且要“明是非”，“采善貶惡”，意思是對史事人物要褒揚其善貶斥其惡，而且要恰如其分。司馬遷反對主觀臆斷：“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過其真。”司馬遷對史事人物，既不全盤肯定又不全盤否定，而是把人物、事件的發展變化，客觀地講清楚，並且依據事實予以恰如其分的評價，做到“不虛美，不隱惡”。如司馬遷盡管反對秦朝的暴政，但卻肯定秦朝對國家的統壹和制定的壹系列制度；盡管頌揚漢家的壹統，但又巧妙地揭露和諷刺了帝王的壹些隱私和時政；盡管把項羽塑造成壹個叱咤風雲的英雄人物，肯定了他滅秦的功績，但對他的殘暴不仁也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司馬遷形象生動地描寫了李廣的英勇善戰和愛國主義精神，同情他的遭遇，並給予了高度評價，但並不飾過；司馬遷盡管非常憎恨酷吏，但對廉潔不枉法的酷吏也予以了肯定。整個《史記》中，貫徹這種精神的例子比比皆是。只有反映客觀實際，歷史才能給後人提供真正有價值的借鑒，起到警戒的作用。
（3）“書法不隱”的批判精神
司馬遷秉持“善惡並書”的意旨，大膽地“述漢非”，行文多寓褒貶。作為壹個史學家，如果沒有愛憎分明的立場，沒有批判現實的勇氣和直言不諱的精神，那麽就喪失了史學家的價值與作用。司馬遷的“述漢非”，既大膽地批判了漢朝最高統治者如漢高祖劉邦、漢武帝劉徹，又全面地揭露了漢武帝時代的整個社會矛盾。即使是文質彬彬而競榮逐利的儒生，也都進行了深刻的“微文刺譏”。在司馬遷的筆下，“受命而帝”的劉邦，作為自私、刻薄、猜忌、冷酷的形象，得到淋漓盡致的刻畫。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是漢儒的代表，司馬遷對這三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在肯定他們各自業績的同時，對他們的個性弱點也予以了意味深長的諷刺。叔孫通草擬了漢儀法，但缺點是“諛”，公孫弘倡導儒學，其缺點是“詐”，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宣揚大壹統，他的問題則是“迂”，三個人的形象都描繪得生動傳神。司馬遷對百年漢史的記述，重點是放在漢武帝壹朝，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社會矛盾進行了深刻揭露。《酷吏列傳》集中批判殘酷黑暗的官僚政治；《平淮書》則批判橫征暴斂的經濟政策；《儒林列傳》、《公孫弘傳》通過揭露漢儒阿諛逢迎的醜態，批判了文化政策；《封禪書》譏諷漢武帝的癡妄迷信，勞民傷財。在所有這些篇章中，《平淮書》點明各篇章的內在聯系，起照應的作用。司馬遷首先從漢承秦，經過休養生息，實現民殷國富寫起，接著寫漢武帝大肆興作由盛轉衰，然後以“物盛而衰，固其變也”切入正題，詳細地敘述漢武帝連年對外戰爭，對內興作與聚斂所造成的民窮國貧，記事止於元封元年，結尾用“見盛觀衰”示意，以秦喻漢，給統治者敲響了警鐘。
二、《史記》的文學貢獻和影響
《史記》盡管是壹部史學名著，但司馬遷筆下的每個歷史人物都個性鮮明，呼之欲出，給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的文學享受。歷史著作本身要求其作品應具有嚴肅的科學性，所寫歷史人物都要實有其人，實有其事，不允許虛構和誇張。文學作品則要求所塑造的人物具有想象性、形象性、典型性。司馬遷的偉大就在於，他用文學之筆寫出了壹系列栩栩如生的歷史人物，把歷史與文學結合得完美無瑕。《史記》敘事以散文為主，駢散交融，長短頓挫，抑揚開闔，浩瀚奔放，氣勢非凡。人物刻畫方面，善於通過緊張鬥爭的場面、故事化的手法，把人物推到矛盾的風口浪尖，從而表現人物各自的優缺點和性格特征。語言方面，運用當時的、符合人物身份的俗語、口語，不僅使人物形象活靈活現，而且便於大眾的理解。所以《史記》壹問世就得到了社會的認可，並被後世公認為古典傳記文學的優秀作品。
《史記》的文學成就，從歷史過程來看，可分為四個方面：第壹，魏晉以前認為《史記》的文學特點在於辭采華美，文章簡潔；第二，唐人著重於《史記》的散文成就和藝術風格；第三，明清認為《史記》的文章結構波瀾曲折，人物刻畫具有小說形態；第四，現代的文學理論家則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史記》在塑造歷史傳記人物的典型形象上的所有的藝術手法。《史記》的文學成就和貢獻是多方面的，傳記文學、散文成就、人物形象、語言運用，無論哪壹個方面，司馬遷都堪稱大家。當然，《史記》文學的最高成就還是在實錄史事的基礎上，開創了傳記文學，並且刻畫了壹大批典型人物形象。如果脫離史實而侈談小說成就，就會偏離《史記》作為史書的本來意義。
《史記》作為壹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和傳記文學名著，它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班固以下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對司馬遷幾乎無不推崇備至，力圖做到像司馬遷那樣“不待論斷而序事之中即見其指”（顧炎武《日知錄》）。班固承認司馬遷有“良史之才”，贊揚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的敘事才能和“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史記》所歌頌的許多英雄人物，如項羽、信陵君、藺相如、魯仲連、侯贏等，對後代的人們，特別是封建文人，都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唐代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李白，就不止壹次地在詩歌中把古代的俠義之士引為自己的同調，並希望自己能像他們那樣為國家、為人民建功立業。
在寫作方法、文章風格等方面，漢朝以來的眾多作家都從《史記》中得到了很大的啟示，正如鄭樵所說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在體裁形式上，從《漢書》開始的“正史”，大多都是承襲《史記》。唐宋以來的古文家更是無不熟讀《史記》。號稱“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十分推崇司馬遷，直接把《史記》的文章作為自己的典範，他的《張中丞傳後序》、《毛穎傳》等文，就是學習《史記》的人物傳記的結果。宋代散文家歐陽修的《五代史伶官傳序》就與《史記·伯夷列傳》極其神似，他文章的簡練流暢、紆徐唱嘆，更是深得《史記》的神韻。很多歷史時期，當形式主義的繁文縟節或艱澀古奧的文風盛行之時，《史記》便常常成為古文家們反對矯飾的壹面旗幟。唐代韓愈、柳宗元以及明代的歸有光都是如此。文學創作方面，唐以後的傳奇以及明清以來的小說、戲劇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史記》的影響，如《水滸傳》、《聊齋誌異》等都深得《史記》的滋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