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治吏引綱是治國的關鍵。韓非以為，作為君主，就是要依靠法律制度和官吏履行職責來建立自己的功績。“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 者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下同）這是說君主治理國家主要憑借兩種武器：壹是法律，壹是官吏。這其中，法律既是君主治理官吏的武器，也是官吏完成君主給予的任務所應遵循的準則。韓非告誡君主：“明主治吏不治民”。何以如此？他給出了兩點理由：其壹，官吏是國家亂與不亂的關鍵。“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它的潛在意義是治理好官吏，使官吏不亂，國家就不會亂。壹方面，官吏是管理者、是執法者，是手中握有權力的人；另壹方面，官吏是教化者、是示範者，是民的榜樣。因而把官吏治理好了，國家就會安寧。其二，官吏是君主治理國家之網中的綱。“吏者，民之本、綱者也。”“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君主治吏不治民，並不是說君主治理國家不需要治理百姓，而是說不直接治理百姓。為了證明治吏在治國中的地位，韓非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搖木：“搖木者，壹壹攝其葉，則勞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葉遍搖矣。”引綱：“善張網者引其綱，不壹壹攝萬目而後得，壹壹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救火：“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壹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正是出於如上的考慮，韓非主張君主治理國家要治理官吏而不是親自治理百姓。
其次，治國用能人，而不用賢人。既然君主治理國家是治吏不治民，那就有壹個選用官吏的標準問題。韓非指出：“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任人者，使有勢也。”（《韓非子·八說》，下同）在韓非看來，用什麽樣的人來管理國家政事，這是關乎國家存亡、治亂的關鍵。用人就要有用人的標準，國君如果沒有方法和標準用人，無論任用什麽人都要失敗。那麽該如何選用官吏呢？韓非以為有兩個標準：“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潔修也。”即君主選用官吏不是根據其智慧才能，就是根據其美好品行。韓非的看法是，用能人。“主利在有能而任官”（《孤憤》）。在智能之人和修士之間，韓非選擇了前者。他的根據是，社會發展需要依靠“力”而不是依賴德行，因為智士能夠為發展獻力。所以韓非主張“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論功行賞，根據能力而授予官職，有罪就罰，有能力就任用。
第三，治國不能以人性善為依據，而要以人性自利為基礎。韓非指出：“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壹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壹，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壹人，射者非壹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壹人也。故有術之軍，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顯學》）“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奸劫弒臣》）
韓非關於聖人治國不依賴別人對我好，而是要使他不得做壞事（有解釋為不得不對我好）的思想是相當深刻的。從表面上看，韓非是在強調權力的作用，實際上，它蘊涵著對人性的分析和對法律制度的仰仗，是基於對人性的分析而得出的精辟結論。在韓非看來，如果依賴於別人對我好壞，那麽壹國之中便找不到幾十個對我好的人；依賴別人不敢對我不好，那麽全國的人都是不敢對我不好的人。韓非眼中人情的實際是：“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奸劫弒臣》）“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為重利之故也。”（《二柄》）“君臣之異利，故人臣莫忠。”（《內儲說下》）。好利惡害是人之本性，君臣之間也是壹種利害的關系。不僅普通百姓是好利的，而且為君主管理國家的臣也是同樣的。韓非的不依賴於別人對自己的好惡，是對客觀實際分析得出的判斷。那麽君主該怎麽辦呢？韓非的主張是通過有效的辦法使他們不得不對我好，使他們不得做壞事。韓非從現實的角度為封建君主開出的處方是：依靠法律和制度。“凡治之極，下不能得。”（《揚權》）他認為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就是使臣下無機可乘：壹方面法律的制定就是以人性的好利為根據的；壹方面官吏的使用並不是指望他不好利，而是通過法律來約束其行為。這其中隱含的道理是：無論人們在出任官吏之前是“好人”還是“壞人”，在成為官吏之後都要通過法律強化對他們的監督，使他們不得為非。治理國家，不在於人是不是為自己謀利，而在於他是不是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謀利。韓非並不否認有少數聖人和賢人的存在，但他認為治理國家面對的不是少數人，而是多數人。因而必須以多數人為對象。正因為如此，所以治國要重視法制。他舉竹箭和圓輪為例來說明這個道理，認為如果壹定要用天生就直的竹木做箭，那恐怕壹百年也找不到壹支箭；壹定要找天生就圓的木頭做車輪，那恐怕壹千年也沒有車輪。然而世上的人都有車乘有箭射，為什麽？這是因為人們使用了不同的矯形工具的緣故。 最赤裸裸講“術”的還是縱橫家，在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他們只講目的，不計手段的。這些人物活躍於戰國時期，《戰國策》壹書中記錄了他們穿梭於各國之間，縱橫捭闔，憑著三寸不爛之舌，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目的是把自己輔佐的壹方，推上帝王的寶座。他們有《鬼谷子》《陰符》這樣的“經典”，有鬼谷子這樣的“見首不見尾”神秘的祖師爺和蘇秦、張儀這些戰國時期活躍的成功人物。因而，縱橫家就成為有策略、有代表人物，有成功範例的搞“帝王術”的專家了。所以，這個學派搞的“術”更具有影響力，縱橫家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活動方式成為中國文化中的基因之壹，它潛伏在我們的文化機體之中，不時會表現出來，特別是外部環境有利於它存在和生長的時候。在談到中國文化基因時，歷來只重視儒、釋、道三家，對於縱橫家很少有學者提及。實際上，歷史上壹些具有叛逆思想意識的文人士大夫和不滿意儒家思想、具有個人野心的士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對縱橫家思想抱有好感，有人甚至把它作為取得功名富貴的手段，特別是動亂時期。這種以陰謀詭計為黑箱策劃、以縱橫捭闔為公開手段的活動更是為許多文人士大夫所認同。我在拙作《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壹書中指出社會動亂時，遊民活動更為劇烈。遊民的只講利害，只講敵我，不講是非的性格特性與搞“帝王術”的縱橫家們壹拍即合，***同投入改朝換代的激烈的鬥爭中，“帝王術”與遊民的思想意識融合起來。這樣更強化了“帝王術”操作中的非規範的壹面。因此，可以說“帝王術”就是中國的馬基亞弗裏主義。 魯迅小說《孤獨者》中的魏連殳也是這類人物，不同的是他不安於這類人物的處境。魯迅曾說到這種人構成了壹個圈子，對“猛人”（軍閥及各種有實力的人物）形成包圍，和“猛人”相互利用，當這個“猛人”倒了之後，便紛紛離去，再去尋求別的“猛人”（見《語絲雜誌》）。因此，中國的“猛人”不斷地更換，而中國政治變化不大，原因就在於有了這個圈子。這個圈子中的人，雖然不是個個都“毫無心肝”，但他們都是“空手道”的政客，就憑借自己的“術”，吃遍天下。在依附“猛人”的政治活動中最熱衷的還是積累自己的家貲。 中國古代帝王的馭人術 帝王掌管天下需要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在這諸多力量中，中央執行機關裏的行政長官，特別是那些資深且有能力者，更常常成為帝王要優先考慮的對象。既要調動他們的忠誠心和積極性，又予以適當限制和合理控制，這是再理想不過的。因為沒有這些人的工作，帝王將壹事無成。如果使用不當、控制不嚴，帝王也會大權旁落。究竟如何馭臣，這其中不僅多有花樣，而且也頗具難度。 1.自樹威信 做了皇帝的人並不壹定是最有威信的人，而壹旦身為國主，樹立威信又是絕對必要的。比如秦始皇在統壹天下、位至至尊以後曾經多次到全國各地巡遊，每到壹地，他都要刻石立碑，碑文寫的無非是他身為皇帝的功勞和辛苦。這樣壹而再、再而三，不厭其煩地自我標榜，其目的無非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在百官和百姓中確立自己不同於他之外任何人的特殊地位，秦始皇的這壹舉動，在其駕馭臣下方面確實起到了預期的作用。 滅秦建漢的漢高祖劉邦也深知自樹威信的重要性，有兩件事很能說明他對這壹問題的敏感和自覺。其壹，劉邦在平定天下以後，有壹次在洛陽南宮擺酒設宴，問群臣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群臣各有所答，但都不中肯綮。劉邦自己總結說：“在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裏之外方面，我比不上張良；在管理國家行政事務、安撫百姓、給前方戰士提供足夠給養方面，我比不上蕭何；而在率領百萬大軍，戰必勝、攻必取方面，我更比不上韓信。張良、蕭何、韓信三人，都是傑出的人，我能任用他們，這是我獲得天下的重要原因。”劉邦這番話既直言不諱，又入情入理。妳與其說他是在討論漢得天下的原因，不如說是為了自樹個人威信。特別是他巧妙地運用欲揚先抑法，先謙虛地稱贊張、何、韓三人，然後話鋒壹轉，那意思是說，他們三個“人傑”都願意為我所用，那麽我的高人壹籌不是不言自明的嗎? 另壹件事是，劉邦在得了天下以後，大臣們整天大吃大喝，這些人大多缺乏文化教養，完全不懂禮儀，喝醉酒就吵吵嚷嚷，甚至舞刀動槍，這使劉邦很不開心。這時有個精明的儒生名叫叔孫通的看出了劉邦的心事，就建議劉邦制定禮儀。劉邦雖然是個粗人出身，但他馬上意識到了叔孫通建議的價值，於是當即命令叔孫通盡快去做。叔孫通遵照劉邦的旨意，找來三十多個懂禮儀的儒生沒日沒夜地抓緊排練。壹個多月以後，儒生就演練成熟，正好這時大漢定都長安，劉邦就把叔孫通排練的這套禮儀原原本本地運用在大臣們身上。群臣照禮儀進殿陸續接受劉邦的召見，按官階高低依次向劉邦行叩拜之禮。進見的大臣都俯首低眉，恭敬備至，整個召見過程井然有序。自此以後，劉邦端坐於上，群臣用禮儀進宮接受召見，就自然成為壹種規矩。借禮儀制度建立個人尊嚴、提高個人威信，這是劉邦有意而為的。所以，當劉邦目的達到以後竟喜不自禁地說：“我現在才算真正體會到當皇帝的尊貴了。” 2.獵人與獵狗 皇帝禦前臣將多多，區別對待、分級管理和任用是平衡大臣心理、調動各方積極性的有效辦法。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在未起事之前，曾經是家鄉沛縣的壹個亭長，後來做了丞相的蕭何則原是沛縣主吏掾。劉邦有壹次到鹹陽服差役，同事們都送給劉邦三個錢，而蕭何卻獨獨送劉邦五個錢，這關系就顯得比別人親近。劉邦起事後，蕭何率整個家族壹起投到劉邦麾下，而且還盡力為劉邦出謀劃策、招攬人才。在滅秦和後來的楚漢戰爭中，蕭何雖然沒有隨劉邦在戰場上廝殺，但在劉邦被項羽接連擊敗，很多人離劉邦而去的情況下，蕭何壹直堅持從吳中招募軍隊，補足供應。戰事不利，劉邦曾多次逃亡山東，蕭何卻壹直坐守關中支持劉邦。毫無疑問，蕭何為劉邦贏得天下，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劉邦平定天下後論功行賞，他認為蕭何功勞最大，就封蕭何為侯，食邑八千戶。為此，壹些大臣提出異議，說：“我們披堅執銳出生入死，多的打過壹百多仗，少的也打過幾十仗，攻打城池，占領地盤，大大小小都立過戰功。蕭何從沒領過兵打過仗，僅靠舞文弄墨、口發議論，就位居我們之上，這是為什麽?”劉邦聽後問：“妳們這些人懂得打獵嗎?”大家說：“知道壹些。”劉邦又問，“知道獵狗嗎?”大家回答：“知道。” 劉邦說：“打獵的時候，追殺野獸的是獵狗，而發現野獸指點獵狗追殺野獸的是人。妳們這些人只不過是因為能獵取野獸而有功的獵狗。至於蕭何，他卻是既能發現獵物又能指點獵狗的獵人。再有，妳們這些人只是單身壹人跟隨我，而蕭何可是率全家數十人追隨我的，妳們說他的這些功勞我能忘記嗎?”這壹番話，說得諸大臣啞口無言。在劉邦看來，功臣也有三六九等，就像獵人和獵狗壹樣，雖然都在為獲取獵物奔忙，但獵人的作用要遠大於獵狗。那麽優先考慮，更加重用前者，則是不會有問題的。 3.偷梁換柱 古代君臣之間多為相互依存、相互利用關系，君為臣做主，臣為君服務。帝王對臣下的褒貶升降，甚至生殺予奪，壹般都是經過認真思忖考慮的，而考慮的標準無非兩條：壹是感情，壹是利益。但細想起來，帝王的感情是有限的，皇室的利益也不是無邊無際。所以帝王有利益給甲大臣，就難免要虧乙大臣。這其中的道理真有點像兒童做遊戲時說的，好事輪到誰，誰高興，而壞事則是輪到誰，誰倒黴。但有時情況特殊，屬於非正常的例外，帝王不希望倒黴的臣下卻眼見要倒黴，那麽在可能的情況下，帝王仍要扭轉乾坤，方法之壹就是偷梁換柱，嫁禍他人。 北朝十六國時，後趙石虎的太子石宣驕奢淫逸，大造宮殿，役使民工數萬之多，百姓怨聲載道。禁軍領軍王朗上奏皇帝石虎，希望他能對太子的行為加以阻止，但因此卻開罪了太子石宣。建武十年，天空中出現了“熒惑守房”的星象。所謂“熒惑”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火星。火星本呈紅色，熒熒發光，亮度常有變化。以今天我們對天文知識的了解程度，實在不難明白它變化的道理，因為火星繞太陽公轉壹周的時間差不多比地球繞太陽壹周的時間要長壹倍，所以站在地球上看火星運行的軌跡，則有時向前，有時向後。可古人天文知識貧乏，不明白火星色澤泛紅，為何行蹤忽東忽西，忽明忽暗，因此稱火星為“熒惑”。所謂“房”就是房宿，是二十八宿之壹，它和心宿同被古代星象家稱為“天王布政之宮”。他們以為，反復無常的“熒惑”停留在天王布政的地方，自然是不祥之兆。這個星象壹出現，石宣心想機會來了。他要借這次天象除掉王朗，於是就收買負責天文星象工作的太史令趙攬，要趙攬向皇帝石虎進言，就說要想逢兇化吉，必須“以貴臣王姓者當之”。目標是直沖王朗來的，所以當石虎問“這王姓都是誰”時，趙攬脫口而出，說：“王姓大臣中最尊貴的，莫過於王朗了。”要殺王朗，石虎哪裏舍得。石虎不同意，要趙攬再舉出個次壹等的。趙攬無奈，只好再舉個次壹等的中書監王波。——既然要消災，就不得不付出生命代價。於是中書監王波就莫名其妙地做了祭刀鬼。本來石宣謀劃的是除掉王朗，因為王朗雖為朝中重臣，但他有礙自己的作為。而石虎所信任和保護的也是王朗，因為他對自己的統治有益也有利。但是，不管是太子的謀誅，還是皇帝的有意保護，都通過星象師趙攬之手，把災禍轉嫁到與此全無幹系的王波頭上。太子有意設計，卻未能遂願，皇帝偷梁換柱，竟達到了保護重臣的目的。這真可謂古代皇室政治鬥爭中的壹出悲喜劇。皇帝和太子各施心術，各逞計謀，雙方像打太極拳壹樣，妳來我往，但拳腳所擊打的都是無辜的臣下，在這種情況下，像王波這樣的人只好自認倒黴了。 4.下詔罪己 帝王在對待大臣、處理政事時，如果他感到罪己比殺人能獲得更大的政治效益，那麽這時他也會選擇前者，因為政治利益才是他最終要考慮的。 曹魏黃初二年六月，日食發生。日食在今天看來已是壹種很容易理解的自然現象，即日、月、地球三者並行，月球擋住了太陽光線，就出現日食。古人往往把自然現象與人間社會政治聯系起來，認為自然的非正常現象是上天對人類的警告，如不及時向上天承認錯誤，上天就會給人間降下災難。當時，負責官員將此事上報文帝曹丕，要求按舊例罷免太尉以避災。此時的太尉是老臣賈詡。這賈詡原本是張繡手下的謀士，歸附曹操後，他自知身為降臣難與曹操舊部相比，於是就暗地裏在曹操兒子曹丕身上下功夫。他先是幫曹丕“深自砥礪”爭寵、固寵，謀算曹操身後自己的政治命運。壹次曹操就立嗣壹事征詢他的意見，賈詡避而不答。曹操問他為什麽不說話，他回答說是在想袁紹和劉表的兒子們因爭立而相互殘殺的故事。這壹說，曹操自然明白這是在勸自己按長幼順序冊立曹丕為太子。賈詡在老謀深算的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冒險押了這壹寶，暗怕會被多疑的曹操識破，自此便韜光養晦，閉門不出。後來曹操果然立曹丕做了太子，曹丕也知道賈詡於此事甚有功勞。所以，曹丕壹上臺，就立刻任命賈詡做了太尉。曹丕重用賈詡，不光是因為賈詡對自已有恩，而且還因為賈詡的深謀遠慮對自己穩坐帝位大有用場。而這黃初二年，是曹丕登基稱帝的第二年，政局還未完全穩定，當然不能因壹個小小的日食就除掉賈詡。所以，曹丕聽完報告，下詔說：“上天降下災異，是警告天子的。天子委過於下級官員，這不是聖人的做法。文武官員們，大家小心盡職吧!以後凡有此類警告，絕不歸罪妳們。”曹丕這紙“壹切責任由我來負”的罪己詔書，不僅保住了謀臣賈詡，而且也為自己買下了寬仁、厚待功臣的美名。 帝王的所謂“下詔罪己”無非是把政治行為過失歸罪於己，這裏表現出的有帝王的政治胸懷，也有帝王的個人人格問題。後代帝王壹遇政治困難便做自我批評的做法不免顯得太過做作，太缺乏真誠，而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在中國早期政治家那裏倒顯得更真實自然、更感人，也更產生政治效益。 5．情感誘惑 帝王君主在馭臣行為中常常有意識地進行情感投資，從而深深感動臣下，使臣下在深受感動之余更不惜壹切地為其出力和賣命。 劉秀早年有個老同學叫嚴光。此人壹生清高。劉秀做了皇帝後，這嚴光幹脆隱姓埋名，不與官家發生任何聯系了。但劉秀還是設法使人找到了嚴光，並親自下駕到嚴光的住處來拜訪嚴光。劉秀來到，嚴光還沒有起床。劉秀駐足觀看，嚴光仍舊呼呼大睡。等了大半天，嚴光才緩緩醒來。他見劉秀坐在自己身邊，不用問就知道皇帝此行又是請他出山做官的。嚴光直言不諱地說：“古代有個賢君堯要把帝位讓給許由，許由聽後覺得這話弄臟了自己的耳朵，就忙到河邊去洗耳朵。我雖不是許由，但立誌向許由學習。妳還是請回吧。”劉秀無奈，只好悻悻而歸。 劉秀之所以強請嚴光出山，並不僅僅顯示自己雖然做了皇帝但仍不忘過去同窗之誼，他實際上是要用他對嚴光的情感和友情投資為臣下和世人作出個榜樣，以便爭取臣心和民心。所以他壹不做、二不休，壹定要把這件事做得淋漓盡致。上次劉秀在嚴光住處碰了軟釘子之後，劉秀不久又把嚴光接進宮中，這次劉秀與嚴光只談過去友情，只字不說請嚴光做官的事。兩人暢敘到深夜，劉秀完全不擺皇上架子，夜間就和嚴光同床睡著了。壹覺醒來，劉秀發現嚴光的大腳正放在自己的肚子上。這時天已大亮，大臣們進來發現這壹情景，個個恐慌不安，劉秀卻滿不在乎地說：“壹晚上我和老朋友同床睡了個好覺。”嚴光的腳壓在劉秀的肚子上，劉秀卻頷首微笑、談笑自如，大有欣賞備至的味道。劉秀以超常規的寬容和難以想像的低姿態對待這位兒時的朋友，無疑有他的真實情感在內。但作為做了皇帝的劉秀，他所做的這壹切又有多少屬於純粹私人而不牽涉政治甚或邀買人心呢?這種問題也許不可能有壹個確切無疑的答案，但他的這壹行為被載入史冊並因此獲得眾多贊譽，卻也是顯見的實情。 6.收買人心 穩定臣心，收買人心，是皇帝分內的工作，“條條大路通羅馬”，封賞最不喜歡的人也是有效的辦法之壹。像漢高祖劉邦，當年打天下時，前有韓信等橫掃千軍、攻城略地的武將，後有蕭何供應糧草、補充兵員堅強得力的後盾，同時還有張良為之運籌帷幄、決勝千裏，陳平出奇制勝，全力輔佐等等。劉邦戰勝項羽奪得天下之後，由於大臣們爭功不止，封賞工作遲遲無法進行，僅封完劉氏宗室和外戚就停止了。有些舊臣對此很不滿意，壹時間議論紛紛，人心浮動。劉邦對此頗為擔心，就把張良找來詢問原委，研究對策。張良詳細向劉邦作了匯報，並添枝加葉地說，大家對皇帝遲遲不賞功臣很有意見，就要計劃造反了。這準備造反的人當中，連曹參和陳平也包括在內。劉邦壹聽，情況十分緊急，忙向張良討主意。張良說：“陛下取得天下靠的是這批功臣，而現在封賞的卻大都是親戚朋友，將領們怕封賞輪不到自己頭上。還有，陛下平定天下剪除的都是平常怨恨的人，現在還沒得到封賞的人當中，哪個敢保證平時沒有壹點過失，因此他們是怕陛下乘機處罰打擊他們。”劉邦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知道天下初定，功臣良將無論如何是需要的。於是忙問張良怎麽辦才好。張良問劉邦：“這些人中有沒有陛下平時最憎恨、最不喜歡的？”劉邦說：“有。雍齒仗著和我同鄉，曾經多次跟我過不去，我早就想殺掉他。可是因為他立功多，所以壹直不忍心下手。”這裏所謂“功多”、所謂“不忍心”其實都是說給人聽的。韓信不是功蓋天下，照樣被殺掉了嗎?劉邦深知，此時最要緊的是安定人心，於是這壹念之間，雍齒就徹底改變了命運。劉邦聽從張良的建議，當天設酒擺宴，封雍齒為二千五百戶汁方侯。群臣得知雍齒受封的消息，都很高興，他們說：“連雍齒都有資格封侯，這封賞還怕輪不到我們嗎?”於是，壹場即將發生的騷亂，以雍齒的受封為界，在壹夜之間就平息了。主意顯然是張良出的，可實際操作者仍然是劉邦。利用封賞最不喜歡的人穩定臣心，收買人心，劉邦做得出色到家了。
無獨有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意識地做過與劉邦類似的事。刑部尚書張亮被控犯有謀反罪，唐太宗非常憤怒，下令朝中百官討論如何處置張亮。對於這個問題，多數大臣都認為張亮罪在不赦，應當立即殺頭。只有殿中少監李道裕認為張亮犯罪證據不足，不應定罪，並且在朝廷上說得慷慨激昂，把傾向治罪的唐太宗壹時弄得很沒面子。盛怒之下的唐太宗根本不聽李道裕的話，毫不遲疑地就把張亮殺掉了。事後不久，刑部侍郎的職位出了空缺，因為這個職位關系到大唐帝國執法的準確和嚴肅，所以唐太宗反復叮囑宰相要嚴格對待這個人選。可是，宰相幾次上奏推薦的人，唐太宗都沒有批準，最後唐太宗竟建議宰相把這個位子讓李道裕來坐，理由是李道裕執法謹慎嚴格，這個說法的確是過硬的。但是還有，群臣都知道李道裕曾經當眾反對唐太宗的意見，唐太宗不會不記得。而現在偏偏任命李道裕做這個執法官，這其中哪能沒有名堂。於是，此項任命壹經公開，朝廷上下無不盛贊唐太宗的仁德和雅量，開明君主的招牌亮得更鮮艷了。由此可見，唐太宗的任命李道裕和漢高祖的分封雍齒無疑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 7.丟卒保車 中國封建皇權社會是壹盤棋，帝王之下的大臣是棋盤上的卒馬炮車。帝王本人連棋盤上最重要的老帥也不想做，而寧做可以任意調兵遣將的下棋人。既然是下棋，那麽為大利益犧牲個把小利益是常見的事。 明成祖永樂年間，貴州壹帶的少數民族勢大。鎮守貴州的都督馬燁采取各種手段，企圖刺激當地的少數民族造反，以便抓住口實，徹底廢除土司制度，代之以中央選派的“流官”。其中采取的最極端做法是把前任土司頭目的妻子奢香脫光衣服鞭打。這壹下，當地少數民族果然憤怒異常，打算起兵反叛。但被現任土司頭目堅決制止了。他親自進京上訪，狀告馬燁。永樂帝自然對此事洞若觀火，他明白馬燁完全是為了明王朝利益，又清楚此時正是提出交換條件的好時機。於是召宣受辱遭打的奢香進京。永樂帝問奢香說：“馬燁辱打妳是錯誤的，我現在為妳除掉他，妳準備怎樣報答我?”奢香叩頭說：“我保證世世代代不犯上作亂。”永樂帝微微壹笑，說：“不犯上作亂是妳們的本分，怎麽能說是報答呢?”奢香萬般無奈，答應為明王朝從貴州東北部開壹條通往四川的山路，以供驛使往來。奢香答應的這壹條件無疑是永樂帝極其歡迎的。官府有路可通，鐵鞭可及少數民族地區，那他們自然不敢再造反。永樂帝也實踐諾言，隨即召回馬燁，將其斬首。這馬燁所做的壹切都是為了明王朝的利益，但他所做的壹切卻又成了最後被殺的罪狀。事後永樂皇帝也說過：“我也知道馬燁對朝廷忠心耿耿，但是我如果顧惜他，就沒辦法安定貴州這塊地方了。”話說到這份上，即使被殺的馬燁在場也不會再有什麽話說的。 8.互相監督 人是永不滿足的動物，歷史上有才能的臣子雖居萬人之上、壹人之下之位，卻也不免常覬覦王位，因此帝王對臣下如管理不善、控制不嚴，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雍正皇帝刺探監督臣僚，不僅限於公務，就連私生活他也不曾放過。據載，某大臣退朝後邀了幾個親朋好友聚在壹起玩幾圈麻將牌，玩著玩著忽然發覺牌少了壹張，無奈只好就此罷手。第二天上朝時，雍正問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