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傳統的看法
黃仁宇先生在與李約瑟***同撰寫《中國科技史》的十幾年裏曾對研究資本主義的諸多作者有過壹個綜述：“寫資本主義的文章大略有三類。壹類註重生產關系的轉變。壹類註重資本主義精神。還有壹類註重自然經濟之蛻變為金融經濟。”
事實上，黃仁宇持有的是壹種整體演變的看法。即“資本主義”是壹個社會歷史過程，是由許多原因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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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提到，形成“資本主義”的三個主要條件：（1）信貸關系的拓展。（2）專業經理人員的使用。（3）各種有利於資本主義管理的技術的社會***享。我們也可以認為這裏的第壹個條件包括了金融市場的發展或資本的自由流動。第二個條件其實是要求“企業家的自由進出”（隱含著“企業家與資本家職能的分離”）。第三個條件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隱含著“信息的自由流動”）。“企業家的自由進出”被新奧地利學派的領袖克茲涅爾（Is-real Kirtzner）認做“資本主義”的定義。
這就引出了另壹個重要的問題：到底“資本主義”是生產力發展到壹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呢？還是歐洲人文化傳統與擴張精神產生的獨特結果呢？對於這個問題，余英時認為在歐洲資本主義誕生之前的幾百年裏，確實先有了壹場連續不斷的，指向資本主義的精神運動。當然，我們還可以進行更深入的考查。例如黃仁字和李約瑟對威尼斯城邦民主與信貸擴張，低地尼德蘭的市民自治與貿易管理，到後來英國限制王權和金融發展的案例研究，以及他們對英國法庭法律變遷的研究。所以，政治，法律，這些“上層建築”的演變是伴隨了資本主義的“物質發展”的。政治事件與精神運動的關系（例如“三十年戰爭”）在歐洲十四到十七世紀間極其錯綜復雜。從宏觀上說，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應當同時“伴隨”著壹個精神過程，我們無法證明哪壹個為主，哪壹個為輔。但是從微觀上說，人的精神導向總會隨著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發展（即擺脫物質生產的束縛）而越來越占據主要的方面。只不過現代精神仍受約束於“傳統”，而傳統的精神是從原始物質生產狀態脫胎而來的。所以我們才觀察到兩個過程（精神的和物質的）相“伴隨”的現象。
在“傳統的看法”裏，馬克思和韋伯代表了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看法，以致帕森斯（TalcottParsons）堅持認為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就是為了反對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寫的。我假定雙方的觀點已經為讀者熟知。這裏要討論的不是他們的觀點，而是他們的觀點或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的概念可以從具體歷史過程中抽象出來的程度。
韋伯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觀念與他對“歐洲理性”的理解有關。他著名的觀點是，商業行為，甚至大規模商業行為，在中國和印度都壹直存在並早於歐洲。但那不是資本主義，因為那裏缺少壹種“理性”，缺少壹種依賴於精確計量的法律，會計，契約，雇傭關系，政治活動等等的有理性目標的社會組織。他定義“資本主義”為“用企業的方法實現人的需求”並且這種企業必須是“使用資本主義簿記方式的理性的資本主義企業”。韋伯大量地使用“系統地”這個詞，他認為“資本主義精神”是壹種“理性地和系統地追逐利潤的態度”。他並且把壹切“資本主義”分類成四：（1）非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2）非理性的，工業的資本主義。（3）理性的，政治的資本主義。（4）理性的，工業的資本主義。只有西歐的資本主義才屬於第（4）類。因此“資本主義”（同樣地，“社會主義”）做為理性的社會組織和政治運動在西方以外的社會中並不存在。
雖然韋伯也強調理性地雇傭和組織“自由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的突出特征，但他並沒有象馬克思那樣把“雇傭勞動”看成是“理解資本主義的軸心”。韋伯這種強調精神過程的“資本主義”概念於是很難從西歐社會具體的歷史中抽象出來。
馬克思的研究幾乎可以看成是對資本主義“微觀基礎”的研究。他的深刻性在與他同時代經濟學家的比較中立刻顯現出來。例如同時代人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於對利潤的追逐或循環公式：“貨幣壹資本壹更多的貨幣”。這種看法在學術上納入壹個很流行和著名的學派，我們不妨按黃仁宇的分類稱之為“金融的資本主義學派”。這類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於“資本的堆積”，在於“金融資本的吞並行為”（acquisitive capitalism）。但是馬克思抓住了“剩余價值”這個關鍵，來解釋“利潤”和資本的金融擴張如何成為現實可能性。“雇傭勞動”於是成為馬克思所理解的“資本主義”做為壹種社會關系的實質。從我們的角度看，馬克思的雇傭勞動概念是可以應用到非西方社會的歷史過程中的，所以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概念比韋伯的有更大的普適性。當然，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對“價值”和價值創造過程的理解不同使其他經濟學家被馬克思視為“庸俗”。我在《經濟研究》中曾詳細闡述了以奧地利學派為首的主觀價值理論對價值創造過程的理解。按照門格爾和熊比特的理解，企業家或追逐“利潤”的人對於“剩余價值”的創造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正是他們發現了價值的“剩余”，正是他們的“企業家才能”使自由勞動得以組織起來，去獲取“剩余價值”。如果說這是“剝削”，那麽可以認為“剝削有功”。
整體演變的看法固然是壹種學者態度，但是要“學以致用”就不那麽方便了。大凡“整體”壹定難以脫離歷史去看。那麽壹個“整體的資本主義”觀念如何應用於中國社會的歷史呢？我們研究壹個觀念是否可以從它由以產生的特定歷史環境中抽象出來，目的在於把這壹觀念應用到其他的歷史過程中去。對於“資本主義”這壹極其重要歷史觀念的抽象，是由哈耶克最後完成的。
二、“擴展程序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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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大學，哈耶克並不真正屬於芝加哥學派，因為他任教於“社會思想委員會”而非經濟系。但是如同奈特與芝加哥學派的關系壹樣，哈耶克顯然是芝加哥傳統的原流之壹。
哈耶克晚年最後壹本書《致命的自負》第壹句話是：“本書論證那個我們文明由以發生並賴以生存的東西,精確地說只能夠被描述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該秩序通常被有些誤導地稱為資本主義。”我在這裏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討論了哈耶克“擴展秩序”的意義。那是因為“經濟發展”這個概念所指稱的歷史過程本來就與“資本主義發展”相重合。《致命的自負》講的是道德問題，道德傳統的意義，人類理性的局限性和理性狂妄自負的危險。和馬克思壹樣，哈耶克的目光曾勘察了人類知識的每壹個領域。從這壹歷程中，他得以抽象出“擴展秩序”做為“資本主義”的實質。在馬克思看見“雇傭勞動”的地方，哈耶克看到的是“擴展秩序”。
資本主義應當被稱為“擴展秩序”。從擴展秩序的概念看，把它叫做“資本主義”確實是有些誤導了。那是因為按照前述“傳統的看法”，人們對“資本主義”的理解總是圍繞著“資本”的種種性質（社會史的，金融的，雇傭勞動的）。在哈耶克看來，“資本”只是人類合作的秩序由以擴展的手段之壹，它甚至不是必須的。例如，資本雇傭勞動的情形在知識社會和人力資本的時代不會成為人類合作的主要方式。哈耶克的後三個命題合起來說就是，擴展秩序這只“看不見的手”,是以私有產權為運作基礎的，而私有產權的道德基礎則是由傳統提供的，理性試圖對傳統進行整體設計和改造，那只表明“科學主義”在哲學上的謬誤和理性的“致命的自負”。應當指出，哈耶克的“擴展秩序”概念是對“資本主義’僅為歷史過程的壹個抽象。它可以應用於其他的歷史過程。事實上，哈耶克認為“擴展秩序”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實現。
以往叫做“資本主義”的東西，應當正名為“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它的基本要素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壹直就存在著：財產權利，市場和交易，道德意識。所需要的是“傳統的創造性轉化”。這個創造性，和制度與技術的創新壹樣，蘊涵於無數文化實踐者的創新努力，取決於大眾擁有的創新自由。
三、資本主義的新特征
詹姆遜是當今最著名的思想家之壹。在他看來，當代資本主義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的基本範圍，但他也承認，與古典資本主義相比，今天的資本主義已出現了新的特征。
他具體歸納出當代資本主義有以下三個新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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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壹，“商品化”。他說：“日益強化的政治與經濟的文化意義，並不是這些領域傾向於分裂與差異的結果，而是商品化本身越來越普遍和徹底的結果，這種商品化現在完全有能力將大片文化區域殖民化，而這些文化區域壹直阻擋著普遍的商品化，壹直確實與這種商品化的邏輯基本上處於相對峙和相矛盾的狀態。今天，文化基本上已變成了商業，這壹事實所造成的後果是，過去通常被視為經濟和商業的東西也變成了文化，對所謂的‘理想社會’和消費主義的各種診斷必須無視這壹特征。”他認為，“商品化”已嚴重到足以吞沒大片文化領域的程度，這壹方面使文化已成了商業，另壹方面則使先前被視為經濟和商業的東西也變成了文化。所以，當今的經濟和商業的東西已有了文化意義。他強調，經濟與商業的東西具有文化意義並不是其出現分裂的結果，而是商品化的結果。
其二，“消費主義”。他說：“至於消費主義，許多人可能指望，作為壹種生活方式，它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對人類社會越過消費主義的經歷是必要的，假如這樣做是為了選擇壹些與其宗旨根本不同的東西的話。但是，對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地區來說，消費主義的嗜好在客觀上不再具有這樣的功用。可能的情況似乎是，20世紀60年代激進理論的下述預言：資本主義由於不斷滋生其體系所不可能加以滿足的新的需求和欲望，所以它本身就是壹種革命的力量，如今在新的世界體系的全球範圍內得到了應驗。”詹姆遜不同意人們對目前盛行的消費主義的作用的評價。他強調，消費主義在客觀上已失去這種正面效應。他贊賞20世紀60年代新左派的激進理論對消費主義的批評。
其三，“全球化”、“信息化”。他說：“在某種理論的層面上可以說，諸如結構性失業、金融投機、失控的資本流動、理想社會這些當下的緊迫問題，就它們都缺乏實質性內容，都比較抽象（與在另壹個時代使用的‘異化’這壹術語相區別）而言，是深深地聯系在壹起的。當我們再次涉及全球化、信息化這壹主題時，我們將面臨辯證法反論的壹面。當建立新的世界網絡的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可能性，所伴隨的是今天世界體系中自主性的喪失，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獲自己的獨立性，是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與世界市場相抗衡、相割裂、相對抗時，難於克服的困境就會出現。知識分子不可能憑著自己的想像就能找到壹條捷徑。正是現實中結構性矛盾產生著對新的可能性的期望：我們至少能夠通過黑格爾所說的‘否定的角度’，通過關註能被指望產生新的東西的那些地方，來把握這壹現存的困境。”詹姆遜的這段文字有些晦澀，但只要仔細閱讀其意思還是清楚的。他論述了作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的“全球化”、“信息化”的內容、實質、危害。他清楚地指出，“全球化”、“信息化”是與結構性失業、金融投機、失控的資本流動聯系在壹起的，建立世界網絡是建立在民族自主權的喪失的基礎上的。
他在講到當代資本主義出現“全球化”、“信息化”的趨勢時說道：“全球化和信息化技術確實是新的資本主義‘後現代’階段的主要創新，馬克思主義願從知識上和政治上去分析這些發展。惟有從世界體系本身的角度，才能理解具體化的理論與經濟學家的危機理論和新的結構性失業是壹致的，而後者與金融投機、大眾文化的後現代性壹樣都是同壹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只有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才能發展起壹種新穎的國際政治實踐，它許諾在新世界體系中維持民族國家的獨立性，並找到壹種辦法，從衰落的勞工運動和急速的資本轉移中吸取力量。”詹姆遜在這裏不但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擔負起分析“全球化”、“信息化”的歷史使命，而且描述了此後所必然產生的前景。
由於覺得“資本主義”對我來說是個比較深刻的問題，我暫且從上述“傳統的看法”“擴展程序的看法”和“資本主義的新特征”來拼湊壹些我對資本主義的粗淺認識。要想有更深刻的認識，還有待於我不斷地閱讀大量的關於“資本主義”的書籍，並作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