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侵華戰爭開始後，在日軍中推行配備“慰安婦”的制度，隨著戰爭的蔓延，慰安所也被廣泛地設置於中國各地。除未占領的甘肅、西藏、新疆、寧夏、青海等地以外，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東、江蘇、安徽、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廣東、廣西、海南、貴州、雲南等省市及臺灣地區，都發現了慰安所遺址。
慰安婦
日本政府和軍部為其侵略軍隊有計劃按比例地配備“慰安婦”。由於戰敗時日軍大量銷毀有關“慰安婦”的檔案，也由於日本政府至今未公開“慰安婦”的歷史文件，要準確指出日軍與“慰安婦”的比例是較為困難的。盡管如此，我們仍可以通過對各種資料的分析，而接近歷史的真實。例如根據關東軍的作戰計劃，1941年，它準備動員70多萬人的軍隊和2萬人的“慰安婦”，其比例為37.5：1。
但是，這個比例並沒有得到軍隊的認同。目前日本學者普遍認同當時軍隊裏流行的“29：1”之說，也就是軍隊認為37—38名士兵配給壹個“慰安婦”太少，根據生理限度，壹個“慰安婦”大約對29名軍人，才能大致使軍隊得到性滿足而不致引起內部的混亂。據29：1的比例，日本學者再加上“慰安婦”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補充的更替率(他們認為更替率大約在1：1.5或1：2之間)，算出的“安慰婦”總人數大約為：
300萬(日軍)&pide;29×2=20.6897萬人
即二戰期間的“慰安婦”人數為20萬左右。這個研究結果是在1992年前後由日本學者得出的。但是，在那時，中國大陸的“慰安婦”問題還未引起學界的充分重視，幾乎沒有展開正式的有規模的調查。因此，這個數字，是日本學者主要根據日本國內、韓國的研究、藝妓以及對東南亞的部分調查而作出的。自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開展“慰安婦”的調查和研究之後，研究者發現了至少以下數點以前未被註意的問題。第壹，日軍實施慰安婦制度的嚴密性，即配備“慰安婦”的完備性遠遠超出人們的估計，不但主力部隊，而且警備隊、小分隊以及前線的碉堡、據點都普遍設立了此類設施，這表明受日軍性暴力侵害的婦女遠比此前研究範圍大。第二，前此作出的20萬人數字估計，都是以日本、東南亞，特別是朝鮮女子為主體的，中國婦女的數量只是象征性的，而近13年來的中國大陸調查到的慰安所遺址、歷史目擊證人及“慰安婦”制度幸存者證言，均證實有大量慰安所強拉當地女子的事實，包括中國的少數民族婦女。由於中國大陸是二戰時期日軍最大的主戰場，因此，未將中國的受害婦女計算在內，這20萬數字顯然是大大偏少了。第三，關於更替率。從這些年來受害者的證言和從各地編撰的地方誌資料中可知，在戰爭特別是戰爭的前期和後期，日軍對中國軍民尤其是平民的殺戮，是變本加厲的。《安慶文史資料》中有壹例記載，1938年6月，日軍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女子設立慰安所，結果被日軍官兵“褻侮、奸淫、殺害”，1938年出版的《敵寇暴行錄》記錄了壹位中國牧師陸某誤入設在上海虹口的日軍“行樂所”，救出了他的鄰居——壹位新婚女子，據這位女子言，樓分3層，以年齡區分關押，不得穿衣服，日夜遭受蹂躪，每天有人死去，每天又有新的補充，關押有數百人之眾。而這些女子，最後都下落不明。而《侵華日軍暴行總錄》壹書記載，1941年夏，海南博鰲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國婦女被日軍於塔洋橋邊全部殺死，原因是不肯好好接待日軍。1944年5月日軍在湖南株州壹慰安所中的10名中國“慰安婦”中，有8名喪生。這些零碎的記載，只是滄海之壹粟。由於中日是交戰國，中國“慰安婦”的死亡率比起日本、東南亞、朝鮮的受害者要高得多，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在這樣高的死亡率下，“慰安婦”受害者的證言證實，壹直到1945年為止，日軍仍然保持了軍隊中慰安所設置有增無減的勢頭。因此，如果將更替率定在1：1.5和2.0之間，可能是偏低了。因此，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提出更替率在1：3.5到1：4.0之間，計算得出的結果是：
萬(日軍)&pide;29×3.5=36萬人 300萬(日軍)&pide;29×4.0=41萬人
即整個的二戰期間，被日軍強迫為性暴力制度的受害者人數應在36萬至41萬之間，其中約有半數即20萬左右為中國婦女。盡管這個數字只是在近13年來研究和實地調查結果的基礎上的壹種推論，但它可以大致反映中國婦女在二戰時期受日軍荼毒之深重的壹個概況。
在中國占領地和戰場上，日軍主要通過以下途徑來強迫中國的婦女充當“慰安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