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2月31日，葉利欽突然宣布辭去俄羅斯總統職務，委托普京總理代行國家元首職責，並確定三個月內舉行新壹屆總統選舉。壹個對蘇聯劇變和俄羅斯轉軌產生過重大影響的重量級人物的引退，標誌著俄羅斯政治舞臺壹個時代——“葉利欽時代”的結束。
從“改革派”到“民主派”
——蘇聯解體的重要推動者
在蘇聯時期，葉利欽完成了從蘇***高級領導幹部、“改革派”代表人物到“民主派”首領的轉變，並成為蘇***和蘇維埃聯盟國家的主要“掘墓人”。
在戈爾巴喬夫發動“改革”之前，葉利欽曾長期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州州委書記、第壹書記。“改革”後不到壹年的時間裏，他連升四次，1985年12月出任莫斯科市委第壹書記，1986年2月當選蘇***政治局候補委員。在此期間，他努力推動改革，贏得了“果斷幹練”的好名聲，但也招致了壹些批評。
1987年蘇***中央十月全會是葉利欽政治生涯中的壹次重大轉折。在這次全會上，他“不合時宜地”批評了蘇***第二號人物利加喬夫等領導人，對改革進程緩慢表示不滿，由此致禍，先後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壹書記和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調任蘇聯國家建委第壹副主席。葉利欽的被解職，造成對改革寄予厚望的民眾的逆反心理，葉利欽的政治態度也由此發生了轉變。在思想觀念上，他與蘇***離得更遠，並很快成為激進民主派的首領和旗幟。1988年，他辭去政府職務，競選蘇聯人民代表，同蘇***“保守派”展開“議會鬥爭”。
此後，葉利欽領導民主派開展了自下而上與蘇***爭奪權力的鬥爭，並逐漸奪得了蘇聯最大的加盟***和國——俄羅斯聯邦的領導權。葉利欽逐漸認識到，依靠蘇***既不能“改革”蘇聯社會，也不能振興國家。在1990年的蘇***二十八大上，葉利欽正式宣布退出蘇***。1991年6月12日，葉利欽當選俄羅斯首任總統。
在1991年“八壹九事件”中，葉利欽領導俄羅斯民主派同發動政變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展開鬥爭並取得了勝利。此後，他發布命令“停止俄羅斯***產黨活動”，收繳蘇***和俄***全部財產(戈爾巴喬夫隨即要求蘇***中央自行解散)，並親自參與了1991年12月8日《別洛韋日協定》的簽署、12月21日解散蘇聯的阿拉木圖會晤及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議定書的簽署，對蘇聯的解體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西方式的民主與私有制
——“激進改革”的推行者
掌管俄羅斯期間，葉利欽堅定地推行著自己的“改革戰略”，其目標是：政治上建立以自由、民主、人權為基礎的民主的公民社會，以西方式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原則為基礎的法制國家；經濟上將私有制、自由經濟活動原則置於優先地位。而所有的壹切政府人事變動，不過是他為實現戰略目標而采取的“戰術”手段而已。
“改革”之初，葉利欽曾兼任政府總理，直接領導經濟改革。隨後，他啟用“年輕的改革家”蓋達爾領導政府工作(1992年7月任命蓋為代總理)，其“戰術”任務是加速推進私有化運動，徹底擺脫社會主義的高度集中的經濟，摧毀***產黨人賴以東山再起的經濟基礎。
激進改革部分地完成了政治方面的任務，但卻未能創造出經濟奇跡。“休克療法”開始不久，國家經濟便陷入全面危機。1992年12月，葉利欽解散了蓋達爾政府，任命切爾諾梅爾金為政府總理。
切爾諾梅爾金政府的“戰術”任務具有“糾偏”性質：修復遭到破壞的經濟、恢復企業活力。切氏任總理五年多，恢復了壹些“舊”的經濟管理方式，扶持企業的政策略見成效，企業情況有所好轉。但也出現了新的問題，金融寡頭通過私有化控制了國家大量財富，偷稅、漏稅現象十分突出，國家財政情況惡化。1997年3月，葉利欽下令對政府進行大改組，在保留切氏總理職務的同時，任命“年輕改革家”丘拜斯、涅姆佐夫為政府第壹副總理，意在推行激進改革，但這壹輪激進改革浪潮很快便以失敗告終。溫和改革政策不能令葉利欽滿意，而更重要的是在葉利欽身體狀況不佳、威信日益下降的同時，切爾諾梅爾金的威信和權力卻與日俱增，葉利欽對他的戒心日漸加重，並最終將他解職。
1998年3月，35歲的基裏延科接替切爾諾梅爾金。他的“戰術”任務重點仍是解決偷稅漏稅問題，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然而，當年8月壹場嚴重的金融危機使葉利欽不得不再次換馬。
各派均能接受的普裏馬科夫主政後的“戰術”任務是維持社會政治穩定。普裏馬科夫政府明顯具有左派色彩，主張結束激進經濟改革，重新評價私有化進程，加強國家對國有資產控制，這些顯然與葉利欽壹貫支持的經濟政策不合拍。政府大力整頓經濟秩序、肅貪反腐，隱隱約約戳到了葉利欽周圍壹些人的痛處，觸及了金融工業集團和金融寡頭們的利益。顯然，這個政府不是葉利欽“自己的”政府。當該政府完成了結束政府危機、保持社會政治穩定、幫助葉利欽渡過難關的“戰術”任務後，便於1999年5月被解散了。
繼任的斯捷帕申政府的“戰術”任務是使俄羅斯重新回到葉利欽堅持的改革軌道上來。隨著杜馬選舉日益臨近，葉利欽開始感到反對派聯合、壯大的威脅，他需要壹位強有力的“自己人”來擔當總理職務，並使其以後接自己的班。在葉利欽看來，斯捷帕申對反對派手太軟，只能臨陣換將。
1999年8月，葉利欽啟用普京任總理，並明確表示希望他成為自己的接班人——下壹任總統。現在看來，葉利欽當初啟用基裏延科和斯捷帕申，是有深遠政治考慮的，這兩任總理在壹定程度上為普京未來成為總統“接班人”發揮了“探路”、“趟雷”的重要作用。
權力與道路
——駕馭局勢的高手和未能成功的改革者
葉利欽當政以來，壹個最突出的特點在於他不怕反對派，而且往往利用反對派的存在來加強自己的權力。他駕馭局勢的能力堪稱壹絕。在1993年政府與議會這兩大權力機關嚴重對立時期，葉利欽采取靈活的策略與反對派占據多數的議會周旋，利用4月25日的全民公決，取得了“民眾的再次授權”，最終在1993年10月以“炮擊白宮”的武力方式解散了“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徹底摧毀了蘇維埃制度，打垮了反對派，並於同年12月通過了新憲法，確立了以總統制為核心的三權分立的政權體制，確保了總統至高無上的權力。
在1996年總統選舉期間，面對最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俄***推舉的總統候選人久加諾夫，葉利欽再次打起反***、反“倒退”的旗號，以“超黨派”的民選總統、“民主制度”的捍衛者姿態出現，聯合了四分五裂的民主派，在第壹輪選舉未能取勝之時，又把名列第三的列別德拉了過來，最終贏得了總統選舉。
葉還常常利用生病住院之機窺視政局變化和各派動向，出院後立即采取果斷決策，迅速奪回主動權。為了贏得1996年總統選舉的勝利，他及時結束了在車臣的第壹次軍事行動；而1999年第二次車臣戰事則又被他用來提高普京及其政府的聲望。
無疑，這次葉利欽“突然”宣布辭職，讓位於總理普京，更是“高明”的壹招。這種類似“欽定繼承人”的做法，盡管還帶有蘇***選拔接班人的印跡，有悖“公平競爭”的民主原則，但其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它使其他總統候選人幾乎喪失了取勝的機會，同時也為自己贏得了好名聲。
葉利欽控制局勢的能力表明他無愧於壹個“高明的政治家”，然而他所選擇的“改革”道路、“改革”戰略卻未能將俄羅斯帶出困境，“民主政治”也遠未實現。
不成功的“改革”使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飽受艱辛，人們對國家前途深感迷惘，對改革政策非議頗多。這影響了葉利欽的威信，也使各種反對派擁有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社會基礎。
葉利欽在總攬國家大權、嫻熟運用手中權力自如應付復雜局面的同時，越來越顯示出“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的特點，並因此而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批評。
更為嚴重的是，葉利欽周圍的人和壹些金融寡頭，在私有化過程中巧取豪奪、大肆侵吞國家財產，造成嚴重的貧富差距，社會不滿情緒不斷蔓延。1999年下半年西方媒體相繼揭露出與俄羅斯執政當局及葉利欽的親屬有牽連的“洗錢案”，使當局大失臉面。
不言而喻，在今天的俄羅斯，人民享有從未有過的“民主”和“自由”。然而，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擴大民主權利、提高社會自由度固然是好事，但只有當民主能夠有助於改善生活、加強秩序和法制的時候才有意義。而在實際生活中，人們所看到的卻是另壹番景象——政治鬥爭持續不斷、國家政權軟弱無能、犯罪囂張、官員腐化、政治家不負責任。所有這些，不能不使人們對俄羅斯的“民主改革”產生種種懷疑。
顯然，“葉利欽時代”的種種問題和弊端，只能留待葉利欽的繼任者來解決了。
從“倒向西方”到“恢復大國地位”
——俄羅斯利益與統壹的維護者
相對於對內政策來說，葉利欽時代在對外政策方面所受到的批評較少，其錯誤主要發生在俄羅斯獨立之初。當時激進自由派奉行的親西方的“壹邊倒”政策，不僅未能維護國家利益，反而使西方有恃無恐，不斷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
1994年上半年，以“恢復大國地位，確保勢力範圍”為總目標的外交政策總體構想形成，俄羅斯開始拋棄對西方的“浪漫幻想”，真正從國家利益出發制定和實施外交政策。其基本點在於，為擺脫持續多年的經濟危機和推動經濟改革創造盡可能良好的外部環境；積極奉行東西方平衡的全方位外交，在對西方關系方面堅持維護國家利益，但盡可能地避免對抗；努力推動建立多極世界，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作用。
1999年科索沃戰爭以後，在葉利欽的領導下，俄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政策開始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俄羅斯強調單極與多極的矛盾是影響國際安全形勢的兩大對立趨勢，把美國和北約視為對俄羅斯的主要軍事威脅，把外部勢力支持的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視為現實的威脅。俄對形勢的判斷更趨嚴峻，認為爆發大戰的危險性增大，由此強調運用軍事手段，特別是核遏制手段維護國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外交活動中，俄羅斯始終把阻止北約東擴作為重點，並為此努力加強同獨聯體國家的軍事安全合作。針對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威脅，俄羅斯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在事關國家主權的車臣問題上表現出了堅定性。
俄羅斯出現在國際舞臺上之時，其社會政治制度已發生巨大變化。然而，中俄兩國領導人都清醒地認識到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差異並不妨礙發展兩國正常友好的國家關系。在“葉利欽時代”，中俄關系連上三個臺階：從1992年的“互視為友好國家”，上升到1994年的“建設性的夥伴關系”，隨後又上升到1996年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對此，葉利欽的積極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特別是“面向21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系”，這壹提法就是葉利欽本人在1996年4月訪華期間提出的，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贊賞和積極響應。
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系”不僅體現在建立元首會晤、總理會晤及各種委員會機制、開通了兩國最高領導人電話熱線及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等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表現為兩國本著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幹涉內政的原則，理解和支持對方為處理各自的國內問題所采取的措施；表現為兩國在國際舞臺上加強協商、合作。近年來，在壹系列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特別是在科索沃危機、抵制美國修改“反彈道導彈條約”和建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的企圖方面、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等方面，葉利欽十分重視尋求中國的支持和協作。他為推動中俄關系所作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