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榮枝案庭審結束後，最具信息增量的非虛構報道，莫過於媒體訪談到“唯壹幸存者的妻子”。不過就整體訪談的氛圍而言，“僥幸和後怕”成為主要底色，再就是“醜事”不願再提的悲催感。然而在談到勞榮枝自稱受害者並否認殺人的時候，“唯壹幸存者的妻子”卻直言：“如果不是她去找其他男人到自己的出租房，法子英也不會得逞”。
與此同時，就綁架勒索過程中勞榮枝的角色感，“唯壹幸存者的妻子”也給出較為明晰的說法。在壹定程度上，勞榮枝不僅負責色誘男人到出租屋，還負責接頭被綁架者的家屬以及確認被綁架者家屬是否報警。總之，勞榮枝看起來還是比較自由的，起碼要是想擺脫法子英，是有很多機會的。
對於這樣的事實，其實跟小木匠代理律師的追問指向是壹樣的，也就是壹次被脅迫，兩次被脅迫可以理解，三次四次被脅迫，自然就有些說不過去。所以回到勞榮枝自稱受害人的因果邏輯中，顯然帶有“嘴硬”彌合“脫罪”的色彩。
當然就媒體訪談“唯壹幸存者的妻子”的報道細節而言，檢方應該從始至終都是清楚的，所以強調：“勞榮枝拒不認罪，主觀惡性極深，為保全自己，未真誠悔過，突破人性和法律底線”，也是較為合理的定性。至於媒體非虛構性的訪談，只是將具體的作案過程顯性化而已。
因此回到勞榮枝的受害人自辯上，還是應該分兩個層面去看：其壹，勞榮枝起初確實是法子英作案和性侵的工具；其二，勞榮枝被脅迫作案後，之所以不選擇逃離，應該是被“不勞而獲”所打動，畢竟法子英會給她描摹美好的未來。
所以在看待勞榮枝案時，就需要分層次進行綜合定性。說到底，如果只是涉案壹次，那麽勞榮枝所謂受害人的自辯邏輯大概率是能站住腳的，但是涉案多次，並且有機會逃走而不逃，有機會報警而不報，那麽顯而易見的案情認知，自然會傾向於“合謀”的序列。
要知道，在勞榮枝的受害人邏輯裏，最核心的主張是“因為自己是受害人，就好像作惡的行為就不存在壹樣”。對於這樣的自辯邏輯而言，看起來好像很有道理，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結果的結果不是結果”，於此就勞榮枝所言，自然就是困獸之鬥。
這方面的考量，其實從勞榮枝辯護律師的回應中也能看得出來，辯護律師跟勞榮枝見過16次，她起初只在意外界的看法，不在意判刑，相比無期徒刑寧願判死刑，經過16次會面她的心態開始改變，求生欲變強，很關心案件進展，主動要求公開審理。
在壹定程度上，勞榮枝應該是知道自己犯下什麽罪行，所以她才隱姓埋名逃亡20年，並且剛被批捕就寧願死刑。但出於本能的求生欲，她談論所謂被法子英脅迫等行為，也只能實證她最初是受害者的身份，而不能否認她後續的犯罪事實。
另外，“幸存者的妻子”面對采訪時，在談到未報警的原因時，多次提到“醜事”的說法，也算坐實勞榮枝色誘的事實，這對於推定勞榮枝和法子英合謀作案來講，是比較有力的回應。所以“幸存者的妻子”在訪談最後強調“相信法理會給出公正的判決”，也基本上是傾向重判結果的。
說到底，法理是講究事實因果主次的，而非是簡單的邏輯因果。所以就算法子英扮演著操控者的角色，不見得勞榮枝就是無辜的。因為從整體作案的環節來講，勞榮枝始終是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唯壹幸存者的妻子”才會認為：“如果不是她去找其他男人到自己的出租房，法子英也不會得逞”。
並且這裏面最為關鍵的問題在於，勞榮枝不僅是色誘的支點，更是後續確認被綁架者家屬是否報警的關鍵核驗人，所以她自稱受害人的說法，只能是實證自己被法子英傷害過，卻無法撇清她和法子英合謀作案的事實。不得不說，她確實是在突破人性和法理底線。
與此同時，讓“幸存者的妻子”復盤當年的案情是非，這本身也是比較殘酷的。壹方面，作為妻子拿著贖金去撈沾花惹草的男人，這本來就顯得很扭曲；另壹方面，但凡談判過程中出現沖突，所謂的“唯壹幸存者”就可能成為血濺出租屋的遇害者。
所以，即便時過境遷，當事人內心的可怖感應該依然是真實的，我們暫且不論當事人的公心有多重，但僅憑“唯壹幸存者”的標簽，可能私心的審判裏，就充滿無限的重判激情。而此時再看“勞家人”篤定勞榮枝被脅迫的存在，總覺得“誰家人誰心疼”是不變的情理，除此之外，多半是不被理解的惡言惡語。
不得不承認，比起對真理和正義的渴望，每個人更願意從既得利益出發，選擇性地進行自我辯護或者自我蒙蔽，而法理的存在，就在於更好的平衡其中的是非感，以此讓善意的歸善者，惡性的下地獄，直至陽光普照，正義結晶。